一天，张自忠将全学兵连集合起来，按照训练计划，他要给学兵讲授有关军法的知识，如：“有携械潜逃者处死刑，临阵退却者处死刑”等等。为了活跃连队的气氛，张自忠偏偏不说处死刑，而说扒了他的皮。当时队列中有一个胆子较大的学兵马上就说：“连长读错了，不是扒皮，而是处死刑。”于是张自忠诙谐地说：“你在哪里见过扒了皮的人还能活着。”全连士兵轰然大笑起来，一天操练的疲劳便随之而去。从此，学兵们就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张扒皮”。
苏秦回家
张自忠又给学兵们讲了一个苏秦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本出自《战国策》，其大意为：苏秦落拓归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张自忠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方式，他最后说道：“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干好了当官骑马回家了，人家就夸奖你，说小时候哭声与众不同，如同‘骑马骑马’，果真骑马当官回来了。你若不好好干，将来打垮了回家，大家都说你小时候哭声就像‘打垮打垮’，果真打垮回来”。这样给学兵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之乎者也一番，讲一遍的效果要好得多。
治军“八不打”
张自忠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进私塾读书，以致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学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自张自忠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儒学的熏陶，因此，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来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自忠，凡士兵如严重违纪，必打军棍，但却又主张“八不打”：
1长官生气时，不许打。2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3对新兵，不许打。4初次犯过者，不许打。5有病者，不许打。6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7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8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从他订下的“八不打”军规就可看出他的带兵除了“严”以外还有“仁”的成分在里面。另外，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
张灵甫哭鼻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张灵甫总是不苟言笑，令部下望而生畏，他也会哭鼻子？而且是当众哭，给人看见不止一次。
胡宗南在一师的时候，有一匹烈马谁都不让上身，别人把张灵甫找了去，三跨两骑就被他驯服了。他不但爱骑马，而且爱马成癖，简直把马当宠物养了，当了军长师长还三天两头往马厩跑，亲自督促豢养之事。张灵甫在当团长的时候，他的一匹爱马得了肺炎，奄奄一息，见兽医回天乏术，爱马卧以待毙，张灵甫陪伴在旁暗自伤心，竟然手抚马鬃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据说马亦对着主人涕泪涔涔，一人一马，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在军中传为异谈。
1938年徐州会战，74军51师在三义集围攻土肥原师团，张灵甫率305团与纪鸿儒的302团共同配合进攻日军阵地，战斗中纪团长在率部突入日军外围战壕时身负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张灵甫得知即赶往诀别，也不顾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团长的尊严，抱着纪鸿儒当众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深情，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复仇。实乃一性情中人也。
日军侵华为何不攻占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几乎侵占了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沿海带城市、东北地区均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甚至连香港、广州湾（今湛江市）、越南等英、法占领的地区也不例外，为何弹丸之地的澳门，日军始终未入侵呢？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葡萄牙非常担心日本人侵占由葡萄牙占领的澳门，遂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如果日本军队用武力侵占澳门，巴西则将已经迁往巴西的日本人全部遣送回日本。日本政府权衡利害得失，于是决定不侵占葡萄牙占领下的中国澳门。
原来，葡萄牙在16世纪初强占巴西。这里除了土著居民以外，人迹十分稀少，于是不少葡萄牙人迁移到巴西。19世纪20年代，巴西虽然宣布独立，但与葡萄牙之间仍保持着传统的密切关系。到19世纪80年代，面积达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巴西人口不过30万，葡萄牙本国人口仅有五六百万，都缺乏大量的劳动力。
早在19世纪末，巴西曾派员来中国，与当时的清政府商谈，希望中国向巴西移民。当时，中国人向往的是富庶繁华的欧美诸国，而不是偏远的、荒凉贫瘠的南美洲，故都不愿离乡背井；而且清政府认为向外移民有损大清皇朝的威仪，所以断然拒绝了巴西的建议。
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巴西又转向日本，日本是地少人多，求之不得，所以大喜过望，立即与巴西签订条约，商定每年迁移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去巴西。到“二战”爆发前夕，巴西已有300多万日本人。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葡萄牙非常担心日本人侵占由葡萄牙占领的澳门，遂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如果日本军队用武力侵占澳门，巴西则将已经迁往巴西的日本人全部遣送回日本。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虽然近在咫尺的澳门唾手可得，却始终不敢染指。葡日的背后秘密交易，才使澳门免遭战火。
抗战暴发后，作为南方的小小避难所，澳门人才荟集，不少名校迁来，造成澳门文化教育一次战时的繁荣。但是好景不长，香港为日军占领之后，澳门迅即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孤岛”。1942年的黑色春节前后，澳门人口大量流走，爱国救亡活动连遭挫折、百业凋零。
汪精卫死亡之谜
1943年秋，侵华日军节节失利，兵力不支。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1个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这真正是一桩难事，汪精卫为此坐卧不宁。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想看看有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临汪精卫官邸。汪精卫闻报，料是为壮丁、大米而来，心慌意乱，匆忙下楼迎接，不料两腿一软，摔倒在楼梯上，恰巧当年受枪伤的脊椎骨磕在楼梯棱角上，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醒来时，已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
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于是，这颗子弹便留在了汪精卫体内。
经过诊断，确诊是当年埋下枪弹的伤口撕裂，弹伤复发，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部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将留在汪体内7年之久的弹头取了出来。汪精卫及妻子都以为是因祸得福，喜不自胜。手下干将也纷纷前来医院祝贺。汪精卫也打起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但好景不长，没有几天，汪的背脊肋部的疼痛加剧，还波及腰部颈间，大小便也开始失禁，病情日益恶化起来，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
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
东条英机得知汪精卫病情后，决定让汪到日本就医。1944年3月，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几乎全身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名古屋机场。汪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医院著名医学专家经过紧急会诊，弄清了汪精卫是因弹头的铅毒入骨引起的病变。专家决定，立即给他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龟田良宏等人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一是去掉一节病骨，并同时从病人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经仿制加工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二是主张削骨去毒后任其自然愈合，不必移植。但“自然愈合”是一次试验性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最终决定采用第一套方案。
但是，就在进行手术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对汪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得执行。手术结果是：非但不能自然愈合，而且再也不能做“植骨”手术了。汪精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于1944年11月10日死在日本的医院里。
汪精卫死后，小矾内阁发了讣告，天皇也表示“痛惜”。军部仍用“海鹣”号飞机把汪的尸体送回南京，由陈璧君亲自布置，葬于梅花山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将其墓挖开，将尸骨焚化。为什么秘密行事，世人不得而知。
以上是汪精卫死在日本的“旧说”。以后又在一些书报刊物上不断出现关于汪精卫死的“新说”。
1983年9月16日，由香港《广角镜》连载霍实子先生所著《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秘》一文，对汪精卫之死提出了新说：1943年3月，汪精卫早年遇刺后背部枪弹未取出，发炎疼痛，飞往日本治疗。经名医小黑将弹头取出，嘱汪精卫养三月再返南京。汪却秘密飞回上海，化名住入虹桥医院，并用无线电通知广州德政北路其妻陈璧君，但被重庆方面侦破。蒋介石知道后，密令戴笠秘密将汪处死。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天在给汪吃的药粉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10月，汪死于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所宣布的汪精卫死于日本，是故弄玄虚。
总之，日本伪汪和蒋介石都从各自利益角度编造出来一些故事，什么《汪精卫日记》、《医院铭文》等，谁能断定是真是假。可见，汪精卫之死确是一桩历史悬案，弄清真相亦非易事。
张灵甫“古城杀妻”之不同说法
30年代初期，张灵甫率部驻四川。1933年，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四川广元人吴海兰相识，于同年冬在广元拜堂成亲。婚后，夫妻琴瑟和鸣，感情笃深。—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由于常年作战在外，身为胡宗南第一军的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不轨，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但后来对于张灵甫杀妻传出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1936年9月，国民党74师113团团长张宗灵率团随胡宗南进攻陕北苏区，他的家眷留在西安。一天，张的朋友、兄弟团的一名团长回西安探亲毕返队，张问他：“见没见到我的太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见到了，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个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两人可亲热哩。”张听罢怒火中烧，一连几日狂躁不安。实在经受不住谣传的打击，他向胡宗南请假回家，得准后，他身佩短枪，赶回家中。太太见到久别的丈夫十分高兴，精心梳洗打扮，愈发光彩照人。但张宗灵从妩媚的妻子眼中看到的只是邪恶的淫荡，就对她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饺子了，你给我包一顿吧。”妻子即到宅院那片菜畦割韭菜，张尾随在后，当其妻刚蹲下身，他拔枪对准后脑就是一击，妻子栽倒，当即身亡。张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马上返回了部队。
吴海兰的父母闻讯怒不可遏，去西安递状纸上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知道后，愤愤不平，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南京的宋美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你们要秉公严惩！”宋美龄向蒋介石吹“枕头风”，指责张宗灵的违法行为。西安各界妇女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至南京。胡宗南无奈，将此爱将送至首都，抵达南京后，张宗灵就被关进大牢，被判刑10年。蒋介石将他关进模范监狱，声称审后严办。而在1937年10月，重庆方面，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宗灵，为掩国人耳目，张宗灵更名张灵甫。 由于他书法出众，所以这段时间反而润笔颇多，南京街头张灵甫书写的招牌店名多如牛毛。但从此也看出张灵甫暴躁、多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