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
吴晗长于明史，学术造诣很高，著述颇丰。他又是知名的民主战士、进步教授。解放前，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作出过卓越贡献。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党员。他还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吃饭，一起研究历史问题，还赠给他亲自签名的《毛泽东选集》。吴晗对毛泽东是真诚地尊敬和爱戴的。吴晗在毛泽东处做客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胡乔木介绍给他。毛泽东要秘书胡乔木找人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很自然地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吴晗当即欣然从命。
1959年6月16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同读者见面。
9月17日吴晗又写成《论海瑞》，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初稿写成于庐山会议之前。庐山会议后，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吴晗根据上述精神，在文章结尾加上了两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历时年余，写成《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在彩排过程中，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才改名《海瑞罢官》。
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4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曾谈到：“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姚文元这篇点名批判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在江青的直接操纵下，张春桥、姚文元等利用《文汇报》，围绕姚文元的文章，发动了一场“大辩论”。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
谭震林在10年内乱期间，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直言上书，面折廷争，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67年2月中旬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带头“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布置的“抓革命，促生产”。谭震林在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层层批斗、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把党政机关都搞瘫痪了，怎么“抓生产”？这个“炮”，今天一定要放！会议还没有开始，谭震林刚走进会场里坐下，见张春桥挟了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谭震林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他站起身，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就问：“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当众向他提出责问！他怔了一下，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定了定神，又阴阳怪气地补充说：“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张春桥的回答，愈加激怒了谭震林。他厉声说：“什么‘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气愤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他越说越激动，手指在座的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说：“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他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人？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把这半年多来憋在肚里的话，像排炮一样射出来。他严正地指出，这一次，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他提高了嗓门，洪亮的话音响彻了会场。这时，“中央文革小组”不光是张春桥，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等人也都已到场。谭震林义正词严的斥责，使这伙人感到突如其来，霎时间都张口结舌惊呆了。谭震林当着这伙人的面，又提出了所谓“渔轮停港”事件，并指名道姓，直斥江青。他说：“渔船的事情，连着逼了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会场的气氛愈加紧张了起来。至此，谢富治插上了话，讨好地说：“谭老板，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你，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这无异于火上加油。谭震林拍着座椅的靠手，大声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他撩起大衣，拎起公文包，打算离开会场，干脆不参加碰头会了。他愤慨地对张春桥等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为了对党负责，表明一个老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斗争决心，他还当众宣布：“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知青上山下乡的源起
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文革期间康生巧取豪夺珍贵文物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按当时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大量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在火堆中消失。
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书刊报》刊文称，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是中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文革期间，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又流入康生之手。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
一、借条占有
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包括康生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将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又假意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三、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当时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当时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输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开展览。
张春桥法庭受审时为何一言不发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言不发？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那么，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这要从张春桥被捕以后说起。张春桥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很快发现了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