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之后，华东野战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4月，陈毅率部与刘邓大军一起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华东诸省。
刘邓大军强渡汝河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85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十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6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6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说：“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6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使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黄维愚忠害了蒋介石
纵观黄维的军事生涯，书呆子气比较重，还十分迷信。
话说淮海战役期间，国共中原逐鹿，双方都志在这一战定下乾坤。不料战役刚开始，卧底国军多年的张、何两将军帅部倒戈，使得黄伯韬兵团被困碾庄，最后全军覆灭。国军为了挽回这被动局面，即命华中的十二兵团增援徐州，十二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可谓兵强马壮，几乎全是美式装备，号称汽车兵团。兵团司令姓黄名维，此人笃信天命，帐下虽有像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之类的悍将，可幕僚里总少不了几位算命先生。黄维兵团的十八军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前身是国军整编十一师，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算得上是国军嫡系中的嫡系。
事儿就坏在这十八军的身上！
黄维兵团在从豫南到徐州北上的途中，被刘邓的中原野战军一路围追堵截，最后滞留在徐州西南的一个小村庄——双堆集！本来凭借兵团的强大兵力，部队还可以继续推进，离开这个不起眼的村子。幕僚中有一位拆字先生却说：“司令长官，我们最好停留此地，你去看看这地名里的两个字。堆字左边的土字旁为十一，集字下面的木字旁可拆为十八，合起来便是十一佳，十八佳。大军驻留此地一定会逢凶化吉。”黄维一听这字拆得有道理，便命令部队驻守双堆集。这就有了后来的十二兵团被歼双堆集，共军活捉黄维和兵团副司令吴绍周的故事。
黄维被捉后实在是想不通，他那不可一世的十二万精兵，怎么会在短短的几个星期被共军吃掉？黄维便去请教共军高人，他的拆字幕僚哪儿没搞对。共军里果然藏有高人，他们告诉黄维说：“你的拆字官怎么就忘记了那个‘双’字？拆字可要拆全了，不能断章取义。你要是加上那双字，这小村庄的名字便是十一难、十八难，哪有不败之理？”黄维这才知道：仗打不过共军，字也拆不过！天灭我也。黄维兵败双堆集是真，这故事的真假则信不信由你。
但是国民党人说起来，黄维和黄百韬是淮海战役蒋军中最为善战也最为忠诚的部队，但也就是他们害了国民党。假如黄百韬在碾庄一打就垮，根本邱清泉就不会被粘在徐州，黄维也不会东进钻口袋，最多是壮士断腕，假如黄维在双堆集早早的投降，杜聿明恐怕早早就撤过了淮河，加上李延年、刘汝明，国民党机动作战的主力尚存，保住东南半壁河山还有希望。无奈，这两位黄将军都很顽强，而且很煽情，被围之后拼死抵抗，都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感动的老蒋也不能“弃子”，为了救黄百韬扔进了黄维兵团，为了救黄维，扔进了杜、邱、孙三个兵团！为了救杜，又把李、刘两个兵团打残！国民党就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战略决战能力。两位黄将军的忠心可谓适得其反，这“二黄”唱的是催命曲子啊。或许黄维真的是那种只适合讲武，不适合动武的将军啊。
杨虎城遇害经过
解放前夕，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下野，但是权力还牢牢掌握在手里，不但可拘押政治犯，还可直接下令杀掉。杨虎城一家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但是这一切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一点都不知道，可见特务完全是受蒋介石指使的。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作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但蒋仍对杨恨之入骨。蒋之所以恨杨，是因为杨在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过”，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到南京后，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又通过各种手段把东北军调离。杨虎城随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当年的6月16日，国民党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把他赶出了中国。
就这样，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17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离开了西安。杨虎城出国后的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杨虎城急于回国参战，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自己决定马上就从欧洲转到香港。没想到不久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杨虎城一赶到南昌就被非法关了起来，一关就是12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杨虎城被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了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
特务头子毛人凤把杨虎城等人骗到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当时的情形是：在特务队长张鸽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样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绩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刺杀。杨虎城的8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都死于血泊之中。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从被俘的“戴公祠”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被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经过原来西北军17路军的一些干部的验尸，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光于世。
国共和谈蒋介石倚重张治中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从来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通过武力“剿灭”中共。但在战争未准备好之前，往往采用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而这种与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后，几乎全落在了张治中的肩上。
就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来看，张治中确实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参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并且与中共及其领袖人物维护着良好关系。在政治主张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国内问题，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通过和谈以达到国共合作。因此，他的对外形象与政治主张使他适宜于与中共打交道。从与蒋的个人关系来看，蒋张关系比较亲近，对于张治中的忠诚，蒋介石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张没有派系，毫无个人野心，让他出面与中共接触，蒋介石比较放心。而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蒋介石也需要张治中这样的人物作缓冲，在形势需要时与中共应付”。由于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国内和平抱有“痴心梦想”，也乐于为之奔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美英苏三国合作不断增强，并都希望中国稳定，这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国内，由皖南事变而引发的国内与党内的矛盾分歧的激化，财政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共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都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1942年7月至8月，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代表同中共谈判。这是张治中第一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双方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条要求。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历时八个月的谈判成为空谈。但从此“他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角色而登场，参加了国共之间的几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完成内战的部署，更需要时间。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和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张治中等人推出去，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双方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第三天蒋介石就下达了“剿匪”密令。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飞往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新疆问题。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受挫，美苏两大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为了敷衍国内外舆论及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蒋介石与中共言和，少不了张的周旋，因此连连致电，称“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并派路过迪化的蒋经国催驾。张治中回来后，积极参加了整军谈判、东北谈判以及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为维护国内和平而奔走。而蒋介石出于他一贯敌视中共的立场，对战后与中共达成的诸项协议一直心存不甘，在关内一时不便动武的情况下，决断先在东北动武。因此，在东北调处协议刚刚签署后，蒋就态度强硬地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政府军队为接受主权进入东北境内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至此，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万般无奈的张治中只得黯然卸去三人小组之职，第三次飞越天山。同年6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张治中苦心积虑、付出大量心血而谈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化为一张废纸，懊丧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虽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当张治中当面请求回西北去时，却遭到蒋的制止，蒋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从而取得喘息的时间，然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是蒋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而棋子仍是张治中。
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不论蒋介石每次重开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对统治着想，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在北平和谈中，为把“战犯”一条从和平协定中删去，而不遗余力，就是为蒋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证。因此，张的和谈活动，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出了力，帮了忙，成为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