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垮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1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最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有以下贻害：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当时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于是才有了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见闻
一、供应票证何其多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物资短缺，国家为了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有保障，对吃穿用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实行了计划管理，凭票证定量供应。所谓定量供应，绝不是按需供够，而是根据东西的多少，按人分等级平均供应。那时对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标准是：成人每月粮食22～25市斤，食油2～4两，肉2～5两，其实这个标准也难以保证。
困难时期使用票证的大致情况是：
1粮票，用于吃商品粮的职工干部出差，或不在单位伙食上吃饭向本人支付购买口粮的凭据（居民和饮食单位使用购粮证）。
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省通用粮票（也叫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内使用，跨省无效。
2食油票，随粮票印发。困难时期成人每月供应二两。
3布票（不种棉地区农民也有），不分供应标准，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样，每人二尺。
4其他：棉票（不种棉花地区的农民也有），每年每人一市斤。限时购买，过期作废。
糖票，无规定标准，也不保证供应。产妇、肝炎患者凭医院证明，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买一点。
烟票，职工干部不分男女，不分会不会吸烟（有的也只供给会吸烟的）平均供应二至五盒，且多为“双鱼牌”、“大刀牌”、“革新牌”、“宝成牌”劣质烟。偶有吸“前门牌”、“牡丹牌”者。
此外，还有众多的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豆渣票、花椒票等等。这些票证时有时无，就是有供应也极少，如花椒只供应一两。
机关团体有时也分配到一、二辆自行车，但要自报公议，领导批准，才能买到手。当时，有个人分到一个搪瓷杯票，他想买个搪瓷盆，于是，将“杯”涂改为“盆”，去买时被查出，受记过处分。
二、持证购物何其难
困难时期，凭票证要把供应的东西买到手也比较困难。常见到这样几种现象：
一是大摆“长蛇阵”排队购买。特别是一有什么东西的信息，马上成了“爆炸新闻”一个比一个心里急，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商店未开门，门前排队者就成了一条龙。
二是抢购旋风。遇到商业单位清仓，尤其是一条街上有这样若干摊子，困难的人们蜂拥而上，你挤他拥，男呼女叫，有的人冲罢甲摊，又闯乙摊，只见人头攒动，人浪滚滚如旋风扫地。至于抢购到什么东西，用的上用不上，哪怕挤掉帽子踏破鞋，也顾不了那么多。
三是盲目乱购。有些人在街上溜达，或出差于外地，本来没有打算买什么东西，但在市场上碰到抢购机会，也盲目地挤着排队，轮到买时，知道卖的是辣椒，只好不买了，白浪费时间，还有未结婚的老光棍抢购女性用品，真是洋相百出。
三、缺吃少喝何其苦
困难时间，凭票证把供应的东西买到手，就这点东西如何能省吃俭用，人们颇费苦心。
往锅里下米，不能像今天这么随便。一般要用量器过量或用秤称量。如果超吃了，就要缺粮断炊，所以那时，艰苦朴素，历行节约蔚然成风，“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困难时期供应的粮食品种也很复杂，有粗粮、细粮、红薯、芋头等等。做饭时如何搭配，也颇费心思。经常是“上午活动量大吃干的，下午活动量小吃稀的”。“农忙全天吃干的，农闲大多吃稀的。”
吃饭，不能放开肚皮吃饱，一般也不能自己动手舀饭。在单位食堂就餐，馍用秤称，饭用碗蒸，一人一份，不多不少。也有炊事员掌勺均分的。炊事员掌勺分饭，计量不准，也闹出些穷酸事来，因数量不够，与炊事员争争吵吵的有之；炊事员难当而“罢工”或甩勺子甩碗的有之；为多买一个馍，被管伙员训斥或夺回，二人撕打者有之。有的炊事员看人情打饭，于是大家编“陈师打饭闪两闪，罗师打菜打颤颤，王师捞面乱动弹”的顺口溜来嘲弄。
有些家庭吃饭，也有不成文的规矩，主妇掌勺分配。家中主要成员多一点，干一点；次要成员少一点，稀一点；小儿幼孙精一点，饱一点；妇老闲辈粗一点，欠一点；有“油水”的藏一点，遇到病人优待点。这反映了骨肉亲情，患难与共的美德。
不择手段觅食、乞食。困难时期供应东西少，吃不饱又没“油水”、“怕饿”，成了一种社会病态，不少人整日里愁吃想吃。有少数人为吃不择手段，不顾脸面地觅食、乞食。在机关因加班加点，饿极了因偷吃地里的生萝卜而作检讨；黑夜在群众房檐上掏麻雀蛋，遭到房主白眼；向炊事员乞讨过冷馍剩饭；与“病号”分享过残汤剩水。
困难时期，为吃为喝闹出的笑话也很多。某干部春训班结束会餐，炊事员做的红烧肉每席一碗，每碗八块，每人一块；席间，有一碗少了一块，未吃着的人找炊事员争吵，后领导知道了才叫补了一块；而另一席碗里多了一块，多的这一块谁吃呢？定不下来，后经全席人同意拈阄，就在大家聚精会神拈阄时，多余的这块肉不知被谁乘人不备而偷吃了。
四、市场买卖何其怪
自由市场早在1958年禁锢，自由买卖违法，尽管有稀少的商业门店摆着东西出售，但都是国营性质，凭票证才能买到手。不过，在困难时期也出现了奇特的市场买卖。
一是特殊市场，国营商业开设有特殊供应门市部。其供应货物多是紧缺的、高档的糖业烟酒，畜禽肉蛋以及副食糕点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营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有关上级明文规定，由商业部门签发的“特殊供应证”，凭证按月定量供应。供应对象是地、师级干部、老红军。职务越高，供应的数量越多，都按平价供应。另一种是高价商品，其价格高于同样商品的三、五倍不等，认钱不认人，只要有钱，随便可以买到。但是这种市场在大中城市才有，一般的县城不设这种商业门店；只是有时给调拨点高档商品，商业部门对其视如珍宝，藏而不露，逢年过节，用以照顾某些重要人物。那时，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元钱，面对这些高价商品，戏称“一只鸡”的工资，“两瓶酒”的干部，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呢？
看到现在营业员视顾客如“上帝”联想到那时少数营业员的“神气”令人感慨不已。那时营业员依仗着柜台上的高价商品，身价倍增，傲气十足，态度冷漠。
二是投机倒把市场。那时人们还比较谨慎守法，大量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还比较少。较多的是一些市侩小商，利用国家暂时经济困难，采用种种手段，把国家计划统一管理的一类（粮棉油）、二类（烟酒副食）物资弄到手，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这是一种无形的市场，货物不多，交易秘密，价格低于高价，高于平价。
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黑市场。买卖多以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食品为多，畜禽肉蛋极少。对这些一类商品不准上市交易的，常有市管人员盯梢稽查，一旦被抓住，就招训斥、东西被没收。为了应付这一难关，参与经营的农民所出售的农副产品不多，携带方便，伪装巧妙，不易被发现，也没有固定的集市摊点，一般多在城墙角下，岔道路口，街头巷尾。若遇到市管人员追来，一轰而散，又到别处去卖。也有将粮食等物交给亲友，由亲友单线串联代售的。如此现象名曰“黑市”。那时城镇居民生活物资不足，幸亏靠这种“黑市”补充。
“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铁人”王进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