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英赶美——大跃进详解
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一、开展大跃进的舆论准备
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地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随后，在基层的全体干部中，认真学习社论的精神，为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好了精神准备。
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的理解，也较为肤浅，人们还以为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工人增加生产就可以了。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一场生产运动，倒也搞得扎扎实实。各个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
二、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
到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的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知晓。在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没有其他的渠道。即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
三、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
到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
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
1958年10月1日，据《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新立村地处天津市的东郊区，于是，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到了田间，看到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当然参观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疑虑。
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
四、全面进入苦战阶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由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霎时间，整个单位就沸腾起来。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升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的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才算鸣金收兵，方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到此时，全体职工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
五、全民大炼钢铁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只能完成任务， 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口号指引下，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经验很快传开，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农民兄弟能够做到的，城里工人老大哥就更没有问题了。上级领导机关给企业直接下达了钢铁指标，各企业也都先后开始炼钢了。
由于各个单位都参与大炼钢铁，开始使用本单位的废钢材，没有几天就用光了。在当时炼钢的原料就成了大问题，只好发动全厂职工群众，收拣废钢铁，有些职工干脆就把自己家中的铁器献出。至于耐火材料和煤炭，也就顿时紧张起来，还是采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的寻找，就这样维持开工。 这些人，吃住在工厂，日夜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钢铁任务。之后，把这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了指定地点。至于这些钢铁有什么用途，就不得而知了。
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多年。
六、对“大跃进”的冷静思考
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
“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只会适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哪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38%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
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惟上是听”、“惟上是从”罢了！
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区别
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区别：应从两次政治运动背景和内容入手，区分它们的不同属性。
第一，相同点。中共中央发起两次反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影响相同。50年代末中共中央对国际和国内形势认识有误。1956年，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帝国主义借此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对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面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和改进措施。这些不同之声被视为“反党”行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加以批判。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严重背离现实。两次反右斗争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良结果。“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第二，不同点。两次反右斗争领域和属性不同。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针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而发动的（但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意见是诚恳的，正确的，是有益于党和国家建设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这场最初仅表现为思想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全面性和社会性的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打击面过大，人数过多，影响极坏。“反右倾”斗争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行为。它最初就带有政治性和路线性，并且是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反映。“反右倾”斗争把不同意见定为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提意见的人成为反党集团成员，这种“空穴来风”的政治斗争从根本上讲就是错误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反映，其后更使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政治民主制度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加速了“左”倾错误的发展、泛滥。
三年自然灾害各年受灾情况
1959年全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除了各种春旱、霜冻、洪涝灾害、风雹灾害外，还有鼠灾、蝗虫等灾害的出现都对1959年的粮食产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本年3月、4月、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1/4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在50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