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方面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早在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时，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提出过异议。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蒋介石执政的中国，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他建议组建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由美国、英国、苏联，可能再有另一个欧洲国家参加；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世界组织。方案很周密，言词很委婉，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
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接着又补充说，晚些时候还可能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经苏联代表询问，美国代表说，拉美代表是巴西。美国坚持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此外，巴西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说，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英国代表也表示，希望理事会还是不要有第六个常任席位，并补充说，只要一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就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后来，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宪章同时也规定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这被称为“否决权”，对于保持大国一致行动，集中力量反对地区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希望建立一种国际安全机制，以消除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冷战开始后，美苏在全球各地角逐，为了破坏对方的行动计划，两国频繁动用否决权而使“大国一致”原则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一致”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有效性。它对于防范地区冲突，遏制某些大国谋求地区霸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联合国宪章》中稳定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止到2002年，安理会总共批准执行了约55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力阻止和减缓了地区冲突的发展和扩大。这一机制在经历了冷战后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
乒乓外交——小小银球转动了地球
自从乒乓球运动诞生以来，它一直是一项并非主流的体育项目。但是在1971年，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在关注乒乓球。1971年3月，周总理在写给毛主席的一份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参加第31届日本名古屋世乒赛的政治策略，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思想。4月4日，也就是比赛结束的前三天，19岁的美国运动员科恩，错上了中国代表团的专车，庄则栋主动送给他一幅杭州织锦。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后，迅速地成为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4月6日，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同一天，尼克松总统宣布了改善对华政策。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在白宫，他们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接见。联合国总部破天荒地暂停了会议，让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小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1971年11月3日，58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北京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2年9月和1973年8月，北京又相继举行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人们发现，正是在“歌如潮，花如海”的歌声里，乒乓球不仅作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长红不衰，而且发挥了远远超过体育的作用。从1949年到1971年，与我国建交的只有34个国家。“乒乓外交”后，1971～1979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了100多个。
中国为什么奉行不结盟政策
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是根据中国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作出的选择。
清末民初的八九十年，中国是任人鱼肉的“东亚病夫”，西方列强啸聚而来，饱掠而去；即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想以夷制夷，但实际上是引狼入室，被“盟友”沙俄玩弄于股掌之上。后来，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破天荒地同英美列强结为盟国，是因为日本疯狂地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才被动地卷入盟军阵营。其后的中苏同盟墨迹未干就把中国抛进艰苦卓绝的朝鲜战争，为了苏联不同西方迎面碰撞，中国被迫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由此丧失了建国初期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几乎是独力抗击联合国军，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是自外于联合国二十年。苏联老大哥一朝翻脸居然阴谋用核袭击夷平中国的核设施，造成中国在东西方腹背受敌的战略被动。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抗美援越，却换来越南非法侵占我南沙岛礁和油气田，以及边境袭扰和迫害华侨。回顾百年来的军事外交教训，大小盟国都是占尽中国的便宜，中国不遗余力地尽无产阶级国际义务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饱经苦难，急需喘息和成长的机会和时间——中国的一切对外政策皆以此为纲。那么，表面看上去，中国需要结盟，才可能有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却一直不结盟呢？原因有三：
1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有不同的主张。苏联要维持其一家之长的游戏规则，并且从赫鲁晓夫开始迅速偏离马列主义，中国不接受。
2无盟可结。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势同水火。中国也没有资格做第三世界老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好，但也只起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
3不结盟是生存策略。中国在相当孤立的时期，如果美苏联手打击中国，中国一定垮，没有悬念。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是苏联，整垮中国后，苏联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似乎捞不到什么象样的好处。反过来，苏联单挑中国也是不划算的。中苏友好时期，中国基本上是联苏抗美的，受到苏联威胁后，中国转向联美抗苏。中国自己没有叫板的实力，所以只能奉行不结盟政策，既可以联A抗B，也可以联B抗A，于中取势，以求自保，这是正确的。
但获得喘息机会后，中国开始闭门造车，妄图独善其身（自我实验新的游戏规则），后来得到教训。
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选择：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争议。于是，包袱放下了，中国开始步入正常轨道，几千年传下来的纵横捭阖之术开始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渐渐地，我们发现，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初露端倪。
基辛格秘密访华
1969年，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改变对华政策，寻求改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途径。为此，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为了将此信息传递给中国领导人，尼克松急于找一个传话人。后来他选中了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叶海亚·汗机智巧妙地在中美领导人之间架起了通畅的“巴基斯坦渠道”，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最后，当中国总理周恩来同意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口信通过巴基斯坦外交邮袋送到华盛顿基辛格手中时，基辛格激动得跑步到尼克松卧室，将信送给尼克松。尼克松读信时，基辛格在旁边一直面带微笑。当尼克松读完信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兴高采烈，取出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
渠道打通了，派谁去中国做前期准备工作呢？根据最近解密的尼克松录音带披露，尼克松最先考虑的人选并不是基辛格，而是副总统洛克菲勒和曾任美国驻华代办处主任的布什。基辛格认为这两个人选都不合适，他对尼克松说：“派他（洛克菲勒）去倒不会出差错，但能不能完成任务就不一定了。”“布什太软了，也不够老练。”尼克松认为基辛格说的有道理。最后，经过权衡，他决定派基辛格去完成这一任务。处于当时的复杂背景，基辛格访华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有传奇色彩，也留下许多轶闻趣事。
基辛格为他的秘密访华设计了一个名为“波罗行动”的周密方案。届时，他将以“了解情况”的名义出访南亚各国和法国巴黎。在巴基斯坦，他将公开活动一整天，然后借度周末之机乘飞机飞往中国，36小时后再重新在巴基斯坦露面。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一行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按照计划，基辛格一到伊斯兰堡就装肚子痛，以便借机休息，谁知，还没离开印度，基辛格就真的肚子痛了，他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说假话，上帝要惩罚我了。”在巴基斯坦，叶海亚·汗为他作了周密的安排。宴会上，基辛格表示歉意，说他偶感不适，肚子痛了，叶海亚·汗则表示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去休养恢复，这一唱一和没引起任何人怀疑。第二天凌晨，基辛格便直奔飞机场，登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中国飞机，而他的专机仍停在飞机场显眼的地方。就这样，基辛格悄然无声地飞到了中国。两天后，他又神秘地飞回了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使命，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
基辛格完成任务后，曾和尼克松有过一次秘密通话，两人用的都是密码，尼克松问的是“波罗”，基辛格回答的是“犹洛卡”。“犹洛卡”是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狂喜地跳出澡盆时说的一句话，意为“我找到了”。基辛格用它表示，他已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基辛格因这次成功的秘密访华而备受世人瞩目，不少报道说，他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判中表现得如何机敏睿智，谈吐如何潇洒，但据翻译章含之回忆，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开始时，基辛格显得很拘谨，见到周恩来总理就紧张，身体绷得很硬，说话也不流畅，其英语发音还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发言是按准备好的发言稿宣读的。当然，基辛格毕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他的秘密访华是成功的，也是出色的。他的这次秘密访问掀开了中美外交史上新的一页。
毛泽东趣评十大元帅
纵观中国现代史，毛泽东的识才智慧和驭人之术可谓前无古人，点评一下毛泽东对几位开国元帅的考语，便知所言不虚。
1朱德：“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自从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了中共军队的偶像级的人物，长期任总司令，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朱宽和忍让、淳朴谦逊，对这样一位没有野心的忠厚长者当然会赞誉有加。
2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比较难驾驭，但打天下绝对需要这样的勇夫和猛将，就像刘备少不了张飞，李世民必须依仗尉迟敬德一样。所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会如此不吝溢美之词，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朝鲜战争没人愿挂帅，只能惟我彭大将军。
3林彪：“他一个娃娃懂什么？”这话是在林彪质疑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法，提出究竟是走弓背还是走弓弦更好时说的，与其说是长者对晚辈的训斥，不如说是师长对后生的循循善诱。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林彪多次对毛泽东发难，一句“红旗到底能扛多久”的议论引来了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宏文。长征途中，林彪甚至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但爱之深才会责之切，毛泽东始终对其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林彪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林彪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条件。
4刘伯承：“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的情况下，毛泽东风趣地引用了朱德的话。对刘伯承的才干不用多说。
5贺龙：“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曾举此例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总的来说毛泽东对贺龙还是器重的，特别是建国前后。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