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先生的顾虑不无道理，但大可不必。”徐悲鸿情真意切道：“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
“不敢，不敢，徐院长太谦逊了。”齐白石摇手不迭。
“事实正是这样，并非过谦。”徐悲鸿继而保证道：“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的理论，只要作画示范稍加要领提示即可。开学之初，我陪着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
齐白石发自内心的感动，终于点头了：“那就试一试吧。”
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着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有加介绍了齐白石的高超造诣。又言出行随，为齐白石“护驾”。考虑到齐白石的确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予多方照顾：入冬以后天气寒冷，给他在讲台边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个电扇；刮风下雨，又派车接送往来，可谓无微不至。
一双慧眼识“二石”
在我国画坛上，向有“南北二石”之说，北指齐白石，南指傅抱石。而十分赏识和支持“二石”的，其中就有徐悲鸿。徐和“二石”的亲密友谊是世人共知的。
1917年，57岁的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刻印卖画为生。当时的京派正宗画家出于封建文人的偏见，根本瞧不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致使齐白石的画虽然定价很低，但仍很少有人购买。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我的润格（卖画的价钱），一个扇面，实价银币二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1928年，年仅34岁的徐悲鸿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对齐白石那雅俗共赏、形神兼美的艺术风格极为推崇，称其作品可与徐渭、虚谷、任伯年等大师的艺术媲美。徐曾三次到齐家相请，聘他担任教授，一时轰动京城。每逢画展，徐总是在齐的作品下面贴上“徐悲鸿定”的条子，表示对齐画的评定。又为齐编画集、写序言，亲自联系出版社出版，以提高齐在画坛上的地位。齐白石感激莫名，写诗：“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独倾瞻徐君。……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表达了他对徐有恩在己与“识拔于困厄之中”的感激之情。
傅抱石出身贫寒，虽然画得一手好画，却无人赏识。1933年，傅抱石带着一包袱画作去请教客居南昌的徐悲鸿。因初访未遇，只好留画怏怏而去。徐见其画，不胜欢喜。徐素爱才如命，竟不顾天下大雨，跑遍南昌城，终于找到了傅抱石。为培养这位不可多得的画苑新秀，徐悲鸿找到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说：“南昌出了个傅抱石，是棵好苗，是一种希望，你们应该给一笔经费，让他深造。”可这时作为国民党攻打红军前线的江西，其省主席哪里顾得上这些。徐悲鸿只得拿出自己的一张画，果决地说：“就当你们买的一张画吧。”熊式辉碍于徐悲鸿的面子，总算答应了。后来，因所得费用不够去法国，徐只好让傅去了日本。
徐悲鸿真乃画坛伯乐。“二石”的成就，《齐白石作品选》、《傅抱石作品选》就是明证。
毛泽东、郭沫若与齐白石“争画”
齐白石是一位画坛巨匠。他的诗、画、字、印都很精湛，在中国现代画坛上堪称一绝。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齐白石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读了毛泽东真诚亲切、谦逊有礼、尊老崇文之情的信，白石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一片崇敬之情，齐白石精心选出了两方名贵的寿山石章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毛泽东”朱、白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托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方印章，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是一幅画，就让秘书保存起来，裱好。于是出现了后来的一场“争画”珍闻。
酷爱书法艺术的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枚印章，深为喜爱。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并请郭沫若作陪。
酒席间，三人浅斟慢酌，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其乐融融。毛泽东举杯感谢白石老人送给他的印章和画作。齐白石听后不禁一怔，说道：“主席，我只给您刻了两方印章，哪里送过什么画作？”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赶快把那幅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验证验证是不是自己的大作。”
这是一幅国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形态各异的小鸟，树下有一头憨厚的老牛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颇有意境。齐白石见画后恍然大悟，这是他练笔的“废品”，没注意用来给毛泽东包印章了。
齐白石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画。”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毛泽东固执地说。
齐白石听罢站起身来，一甩长髯，说：“主席再不允许，我可要抢了！”
郭沫若见势忙走过来，用身体挡住画说：“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要想带走，应当问我！”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郭沫若解释说。
齐白石看看画，画上没有一个字。摇摇头，猜不透其中的含意。
郭沫若笑了起来，他指着画说：“这树上画了几只鸟？”“五只。”
“树上五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把“上五”两个字的语气说得很重。
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好！郭老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快快与我松手，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毛泽东说。
“您的名字？”郭沫若和齐白石都愣了。
看着两个人发愣的样子，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怡然自得地说：“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画得茂盛吗？”“茂盛。”
“李树画得很茂盛——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李得盛”与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代号“李得胜”同音，所以毛泽东说此画是赠给他的。
齐白石一听乐了：“如此说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两位在卷上赏赐几个字，如何？”
二人欣然应允，毛泽东挥笔题书“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老一看，心中着实佩服毛泽东才思敏捷，出手不凡。原来这是毛主席借用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句诗，只不过改动了前两个字，用来称赞白石老人，竟是如此精当！郭沫若也不示弱，略一思忖，接着写上“画圣胸中常有诗”。这一句也很了不起，它原是陆游的一句诗作“此老胸中常有诗”。郭沫若也改动了前两个字，使它与毛泽东所写上句合成一联，对仗极为工整，可谓一丝不苟，巧夺天工！
两位诗作大家，写罢四目相对，彼此心领神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趁机卷起画轴，不容分辩地说：“感谢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既然双双题诗相赠，此画非白石莫属。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把它带走了……”
郭沫若看看毛主席，毛主席又望望郭沫若，两人目光中都流露出赞叹和笑意。毛泽东用手一指郭沫若，双臂两分，朗声说道：“你我争执了半天，却一无所得。”
齐白石得此墨宝，喜出望外。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位艺术家，三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书画奇缘
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与张大千两人，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学良是位叱咤风云、统领三军的大帅；张大千则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这两位身世、经历、禀赋、才能等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本应属风马牛不相干，但他们却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书画奇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画界，已颇富声名，但是他当时的画，还不算出类拔萃。然而他所仿作的石涛画，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常使得当时上海、北平等地的许多自称为“目中有神”的名鉴赏家，相继“上当”、“被骗”。
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年轻少帅张学良，耗费巨资，从各处搜罗到不少石涛作品，当然在这些收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张大千的仿作。
后来社会上盛传，所谓石涛的真迹，其实大半出自一个青年画家之手的仿作时，张学良也为自己的“大上其当”，而感到震惊，于是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能把假画造得天衣无缝，使海内外大名鼎鼎的各鉴赏专家也难辨真伪的假石涛高手。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由奉军少帅被调到北平，出任国军海陆空三军副司令。翌年，张大千北游故都，寄居长安客栈。
张学良便柬邀张大千吃便饭。当时友人们都提醒张大千，说这恐怕是“鸿门宴”，要小心张学良来算假石涛画的这笔账。可是张大千考虑后，还是赴宴了，不过他临出门时，已嘱咐过家人，如果逾时不归，就要托人打听关照了。
宴席上，有不少北平书画界的名流，当时张学良对张大千，颇有礼贤下士的谦恭之风，于是在张大千心里，便逐渐消除了鸿门宴的顾虑。只见酒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也不问假石涛的事，这才令张大千真正放下心中的石头。
不过张学良还是点了张大千一下，他曾拍着张大千的肩头，对着其他客人，以介绍的语气说：“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
这是张大千与张学良，第一次带有戏剧性的相识情景。从此，他们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的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送给张学良，画中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能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有一次，张大千逛北平琉璃厂，在古玩店中发现一幅《红梅图》，构图新颖、形象生动、敷色鲜明，秀逸明快，在仔细鉴赏一番后，认定是真迹，便问价钱，古玩商要价四百元大洋，但是这时的张大千，正闹“饥荒”，囊中羞涩，只好与古玩商讲明，此画保留三天，三天内等他拿钱来取。
真是巧得很，张大千刚走了不久，张学良就带着卫队，也来到这家店，他一眼就看上了那幅《红梅图》，因为古玩商惟利是图，不守信用，以六百元大洋，卖给了张学良。张大千事后得知，只有连声叹气的份。
1935年10月，张大千应杨虎城之邀，赴西安小住，数日后，正要准备回北平，这时张学良却特地来拜访他和索画，张大千因急于成行，允日后补赠，但是张学良却婉言道：“你先画吧，之后我将用专机送你回北平。”
于是张大千欲拒不能，只好又留下来，精心绘制了一幅《华山山水图》。画成后，张大千提着画，在炉边烘烤。因距炉火太近，不慎被烧着起火，连张大千的胡须也烧了。当时天色已晚，大千为了答谢张学良，遂秉烛重新再画，画出一幅更为壮丽的《华山山水图》，张学良闻之，非常感动。
70年代初期，张大千从美国到台湾，经多方的努力，才获当局批准，去拜访还在禁见中的张学良，当时张学良送给张大千一卷东西，并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家后，才能打开来看。”
张大千回到美国后，打开这卷东西一看，原来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平琉璃厂，“暗中争夺”的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张大千不由感慨万千，于是他欣然提笔，画了一幅《腊梅图》，寄赠给张学良，以报知遇之恩。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19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作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
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时，当时聂耳只有20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可能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因此，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贺绿汀与《牧童短笛》
当贺绿汀考入国立音专时，他还是一个在上海求学的穷学生。当时他住在一家缝纫店的主楼，夏天热得要命，但是贺绿汀没有被这困难吓倒，他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同时还不断地注视着音乐界的动态。虽然贺绿汀随时有辍学的危险，甚至这样差条件的房子，也都会有交不出房租的可能，就在这危难之际，有一天，他在学校的栏刊上看到了一则“征集中国风格钢琴曲”活动，是俄国作曲家兼钢琴家齐尔品在上海举办的。如果谁获优胜将能得到免费出国求学资格，并获奖金100元，而且作者的姓名必须严密封锁，任何人都不能“走后门”。得到这一消息后，贺绿汀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