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蒋介石具有长期而极端密切的关系。蒋对张从大革命起，一贯赏识、提拔、重用；而张又出于一种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对蒋竭智尽忠，鞠躬尽瘁，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铸就了一条血肉难分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张对蒋的忠心耿耿是蒋重用张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蒋张关系中的一根主线。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念兵权，毫无个人野心，是蒋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由于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又把他当作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来使用，张治中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推行对中共和谈政策或应付国际压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这种工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又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加重了蒋对张治中某种程度的倚重。
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族的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19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闻一多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2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在“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闻一多还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镌刻在四烈士墓园的石壁上。3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五虎上将”卫立煌
卫立煌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终其一生，卫立煌如同一道难解的谜。而要解开这一谜团，须从卫立煌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说起……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于合肥，祖父两辈为贫农。1911年武昌起义，不满15岁的卫立煌应征新军。大革命受挫后，他转道武汉，加入湘军，成为职业军人。后经民主革命人士介绍，赴上海加盟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的队伍，成为孙中山的卫士。北伐战争中，卫立煌屡立战功，成为最年轻的“小营长”。
骁勇善战的卫立煌，多次与红军作战，“剿共”曾给他“荣誉”，也给他悔恨。1926年，卫立煌就任师长，但因未出生于浙江且不属于黄埔系，难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二人由此芥蒂丛生。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总指挥”，再次充当“围剿”红军的工具。然而，“西安事变”枪响，让他成了阶下囚。当时，卫立煌南京政府的随员家眷等四五十人，被囚禁在西京招待所。
卫立煌知道，自己“反共”闻名，必死无疑。然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不计前嫌。对此，卫立煌感慨万千，从此走上人生新起点。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个月后，更名第18集团军，隶属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阎锡山面对复杂局面，将作战指挥权交予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这样，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名义“上司”。
1939年忻口战役后，卫立煌三次与周恩来聚会。新中国成立前夕，卫立煌逃往香港隐居。周恩来致信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接到此信，卫立煌心领神会，很快成行。
抗战中，卫立煌还三会朱德总司令，并与刘少奇会面。1938年4月，卫立煌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设午宴。席间还破例饮酒，两人留下8张合影。卫立煌将其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合影视为至宝，此后长期带在身边，一直到在广州被蒋下令拘押时，才不得已销毁。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广招共产党派来的进步学生，连贴身秘书也选择共产党人。后来，他甚至通过可靠人士，询问参加共产党事宜。
然而，卫立煌这一切动向，均逃不过蒋介石耳目。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告密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派人调查，虽未得到确切证据，但终存疑虑，蒋对人说：“卫会打仗，不懂政治。”
1941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条山作战失利，免除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革去上将军衔，让其领饷奉养在成都的老母。此时，周恩来对卫立煌说：“你是受了我们的连累。”对卫立煌来说，最大安慰莫过于此话。
1943年秋，蒋介石请卫立煌到重庆，恢复其上将军衔，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大反攻。卫立煌亲临前线勘察，其场景被美随军记者拍摄，刊登于美国《时代周刊》上，名声大噪。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再次被蒋闲置，蒋介石一心内战，出资让其留洋考察。行前，卫立煌安排旧部，为来日东山再起绸缪，另借出洋之机，通过海外亲戚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1946年11月，卫立煌一行4人，由上海启程，经日本到美国。1947年春，卫立煌离美赴欧。始到英国，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汪是中国留法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到巴黎后，卫立煌密约汪德昭，一见面便开门见山，请其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卫、汪相见恨晚。卫立煌执笔写下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合作，鉴于当前环境险恶，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云云。不久汪德昭转告卫立煌，电报已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对方希望卫立煌选择时机，做有利于革命之事。
不出卫立煌所料，1947年10月，蒋介石催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到沈阳，即收到汪德昭来自巴黎的密电——“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到达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卫立煌就任“剿总”要职，但未起义，一直是历史之谜。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卫立煌难以全权调动部队，连身边的警卫团都难以指挥，而卫立煌的重要举动，随时有特务向蒋密报。因此，卫立煌到东北，除要求派援军外，只能按兵不动，故意延误战机。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东北将领消极避战。蒋介石还抛开卫立煌，亲自指挥。此时，被困锦州之敌急盼沈阳救兵，而卫立煌始终按兵不动。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守敌范汉杰以下十多万人被俘。此后，长春守敌迅速瓦解。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蒋介石名列榜首，卫立煌被列第13名。其实，中共此举颇费周章，意在对卫立煌保护，否则会加重卫立煌“通共”嫌疑。也正因如此，才躲过杀身之祸，被蒋软禁南京。逃离魔掌后，取道上海，乘英轮抵香港，此番险恶历程，成就其又一传奇。
彭德怀与“西北王”的较量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结合处，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就有“欲统中国，必据关中”之说。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在此胜利会师，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从这一天起，陕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竞技场。其中彭德怀与“西北王”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主旋律。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将军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周恩来曾评价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由于他骁勇善战，老谋深算，善于收买人心，为人狡猾奸诈，加之又深得蒋介石的宠爱，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军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枭雄。
1936年9月，胡宗南率领第一军第二次入甘。第一军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国军中的精英，号称“天下第一军”，装备精良，人员充足。“西北王”胡宗南也是杀气腾腾，入甘后就展开了对红军的猛烈攻势，迫使红军不得不从已经占领的会宁、静宁一线向北撤退。胡宗南军则对北退的红军加紧攻势，步步紧逼。
胡宗南率领第一军二次入甘的消息传出后，曾在红军高层内部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张国焘先前领教过胡宗南的厉害，深知形势的险恶，对阻击胡宗南的战略决策犹豫不决；中央红军也曾有过深刻教训，对阻击胡宗南也缺乏底气。胡宗南确实是一只凶悍的天狼，不可轻视。针对红军内部这种微妙的“惧胡”气氛，彭德怀挺身而出，欣然接受了“射狼”的重任，被委任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统一指挥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作战。
当时红军退到靖远后，已经无路可退了。靖远一旦失守，红军将落入被南北夹击的险恶境地。蒋介石也看到了靖远的军事重要性，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靖远。
面对胡宗南的步步紧逼，彭德怀欲借胡宗南的轻敌情绪，诱其深入，断其数指。他在军中训话时说：“胡宗南是一只狡猾的狼，红军是一个猎人，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老猎人。”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然而，胡宗南狡猾成性，并没有轻易冒进，钻进彭德怀布下的口袋，而是多路并进，并由另一路攻下靖远。使彭德怀第一次围歼胡宗南的设想落空。
靖远被占领，红军只好一路向东，且战且退。此时，胡宗南也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已经“不堪一击”了。他把第一军放在了追击的最前方，又兵分三路，直追东退的红军。由于“狼群”紧紧咬住红军不放，彭德怀的处境更加严峻。红军再退就要将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暴露给敌军了，这意味着红军要放弃陕北，再做一次长征。此时，在保安的毛泽东、在南京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毕竟这一仗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不敢怠慢，几乎一日数电彭德怀，讨论围歼胡宗南的计划；蒋介石更是对胡宗南寄予了厚望，鼓动胡宗南一举拿下保安。
被迫背水一战的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比较，将设伏地点选在了山城堡，准备在这里给凶狠的“胡天狼”以当头一棒。
胡宗南与彭德怀之间的追击距离，始终只差1至2天的路程。红军指战员以极高的热情，率先在山城堡四周部署好了伏击计划。20日黄昏，胡宗南部冒进的丁德隆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21日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猛攻。敌军除少数突围外，大部于22日9时被歼灭。山城堡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共歼敌一个旅和两个团，基本上消灭了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七十八师，在扭转恶劣局势的同时，大大震慑了“胡天狼”。
山城堡之战后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与山城堡之战的胜利不无关系。彭德怀在后来评价山城堡之战时曾说过：“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山城堡之战，客观上促使了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国共两党开始联手抗日。同时，也标志着彭德怀第一次“射狼”的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渴求和平、希望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的迫切愿望，肆意挑起内战，西北战场再次成为国共较量的主战场之一。时任中共西北野战兵团最高统帅的彭德怀再次展开了针对西北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胡宗南的“射狼”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