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射狼”行动初期，西北野战军攻势凌厉，胡宗南又一次领略到了彭德怀这个精明老猎人的厉害，一失青化砭，再失洋马河，三失蟠龙，紧接着沙家店战役失败。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掩盖了胡宗南一举“夺取”延安的“辉煌功绩”，使这只凶狠的“天狼”气焰全失。面对颓败的形势，“胡天狼”仍在垂死挣扎。
1947年底，胡宗南在西北战场转入“战略防御”态势后，靠着其精良的装备，曾一度挽回了局部战场上的劣势，面对着“胡天狼”的垂死挣扎，彭德怀提出了著名的“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即消灭胡宗南剩余的两大主力之一——刘勘的二十九军，斩断胡宗南的手臂。
有经验的猎人，都会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狼崽子，结果便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成为猎人的猎物。彭德怀深谙此道，将其具体成了作战计划：打宜川，钓洛川，歼灭刘勘。
作为一只长期同中共打交道的老“天狼”胡宗南，对共产党的“围城打援”战术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西北战场上长期的军事失利，已经令这只老狼丧失了原有的沉稳理智，他开始一步步地走进猎人摆好的口袋。
1948年2月24日，彭德怀发动了宜川战役的外围战，“狼崽”张汉初急忙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刘勘的二十九军前往宜川驰援。2月25日，“老狼”刘勘被钓起，率领3万大军，驰援宜川。
长期接触共军的刘勘，深知彭德怀围城打援战术的厉害，虽然他自有一套作战计划和救援战术，却被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面对胡宗南的救援方案，刘勘虽知后果，但却不得不执行。彭德怀早已在刘勘的前面布下了大量军队，2月28日，彭德怀挥军包围了驰援宜川的刘勘二十九军，并迅速于3月1日发起围攻，全歼二十九军。3月2日，又乘胜攻下了宜川。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宜川战役就以彭德怀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宜川战役，胡宗南损失了最精锐的二十九军，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首开西北战场上一次被歼灭一个整编军部的记录。彭德怀在这次战役中狠狠地教训了胡宗南一顿，既杀了狼崽，又钓了老狼，断了胡宗南的一条手臂。
但再精明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彭德怀也不例外。他低估了胡宗南这只“天狼”反扑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轻敌，给了狡猾的胡宗南一次报复的绝好机会。彭德怀也由此在西北战场上犯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大失误，也就有了胡宗南后来大吹大擂的“西府陇东大捷”。
宜川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出击，欲趁势攻取洛川。结果洛川一月未下，胡宗南也没有再让彭德怀钓走一只老狼。围城不下，打援不成，彭德怀便率军深入胡宗南后方。野战军西进河谷，初期进展顺利，接连攻克九城，切断了西北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后又攻克了西府重镇宝鸡，对胡宗南的大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然西北野战军初期作战进展顺利，连战皆捷，但由于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胡宗南瞅准时机，连同马家军共11个旅的强大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两军行动迅速，作战主动，对野战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面对突然来临的危险，彭德怀第一次感到了紧张。他迅速组织分散的队伍进行集中突围，不得不毁掉大量缴获的军用物资。当彭德怀率军撤退到陇东地区时，又遭到了胡、马两军的第二次夹击，被迫与优势敌军展开了极为残酷的血战。
胡宗南一改过去的稳扎稳打的战术，对西北野战军展开了穷追猛打的凌厉攻势，加上马家军的全力配合，使得彭德怀深深地看到了“天狼”的凶悍：野战军主力部队与救援部队里外夹击胡、马部队，竟只能勉强突围，并且还是在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
5月7日，彭德怀又一次陷入了胡、马的包围，战斗异常残酷，形势十分严峻。所幸经过西北野战军第二总队的拼死掩护，主力部队才得以从胡、马军队的严密围攻中成功突围，回到关中地区。
对于这次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很是自责。两次战役虽然有所收获，但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损失兵力15万人。后来彭德怀也谈到了西北战场上的两大失误：一是二打榆林，“近月未下，妨害部队休整训练”；二是西府、陇东战役，因轻敌而给胡宗南造成可乘之机而失利，“被狼咬了一口”。
胡宗南则借这次战役的“胜利”，向蒋介石大大吹嘘了一番，以此来重塑“西北王”的威名。但这只“天狼”却不去整顿军队，而是整日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以后遭到更大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面对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作了深刻的反省。他开始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对失职的将领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并进行了自我检讨。经过一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迅速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地提高。
与此相反，胡宗南则在忙于以“西府陇东大捷”邀功请赏，部队作风更加腐败，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在西北战场上的较量日益剧烈，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越战越勇，锐不可挡；而胡宗南则是屡战屡败。尤其是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4个军被歼灭，在军事上处于绝境，受到蒋介石的一再斥责。蒋介石甚至产生了让胡宗南坐困挨打，为党国尽忠的打算。
1949年10月，国民党政权灭亡，蒋介石逃往台湾，胡宗南失去了靠山。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也已无处立足。念及多年的“交情”，彭德怀向胡宗南伸出了援手：“策反胡宗南。”这也是“射狼”行动的最后一步。然而胡宗南自知罪恶深重，无以面对中共，断然拒绝了彭德怀的援手，逃往台湾，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1962年，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台湾孤独谢世，一代“天狼”从此逝去。
西北战场上猎人与狼的较量，最终以猎人的胜利而告终。彭德怀虽然没能猎到胡宗南这只狡猾的“天狼”，但却使自己“猎人”的声名威震整个大西北。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说：“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我胡宗南的军事克星。”
胡宗南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为什么自己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还是输给了农民出身的彭德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对此，彭德怀一句话点破了天机：人和。历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了民心，无论你曾经多么强大，多么显赫，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蒋介石有“三不知”
世人皆知，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小老婆有多少。蒋介石也有三不知：一不知官职有多少；二不知手谕有多少；三不知盟兄弟有多少。
先说不知官职有多少。蒋介石上台以后，不但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不予人，他的官职之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就身兼要职27个，主要的有：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最高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议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统帅、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全国童子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中央大学校长……真是多如牛毛，怎么数得清呢。
再说不知手谕有多少。蒋介石当权以后，发手谕成了他的一大癖好，事无巨细，都要发个手谕。从手谕的内容上看，军事方面的最多，政治次之，党务较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事任免方面的。手谕都是他亲自下发的。从1936年至1948年4月，手谕就有120箱，这是入档的，如果加上未入档的，就更不知有多少了。
三说不知盟兄弟有多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交友之道，又莫过于结拜盟兄弟，这是蒋介石的处世经验。他自己也承认，一生中最喜“异性昆弟之交”，蒋介石可能是中国现代人物中结拜盟兄弟最多的一位。现已查出他的盟兄弟有：1903年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结拜的有周淡游等11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结拜的有陈其美、黄郛；1915年护法运动时结拜的有张静江、吴忠信、许崇智；1920年在上海交易所结拜的有戴季陶；1924年在广州黄埔军校时结拜的有王柏龄、陈肇英等；1926年北伐前夕结拜的有李宗仁，1928年二次北伐时结拜的有冯玉祥；1929年东北易帜后结拜的有张学良等。这些盟兄弟，有的早已反目成仇，有的被逼往国外，有的长期监禁，得善终者不多。此外，1925年底，蒋介石曾想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结拜，已送了帖子，汪精卫也承认了，因为陈璧君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1929年蒋介石想与唐生智结拜，有戴季陶说合，但最后被唐婉言谢绝了。总之，蒋介石的盟兄弟，不但人数多，而且情况也复杂，所以他也不知究竟谁是盟兄弟了。
傅作义被称为“七路半”
“七路半”是国民党军中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老总不是八路，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了。
抗战中，傅作义将军所部，是华北的一支重要抗战部队。傅作义亲共，战术和作风都类似“土八路”。“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军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的情报系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日本曾有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队的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35军，新编第32师统统划给了共产党。
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政治部主任”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
在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
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胡宗南与“孔二小姐”的啼笑姻缘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人称“孔二小姐”，是当时上层社会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她挑选夫婿多年，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已是二十七八的老姑娘了，仍然孑然一身。胡宗南自坐镇西北后，和中统、军统的关系一直搞得不错。这些人从西安回来后，都为胡宗南摆好：说胡宗南如何有军事才干；说胡宗南如何洁身自好，为官清廉。国民党的中常委中，也传出“蒋介石已内定胡宗南为他的接班人”的传闻。孔二小姐本来就很罗曼蒂克，听了这些传闻，不由动了芳心：“夫婿非此人莫属也！”她并不认识胡宗南，于是，就请求陈立夫为她说媒。
陈立夫与胡宗南是同乡，而且是胡宗南的老师。当年他对这个学生十分喜爱，两人有很深的师生情谊。胡宗南在军界崭露头角后，陈立夫有意要培养这位同乡兼得意门生飞黄腾达，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和巩固中统在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便让经济实力强大的“江浙财团”不断给胡宗南“输血”，使胡宗南能够不断招兵买马，扩大势力。1938年4月，陈立夫给远在西安的胡宗南发去电报，要胡宗南立即去上海，“有要事相商”。
此时，胡宗南拟增加20个步兵团，正在长沙与大资本家蔡翊祺谈判：以让蔡翊祺做集团军军需部主任为条件，要蔡翊祺出30万大洋作为扩军军费，但蔡翊祺只愿拿20万。胡觉得西北太穷，有这20万也不错，不够的再找陈立夫拨。因此，接到西安司令部转来的电报，便立即赶往上海。
谈完“公事”，陈立夫把话题一转，说：“你已经36岁了，事业上功勋显赫，个人的婚事想不想处理一下？”接着，他直截了当地推出了孔二小姐，说她非常精明能干，为许多男人所不及。若婚事成功，对胡宗南的事业也大有帮助。胡宗南虽不认识孔二小姐，但早已闻其“芳名”，一时拿不定主意，便以“国难当头，容我好好想想”为托词，为自己留了条退路。
第二天，胡宗南直奔上海宏思医院，找正在住院的戴笠商量此事。戴笠系浙江江山县人，与胡是“同乡”。戴笠不得志时，曾流落杭州街头，以赌为生。时任小学教师的胡宗南带学生去杭州春游，与戴邂逅，胡宗南对其十分同情，二人遂成知己。二人发迹后，身为军统巨头的戴笠常在蒋介石面前为胡美言。所以，胡宗南视其为挚友，每有要事必与戴笠相商。
军统和中统为争权夺利成了冤家对头。戴笠一听是陈立夫做的媒，便忍不住滔滔不绝地奚落起孔令俊来：“她那副长相，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明明是个女的，却偏爱打扮成男的，让你雄雌难辨。你就等着让她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吧！”
中统巨头把孔二小姐捧上了天，军统巨头却又把她贬入了地。胡宗南左右权衡，想来想去，决定“拖”为上策：既不正面拒绝，也不明确表态。几天后，便以“军务紧迫”为由，回西安去了。
孔二小姐见胡宗南“溜”走，便带上保镖、司机、老妈子、使女……，一大帮子人直奔西安“相亲”来了。同时，陈立夫也给胡宗南施加压力：“婚姻大事，要从党国利益考虑，也要为你今后的前途着想啊。”
胡宗南想，“百闻不如一见”，何不去“私访”一下再作定夺？当下便把侍卫组长唐西园招来，胡宗南自己化装成少尉排长，让唐西园领路直奔孔二小姐下榻的公寓。
到了公寓门口，胡宗南便和唐西园一道跟卫士闲扯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孔二小姐到院子里来了。只见她下身穿着窄窄的西装裤，上身却是燕尾式大开西装，显得不伦不类、怪诞至极。这时，女仆牵出一条狮子狗来，孔二小姐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抱起狗来与之一阵狂吻。胡宗南正想走开，牵狗的女仆又拿来一件红色背心给孔二小姐。不料，孔二小姐见拿来的衣服不合心意，就对女仆左右开弓，狠狠扇了两个耳光，女仆忙返回卧室调换衣服。孔二小姐则两手叉腰，对着女仆的背影破口大骂——活脱脱一个母夜叉。看到这里，胡宗南拉上唐西园走了。回家后便对家人吩咐：孔二小姐来访一律不见。
不久，戴笠打来电话为胡宗南宽心：“你莫担忧，我问过了，这事校长、夫人都不知道。有事我给你开脱。”一场啼笑皆非的“政治婚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邓小平硬吃“夹生饭”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场上，一场以我60万人对敌80万人的大决战开始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这场我军战史上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下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决策上，邓小平走出了一招有胆有识有谋的“险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