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公路部分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装置了炸药，因此事是高度保密的。大桥公路的路面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竣工了，只因怕敌机轰炸，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就有一二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渡江的船本来就不够用，不料在16日又因故沉没了一只，等待过江的人太多，加上战事更紧，形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当日，大桥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甚至连六和塔上也都站满了人。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感人。但有谁能知道，数百公斤炸药此时就安置在桥身上，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桥在落成之日，竟然就已面临着被炸毁的命运！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了。钱江大桥上南渡的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方面，上海和南京之间已不能通车，钱江大桥成了撤退的惟一通道，据当时的铁路局估计，22日这一天有300多台机车和超过2000节客货车通过大桥。
第二天，1937年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他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黑压压涌过来的难民，心头涌起对日寇无比的愤怒。傍晚5时，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然隐隐可见，茅以升命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随着一声巨响，这条1453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这座历经了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部撤退，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一家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尽数保存了下来，解放后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和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中的珍品，并为探明杭州市水文情况及建设钱江二桥节省了大量资金。这是后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
至此，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事情。
梁思成、林徽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月30日破土奠基，到1956年7月建成，经历了7年时间。
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建筑学家、工程专家、雕塑家、美术家、历史学家，因此，设计思想很长时间得不到统一。
有人主张以巨型雕塑体现英雄形象，有人主张建成欧洲古典的“纪念柱”或埃及的“方尖碑”样式，还有人主张建成一座“小天安门”：下面是大平台，平台上立碑，平台侧面开门，里面有展厅、展室及厕所等设施。
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担心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感会被这样的一座建筑所破坏。
所以，他们收集了古今中外许多纪念性建筑的资料，反复比较、讨论，绘制了一张又一张草图。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
1952年夏，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对碑顶暂作保留，因为有人坚持要在碑顶上放置英雄群像雕塑，梁思成坚决不同意。
1954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彭真市长拍板，碑顶采用梁思成的建议，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顶”。同时决定放弃碑顶的雕塑，因为碑高40米，上面放置群雕，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而且主题混淆，互相冲突。
当梁思成忙于纪念碑整体的设计时，林徽因则忙于纪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环等雕饰图案的设计。
她对世界各地区的花草图案进行了反复对照、研究，描绘出成百上千种花卉的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片叶，还有灵感来时匆匆勾出的草图，就像一个乐句，几个音符。
枕畔、床头、书桌前、沙发旁，到处都是一沓沓图纸。
林徽因对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严苛的地步，连素以认真著称的梁思成也有些不忍。
梁思成拣起林徽因废弃在一边的大堆图纸看着，那些或细腻凝重、或精致华美的图案吸引着他。
林徽因笔下灵动的画稿如同她笔下那些灵动的诗句一样，让梁思成爱不释手。他知道林徽因性急，哪天嫌这些画稿碍事，她就会让女佣烧掉了事。
梁思成认定这些画稿是有价值的，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在林徽因废弃的画稿堆中挑了一些装进箱里保存了起来。
但这些草图后来却毁于“文革”浩劫中。
在成百上千种图案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图案，还有牡丹、荷花、菊花组成的花卉图案，用以象征革命烈士高贵、纯洁和坚韧的品格精神。
这些图案后来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那是一组华美而浑厚、轻盈而奔放的艺术音符，镌刻在巨大的碑座四侧，谱成了纪念人民英雄的雄浑乐章。
鲁迅缘何拒绝诺奖提名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作家，但他却拒绝了这一令全世界作家孜孜以求的“荣誉”。当然，提名不意味着得奖，但不管何如，鲁迅作出这一令世人不解的决定却是事实。
故事还得从1927年说起。当时，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中国考察，他在上海听闻了鲁迅的名字以及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当时的著名文化学者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这对于中国人无疑是一个绝好的信息。于是，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不料，鲁迅却回信拒绝。他这样写道：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当时的中国，已经过了“新文化”的“洗刷”。风云中华十年，文坛上出现了许多颇有成就的作家，而鲁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杂文见长的鲁迅当然不可能像浪漫派文学家那样因为这一“提名”而飘飘然，理性让他认识到，尽管中国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但与世界文学相比，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追！
鲁迅的这封信，也流露出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解读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对鲁迅文学观的透视。鲁迅认为，这是一项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当然并非是大师的妄自菲薄。此外，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当时的世界性文学家很多，而每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必然有自己的体系，很难相融。因此，他作出了“退出”的决定，并非想吊高身价或者是故作清高。
一直以来，对于鲁迅拒绝诺贝尔的提名，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个典型的观点：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其实是将文学政治化，误解了鲁迅！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操作程序，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作家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可谓“凤毛麟角”。
1927年的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与这些世界级的大师相比，鲁迅能否“中奖”还是一个谜！
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吗
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曾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老舍的儿子舒乙在一次文学讲座上首次披露这一内幕。
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梅兰芳练画蓄须逃出虎穴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一听，十分不悦，气呼呼地走了。过了几天，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翌日，梅兰芳感到事态十分严峻，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于是他立即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
徐悲鸿三请齐白石
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藤扶梦访徐熙。
这是齐白石为赠与徐悲鸿的《月下寻归图》的题诗，由衷感激徐悲鸿“草庐三顾”的识拔之恩。
1928年秋，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他用心物色遴选教授，意向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
齐白石少年习画，经半个世纪刻苦精勤、不懈努力，终于跻身画坛大家之列，于1920年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徐悲鸿一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画技，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9月初的一天，徐悲鸿来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道明来意：“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
“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还不少呢，齐先生老马识途，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正是大有用武之时。”徐悲鸿挽请说。
齐白石还是不答应：“教授责任重大，还是另请高明的为好，以免误人子弟。”
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盛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
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敬爱之心，诚恳迫切相邀。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工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