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实际上是企图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号下，通过对我军的控制、削弱，达到最后消灭我军的目的。他那样痛快点头并抢先任命叶挺当这个军的军长，就是想借助叶挺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我党的路线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并未简单予以肯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
毛泽东的16字斗争方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反摩擦斗争的方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我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翼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摩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摩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待需要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摩擦增加。”
他指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摩擦依然在不断的发生，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又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演讲最后他说：“对国民党的摩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就此，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口诀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口诀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这个故技，结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保住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
毛泽东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这样内容的指示：
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
在抗日战争的摩擦时期、在国共重庆和谈的时期，这“16字”斗争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
“何此受降”何应钦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隆重举行。9时9分在219名国民党陆海空军将校、51名国民政府文职官员、47名盟国代表以及88名中外记者的注视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手中接过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签名盖章的降书。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深深铭刻在了饱受日军蹂躏的国人心中。
日本军人一向以降为耻，而冈村宁次此时却感到“轻松”。冈村宁次当天日记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能让以降为耻的日军在受降签字仪式上感到轻松，那是中国方面有非常之举：何为照顾“友人”冈村宁次的面子，特将受降仪式日方不准佩军刀入场改为冈村向其呈军刀；冈村在投降席前站定致礼，何欠身还礼；日方呈降书，何站起双手接奉；冈村退席，何再次欠身致答。
纵观何应钦一生，与日本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09年何应钦等20人被选送日军振武学校学习，初次接触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回日本继续学习军事，从步兵59联队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直至毕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表示“尽保国卫民之天职”，却追随蒋介石“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一·二八事变”时面示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趁此收手，避免再以决战为主”；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之时，接替张学良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谋求“一暂时缓兵之处置”，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招致舆论谴责之时，乃谓“此次停战协定，日方表示已系十分让步，而中方报纸之宣传，对日本仍多加以侮辱”，言语间大为不满；1935年7月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淞沪会战后，面对兵临南京城下的日军，与宋希濂哀叹日本“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织，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蒋加强同日本的联系频繁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并兼任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职务。
何应钦也并非于抗日大计毫无作为，只是举措皆要惟蒋介石马首是瞻。1937年8月被蒋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4、第12集团军镇守两广（后来失守）。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由于蒋喜欢越级指挥（张治中说蒋常常隔着“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不免要为蒋的战略失策大背黑锅。不过何的军事认知也未尝没有问题。以抗战八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淞沪会战为例，认为“双方无限制增兵，我为确保江南腹地，又不能不以精锐部队与敌周旋……此时北正面只有采守势作战，逐次抵抗，与敌持久”，李宗仁则指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因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白崇禧语）。看来淞沪会战如此之大的牺牲不过是蒋为洗雪“中央军之无能”而“徒凭一时之偾兴”的恶果而已。
这样一名参谋总长能够稳坐不倒自然大有原因。何与蒋在振武学校相识，在黄埔军校相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因救了蒋一命而成莫逆。何给蒋的挽联中有谓“追随逾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家人”，关系非常由此可见。1945年8月10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又衔蒋之命“办理全面受降事宜”，这可是蒋介石心中的头等大事。盖因此时百万国民党军队尚在西北和西南，而几乎散布于19个省的共产党军队却与日伪军近在咫尺，按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如此一来岂非广大的敌后战场的日军都要向共产党军队投降，国民党军队的“桃子”实在少得可怜？为此蒋一面要美国帮助运输国民党接收部队，一面要何应钦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联络，以宽大处理为饵诱使后者保证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8月23日，何应钦终于促成了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联手，并大搞分区受降，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同日军移交接防，完成各色接收。作为回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判决本是侵华日军元凶的冈村宁次无罪。
1956年，何应钦去日本看望冈村宁次，大攀同志，颇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慨，殊不知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春秋。
毛泽东的“自责”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这天，突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身亡。一位农民拴在野外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了。事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雷电咋不打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要将此事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被毛泽东断然制止了。毛泽东说，要好好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这样的反感。一了解，原来是征粮过多，农民由于负担太重而有意见。为此，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很快，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得到了纠正。
朱德托犬救战士
罗光泽是朱德总司令在长征途中的警卫排战士，他用自己仅有的三块“藏洋”买了一条大黑狗，保卫总司令。这条大黑狗晚上专门咬生人，朱德很喜欢它，给它起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藏青”。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第二次过草地，但走了没几天就断粮了，天天吃野菜，吃得脸发青、眼发黑，浑身像面条一样软。罗光泽自知不行了，不愿连累搀扶他的两位战士，便把驳壳枪交给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解个手。”说完便躺在草地上，心情异常平静，好像睡觉一样等待着默默死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矇眬中，他觉得有一个喷着热气的嘴巴触动了他的脸庞。他吃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一看，竟吓了一跳。原来，他以为是条饿狼要吃掉他。他细一辨，才认出是“藏青”。“藏青”见他醒来，伏下身，让他挣扎着扶着它干瘦的脊梁坐起来。这时，罗光泽看到它的脖子下边拴着一条干粮袋。他解下干粮袋，发现里边有张毛边纸条，上边写道：“让‘藏青’送上最后一点炒面，吃了吧！我们实际上相距不太远，相信你一定能鼓足勇气，冲在队伍前头的！”罗光泽吃了朱德托“藏青”送来的炒面后，当天傍晚就赶上了等在一座山包上的队伍。
叶挺写“信”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一天，国民党军队从江西上饶将叶挺押到山城重庆。车到重庆，叶挺下了囚车，顺着马路朝前走。他一边走一边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党知道我的消息，尽快和党取得联系，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路边有个厕所，便灵机一动要求上厕所，特务不得不应允。厕所里臭气熏天，特务们只好守在厕所门口。叶挺利用这个机会急忙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一张纸条和5元钱。纸条上写道：“请拾信的朋友买个信封，按上面的地址发出去，本人将终身感激不尽！这5元钱作为酬谢。”写完，他顺手拣起了一块砖压在信上，砖下露出5元钱钞票的一个角。后来，这封信真的传到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看完此信，立即去找国民党重庆当局交涉。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叶挺被关押在重庆。经过周恩来义正辞严的质问和多方交涉，当局只好答应保证叶挺的人身安全、改善生活条件并在适当的时机释放叶挺。
蒋介石：这是犬子经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对付中共，不断接见各地要员。一次接见坐镇甘肃、青海两省的马步芳时，马步芳带了自己的儿子马继援一同前往。见面后，蒋介石笑容满脸地迎上前去说：“子香，近来可好？”马步芳连忙点头哈腰说：“托总裁的福，好，好。”蒋介石接着又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犬子经国。”
蒋介石这么一介绍，可把马步芳难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介绍自己的儿子。他想，总裁说他的儿子是犬子，也就是狗的儿子，那么我的儿子得比总裁的儿子级别低才行啊。于是，马步芳一指身后的儿子，向蒋介石说了一句西北土话：“这是驴子马继援！”
张自忠治军趣闻
绰号“张扒皮”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