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回旋，搞得顾祝同晕头转向，拖得万、樊、郝3个纵队疲惫不堪。就在此时，贺龙率部突然以迅猛的动作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
贺龙要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意图被敌人知道后，敌人集中了数十个团再次围追堵截。贺龙审时度势，指挥红军放弃从元谋渡过金沙江的计划，在蒋介石的3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吸引十多万滇军回防昆明。当围堵红军的滇军全部回防昆明后，红军突然调头，从石鼓、丽江安全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军队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只看见红军留下的一条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许世友智救朱德、刘伯承
1935年秋，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遭到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红一、四方面军领导的反对。为了铲除不同政见，杀一儆百，张国焘决计要对朱德和刘伯承下毒手。关于执行人选，他反复和自己的心腹参谋长李特商量，最后把这个特别的机密任务交给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具体执行。许世友手下有一个警卫手枪营，闻名红四方面军，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
于是，张国焘命令李特把许世友叫来，深夜面谈。许世友到张国焘卧室后，张国焘对他嘘寒问暖，展开拉拢人心的战术。张国焘用手在他的肩上按了一下，说：“我有一件重要任务交给你，事成之后，你就是我们四方面军的总司令。”
许世友对此迷惑不解，因为现在朱德是总司令。张国焘紧紧盯着他，说要秘密除掉朱德和刘伯承，许世友虽然历经腥风血雨，表面镇定，但还是大吃一惊。
许世友说：“张主席，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在红军的队伍中，朱德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小人物！” 张国焘很明显地不高兴了，他瞪着许世友说：“什么一般不一般的人，什么大人物小人物，他们早就想搞掉我张国焘。搞掉了我张国焘，还有四方面军吗？还有你许世友吗？真是没有见地，一介武夫。”
张国焘说最后一句话时嗓门特别大，就像是暗号一样，这时门被人推开了。许世友望了一眼来人，见是政治部保卫局的局长马煌。这个人可是张国焘身边的红人，许世友心里不禁一怔：他是不是也要对我下毒手？还是防着点好。张国焘以命令的口气说：“许军长，从你们警卫手枪营里抽出10名政治上可靠的神枪手，由保卫局的马局长带领执行。具体的事，你就不要多管了。”
许世友不禁倒抽了口气，为了掩饰自己，不露声色，随之又抽了一口烟，浓烈的烟味呛得不会抽烟的马煌不住地咳嗽。许世友这位战场上的虎将，在人们印象中，他的名字和性格有些“虎”气。因此，人们往往知道他粗率严厉的多，知道他精细温情的少；知道他尚武的多，知道他崇文的少；知道他严肃的多，知道他浪漫的少……有不少人只把他看成是雄赳赳的一介武夫，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此时，他清楚地知道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家长作风，如果不答应张国焘，他今天是出不了这个十平方米卧室的。过于鲁莽，只能表示不明智，只有爽快地答应下来，才能有希望保证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性命。于是，许世友站起了身，说：“张主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况且又是你的命令，我服从！”
张国焘命令马煌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其方案是：所选的十名神枪手，技术要过硬，必须百发百中。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打掉朱德和刘伯承。马煌指着作战地图：“从我们的住处到阿依拉山大约九十公里，我黑夜带人到这里设下埋伏，后天下午，朱德和刘伯承将带领一个警卫排从这里经过。他们是骑马而行，大约十点到这里。我们居高临下，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并且，执行任务的士兵全部要换上国民党士兵的服装，以假乱真，要给人以假象，共产党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是被国军某部击毙的……”
许世友不解地问：“朱德和刘伯承怎么会通过阿依拉山？如果通过阿依拉山，他们不就北上了吗？” 马煌说：“奥妙就在这里。朱德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北上，主席就来个将计就计，明天通知他们到红原口，带领那里的先头部队北上，张主席率总部随后就到。实际上是骗他们，骗他们到阿依拉山，然后再……”
许世友从张国焘房间出来时，已经深夜了。就在罪恶和阴谋的双手伸向朱德时，许世友决定扼住这双手，让它离开朱德远远的，而且，也为了自己的安全，许世友这位粗中有细的将军将要悄无声息地来一个将计就计。
回到军部，许世友把睡梦中的警卫手枪营营长叫醒。这位胆略超人，擒拿技术高强的年轻小伙子，是仰慕许世友的武功而来投师当兵的，是许世友最可信赖的部下。许世友把营长叫到自己的单间里，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然后粗声粗气正色地说：“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仅仅是过了几个小时，朱德率领一支马队出发了，他对张国焘改变南下方针、准备率军北上感到很满意，也很高兴马上就要见毛主席。他与同行的刘伯承不时交谈着。
张国焘也带着一支马队，远远跟在后面。这时，张国焘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队伍来到阿依拉山口，前方有一道斜长的峡谷，张国焘猜想，马煌设下的伏兵可能就在那个地段……倏然间，一个瘦长的身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座破庙前向这边招手呼喊。张国焘和许世友催马向前。这时，马煌从破庙前跌跌撞撞跑过来：“张主席，张主席——” “怎么回事？”张国焘吃了一惊，此刻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我，我们……刚到山口，就遇，遇上了一群土匪，他们是从侧翼冲下来的，没等我们还击，他们就，就向我们开了枪，个个都是神枪手……”
“其余的人呢？”许世友问。“他们都负了伤，被捆绑在庙里，我也是刚挣脱绳索，土，土匪把我们的枪都抢走了！”
“饭桶！你坏了我的大事！”张国焘说完急三火四地向庙里走去。30多名身穿国民党服装的红军战士有的伤了手，有的伤了脚，但都是轻伤，一个个都被捆得结结实实。
张国焘转过身来，怒视着马煌，质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受伤，嗯！”说完便拔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马煌下意识地知道自己的命要完了，“扑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求饶道：“张主席，张主席，我跟随您多年，您就……”
张国焘一脚将他踢开，眼中射出可怕的凶光，马煌又把目光转向许世友军长，绝望地呼喊：“许军长，许军长……” “砰！砰！”两颗子弹射了出去，马煌倒在一片乱石堆上，双目绝望地看着着张国焘，嘴唇嚅动着：“张主席，这……里面有……”他的头偏向一侧，闭上了眼睛。
许世友微微一笑，他凝望着那斜长的峡谷，仿佛看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疾速地向前奔驰的背影。
就这样，智勇双全的许世友救朱德和刘伯承二位红军将领脱险，同时，也给张国焘留下了一个至死未能解开的谜。
张、扬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曾在甘肃省平凉开过一次秘密会议。
11月下旬，张学良将军乘飞机抵兰州又转平凉。之所以在平凉开会，是因为王以哲部正驻在平凉，张学良以“督剿红军”的名义，理所当然要到平凉，这样可以掩饰谏蒋计划。如果在西安或兰州开会，不仅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又不能把胡宗南嫡系晏道刚等人拒之会外。
平凉会议极其保密。参加会议的除张学良将军及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心腹外，西北军只有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将军一人。连张学良的随从副官都没让参加。会议的安全守卫工作由“替死鬼”王政负责（王政十几岁就参加东北军，外貌与张学良极为相似，经常装扮成张学良外出，故被人戏称为“替死鬼”）。
在会上，张学良说他迟迟一个多月没到指定位置，实在是由于内心不愿意“剿共”，并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在三个办法中选一个：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够改变他的主张；第三，蒋委员长若还拒绝，只有不得已而实行兵谏。采取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已经采取的行动，在实行过程中，我是用尽心机，也可说唇干舌燥。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火气太盛，听不进去，况且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
与会的人分析讨论张学良将军讲话后，一致同意张的兵谏主张。因此，平凉秘密会议，可看成“西安事变”的预备会。
宋美龄西安事变冒死救夫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冒死斡旋救夫，化解了一场内讧危机。
1936年，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市发动政变，软禁蒋介石，迫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当时情况紧急，南京的国民政府高层主张立即进攻西安，准备牺牲蒋介石。宋美龄独排众议，力陈利害，南京各界始同意给予3天期限，于是她马上飞赴西安营救丈夫。
宋美龄甫抵西安，便将一支手枪交给澳洲顾问端纳说：“如遇军队鼓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既显示她宁死不屈的决心，也复见此行的确凶险万分。
深入虎穴的宋美龄早已收到消息，知道张学良已承认挟持蒋介石是错误的，加上张学良早年曾向宋美龄表达过爱慕之情，宋美龄甫抵西安，即找张学良谈判。
宋美龄对张学良说：“你曾对蒋委员长说，你视他为慈父，委员长也待你如亲人。”张学良深感愧疚，回答说：“如果夫人当时在西安，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其后，宋美龄说服了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蒋介石因而转危为安，化解了西安事变这场最大的内讧危机。
张、杨兵谏怎成“叛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少帅想借西安事变联苏抗日，却遭苏联方面误解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抗日政权，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打败日本的入侵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顽固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此次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惟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政策，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同意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联苏抗日计划失败，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回南京
张学良原以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
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党顽固派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拒不合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