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备一师从上海调驻无锡后，军纪松弛，除有一部分官兵搞绑架等犯罪活动外，扰民、敲诈乃至调戏妇女的事层出不穷，无锡商绅民众投讨无门。这一突遭整编，民心大快，但对坐镇上海的杨虎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白崇禧、何应钦等人整编他下属的部队连个招呼都不打，令他脸面无光，十分恼火。但他还是识时务的，特向李济深赔礼致歉，并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表示拥护当局整编警备一师的举措。同时为了表明下决心整顿驻沪部队，严明军纪，他还特意处决了部下十名有血案在身的官兵，裁撤了多名军官，以图挽回恶劣影响。
王稼祥遵义一票定乾坤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
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红军长征中的首次大捷
1935年2月底，毛泽东得到红军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捷报后，兴奋不已，欣然命笔，作词《忆秦娥·娄山关》。
红军在二渡赤水后，为粉碎敌人的围追计划，决定再攻遵义城，歼灭敌人部分兵力。结果在娄山关和遵义一带歼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胜利，即遵义大捷。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顿，加强了基层连队的战斗力和战略机动能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指挥下，踏上了新的征途。红军从遵义出发北上，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在泸州和宜宾间渡长江北上。由于蒋介石沿江布防，调集重兵阻止红军北渡，毛泽东当机立断，暂缓渡江，集结部队于滇东北扎西地区待命。这时敌军也云集扎西，贵州顿显空虚，于是毛泽东毅然挥师东进，出敌不意，于2月18日二渡赤水，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红军在攻占桐梓城后，即向娄山关急速前进。红军在娄山关关侧的北麓重创黔军一个团，敌军退守关口。红军在三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为夺雄关，勇猛冲杀，终于占领了关侧的制高点——点灯山，与敌对峙在关口一线。关上之敌遭红军狠击，连夜向遵义城军部告急。敌军长王家烈忙派两个团增援关口的敌人。2月26日清晨，娄山关上浓雾弥漫，寒风刺骨，红军3个团分3路从正面和东西两侧包抄关口之敌，激战至黄昏，红军终于夺下关口。敌军残部沿川黔公路向遵义城逃窜，红军在娄山关附近消灭敌军3团后，连夜南下遵义，娄山关一战，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
2月27日，红军在遵义城北击溃黔军3个团，于28日清晨占领了整个遵义城。这时，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的援兵也赶到遵义南部。敌人以吴部两个师和黔军一个团进攻遵义，敌军向红军控制的红花冈、老鸦山、插旗山诸山发动进攻，火力凶猛。红军在三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在干部团的配合下，英勇杀敌；红一军团断敌退路，老鸦山上一片战火，战斗激烈，战至黄昏，敌人大部被歼，残敌溃退。3月1日，红军一三军团连续猛击，将援敌吴奇伟残部歼灭于乌江边，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后来，红军又三渡赤水，佯攻贵阳；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利用敌军向昆明汇集的有利时机，分兵三路向金沙江疾进。红军干部团在刘伯承率领下，经90公里强行军，于5月1日占领金沙江畔皎平渡。3日至9日，红军凭借7只木船，经7昼夜，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结束，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首次大捷，是整个四渡赤水战役中的关键一战。
红军长征中为何没中过埋伏
在长征的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是为什么呢？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原来，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这要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早有远见。提前培训电讯人员，掌握破敌密码独特方式。
早在1929 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那时，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而且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百，所以，红军在长征中才能多次避过敌人的口袋阵。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不过，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长征路上陈云“神秘失踪”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人们在谈到长征这一段历史时很少提及陈云。其实，陈云也参加了长征，尽管由于中央的特殊安排，陈云没有走完全程。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一、三、八、九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
当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向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第五军团担负殿后任务。10月18日，陈云随第五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第五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当时第五军团只有两个师6个团的人马，要挡住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谈何容易！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不久，第五军团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几乎陷于全军覆没的境地。此时的陈云也越来越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红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1935年初，刘伯承和陈云率领军委纵队成功地渡过了乌江天险，于1月9日进驻贵州遵义。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陈云在发言时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陈云和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
原来，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到上海完成这一使命。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
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的天全县后，陈云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智勇贺龙，乌蒙山大回旋
贺龙虽然没有进过军校学习，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磨练成为卓越的军事家。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的战争指挥艺术可圈可点的地方随处可见。最能体现他以弱胜强的神勇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的，当数长征中的乌蒙山大回旋。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企图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圈。数十万人对一万七千人，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注定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贺龙指挥二、六军团欲北先东，计划是向贵州突围，却偏偏先从东南方向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直接威胁长沙。同时还在湘中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38支抗日武装，补充了3000余名新战士。蒋介石见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立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4个师和李觉纵队的3个师为主，组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以陶广纵队3个师和郭汝栋纵队8个团开抵沉江西岸，负责堵截；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妄想把红军消灭在澧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指挥红军向东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假象，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引向东面。然后两次抢渡巫水，转兵贵州，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完成了贺龙长征中的第一次“神来之笔”。
红二、六军团到贵州后，蒋介石随即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5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总兵力已达120个团，阻止红军北上。危急关头，贺龙指挥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瘟疫流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贺龙再次上演起声东击西的计策，率领红军一个劲向西北方向猛插。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于是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3个纵队转向西北追击。贺龙看准这个机会，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便命令尾追的3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追来时，当机立断，杀了个回马枪。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敌军一下子就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