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廷锴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同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廷锴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寿年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就在此时，陈铭枢由欧洲经香港回到福建，进行联共反蒋抗日的活动。蔡廷锴开始不同意组织政府公开反蒋，主张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后经蒋光鼐再三劝告，蔡廷锴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这年8月，陈铭枢在闽取得初步公开讨蒋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策划有关事宜，随后又派陈公培来福州研究与红军如何联系的问题。蔡廷锴知道陈公培在北伐时期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蒋光鼐用绸子写了一封信给红军，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军事行动。蔡则亲自带陈公培到达水口镇，写了一张旅行条，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陈。9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蔡廷锴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很高兴。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不久，陈铭枢第二次来闽，要蔡廷锴继续派人到瑞金与中共取得联系。于是蔡廷锴又派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陈公培去瑞金。徐名鸿等人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6日与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共11条，其中第五条是：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的准备。
11月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五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来福州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蔡廷锴首先指出：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就会被南京政府消灭；并宣布十九路军扩军计划，将该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在庐山获悉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即电蔡廷锴，一再查询陈的具体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廷锴托病不能前往。几天后，蒋介石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晤谈。蔡廷锴于是电令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到黄和春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并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接蔡前往南昌。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于是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修正政纲政策问题，以及废弃国民党旗和军事、财政等问题。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在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蔡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下设五个军十个师。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15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分兵三路，合围福建。当时，蔡廷锴认为应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歼灭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续迎击南下，与东进部队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决战，将蒋介石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蒋光鼐则力主将行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不然即将主力使用在闽东方面，乘对方之虚进入浙东，打乱蒋介石的进攻计划。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却认为福州是人民政府的首都，应集中主力守福州，只要福州能确保，政治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军委会和参谋团对以上三个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并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案。
根据军委会的决定，蔡廷锴于12月20日前后变更军事部署，随即乘飞机至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区传达作战计划。12月下旬，除张炎第四军外，其他各军先后到达福州附近集结。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但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入城。次日，蔡抵莆田，得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和第三军张君蒿师激战半日，打算集中兵力先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互相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泉州布防。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险，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维寿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池、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借以对第十九路军斩草除根。
李济深遭绑架事件的始末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要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蔡廷锴等人组织福建人民政府，反蒋（介石）联共抗日。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在上海遭到了绑架。
1927年8月13日，惯于搞阴谋耍手段的蒋介石迫于国民党高层权力争夺的压力，来个“以退为攻”之计，在上海发表宣言，宣告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亦相继提请辞职，表示与蒋同进退。8月15日，南京军政要员决定组织联席会议，共商军政大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广州军政分会主席等要职的李济深出于彻底倒蒋的目的，秘密地与另一位粤籍重要将领张发奎约定同去上海会商军政事务。
当时，蒋介石虽已暂告下野，但江、浙、沪地区仍是他的势力范围，江浙财阀支持他；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首的上海流氓帮会支持他；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更是支持他，他是蒋的拜把兄弟。在此形势下，李济深自然不敢大意。为避免惊动蒋介石一方，他行前不事声张，扮做一名广东富商，从广州乘坐上海招商局的“鸿远号”客轮悄悄来到上海。这次，他只带了一名扮作仆从的贴身卫士，一只皮箱。此行确实有些冒险，但李济深胸有成竹，因为他行程相当秘密。但没想到客轮才靠泊码头，他俩就被一伙歹徒盯上。
下船后，两人刚过了检票口，便突遭十几名便衣匪徒的绑架。匪徒们缴下李济深藏于身上的手枪，然后将他俩推推搡搡地押上一辆小汽车，用手枪顶住他们的脑袋，强行蒙上眼睛，反绑双手。码头上人很多，熙熙攘攘，负责维持秩序和安全的军警们只当没看见。显然，他们与匪徒之间有默契。几辆小汽车鸣着喇叭开道，旋即驶离码头，七弯八拐，驶出大上海。最后，匪徒们将李济深和卫士押往无锡市惠山下一荒废的古寺中分开关押。在寺中，绑匪开口就勒索20万元，并恶狠狠地扬言：如不付巨款，两天内就撕票。李济深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仍以广东富商自称，说话态度从容而沉着。他告诉绑匪：他姓梁，广州人，经商为生。这次他是到上海旅行的，未带多少现金。不过，他表示可以签一张2万元的支票，用他个人的名义向上海外滩英国汇丰银行提取。绑匪们拿到现金支票后，起先将信将疑计议一阵，最后决定派人连夜去上海试一试。果然，支取出2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绑匪们大喜，以为绑住了一个“财神爷”，对李济深的态度也客气了些，为他松了捆绑，还打了一盆温水，让他洗了澡，不过，绑匪们还是严密地持枪监视他，不准他出寺门，也不准他与被关在另一处的仆人（卫士）见面，只表示不会杀了仆人。次日夜里，月明星稀，暑热渐消。然而李济深却坐卧不宁，难以入眠。他在考虑如何才能逃脱。
其时，正暗中充当绑匪头子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亲信、驻锡城警备一师副参谋长吕松昆（绰号吕麻子，也是青帮分子）闻知手下绑架到一位广东富翁，心中大喜，特潜来古寺，想狠狠地敲诈一大笔钱，发次横财。他刚进入寺门，即被正在月光树影下踱步的李济深看见。李济深甚为吃惊，此人不是我不止一次见过的杨虎的部下吕松昆吗？当年杨虎在广州担任海军代总司令兼海军陆战队司令时，这个吕松昆就是杨虎的副官兼警卫排长。他一个堂堂的高级军官，怎敢暗里为匪？吕松昆的眼也尖，一见是赫赫有名的党国要人、国民党军委会广州分会主席李济深将军，着实吓得不轻！知道手下喽罗们坏了事，他赶忙跑出寺门，登上轿子，称有要事遗忘，即魂不附体地匆匆离去。众绑匪见吕松昆神色慌张，大为惊异，争相追赶上去，问是何故。吕松昆惊魂甫定，只说他们错绑了一位党国要人，恐将惹出大祸，劝他们速速潜逃保命。这一来，绑匪们都慌了神，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有的匪徒提出事已至此，惧怕也没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返回古寺杀了那两个被绑架者以灭口。其他绑匪也附和此计。但他们的行动迟了一步。久历行伍、胆大心细的李济深在危急关头，当机立断，已及时从古寺逃出。绑匪们杀害了李济深的贴身卫士，将其尸体埋在寺后树林里，然后迅速逃离了古寺。逃出古寺后，李济深慌不择路地进了城，赶到火车站，星夜乘坐京沪列车返回上海，与正为他的失踪和安危担忧的张发奎将军会面。李济深说了自己遭到绑架的惊险经过，张发奎甚为震惊。
次日，李济深便与张发奎在张的多名便衣警卫护卫下同车赴南京。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李济深与张发奎会见了何应钦和白崇禧。会见时，李济深说了自己遭绑架｀之事，何、白听后都很气愤。白宗禧为了巩固局面，震慑一直不买他账的杨虎，决定从速处置此事。他请李济深、张发奎协助何应钦筹划军政方略，自己带领精锐的卫队营搭乘蓝钢专列驰往100多公里外的无锡，突然出现在警备一师师部。师长等人手足无措，忙行礼、接待，甚为恭敬。白崇禧久经战阵，足智多谋。他以筹商该师调防至沪杭铁路沿线为名，邀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副参谋长吕松昆等人登上自己的专车。驶了一段路，出了警备一师防区后，白崇禧突然变脸，向吕松昆询问指挥绑架李济深将军一事。
吕松昆知道凶多吉少，极力否认，百般狡赖。白崇禧盛怒之下，亲手开枪将他击毙，命卫兵们将尸体弃之荒野。而后，又严厉地训斥委实不知情的师长、副师长等人一顿，表示事情还未结束，军委会要追查到底，直到弄清真相，严办混入军中的匪类为止。师长等人唯唯称是，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当天，这个警备一师就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明令解散两个团，有亦兵亦匪嫌疑的三十余人被扣押审查。白崇禧宣布：只留下一个团限期开赴浙江台州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