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出色的外交艺术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国以及有关国家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先后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着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同周恩来握手来表示敌意。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5、6月间转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5月7日，越军攻克奠边府，法军残部8000多人全部投降，奠边府惨败，远征军精锐部队全军覆灭，犹如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投下一枚原子弹，政局一片混乱，主战的拉尼埃内阁迅速倒台。6月17日，主张迅速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激进社会党人孟戴斯·弗朗斯被推选为新总理。他在要求议会授权组阁时，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赌注：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延续近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法国政局的变化，寻求打破日内瓦会议僵局的途径，推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
尽管当时中法尚无外交关系，周总理不拘一格，不失时机地向法国代表团发出愿同法国总理会面的信息。周总理的这一建议为孟戴斯·弗朗斯所采纳，但由于中法间并无外交关系，中国总理自然不能去巴黎；法国总理也很难专程前往日内瓦会见中国总理。于是，就商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安排：两国总理在同一天分别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日内瓦会议东道国瑞士联邦政府领导人表示谢意，随后两位总理在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会晤。
6月23日，按预定计划，周总理在拜会瑞士联邦领导人后前往法国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秘密会谈。会晤一开始，周总理开门见山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再无其他条件。中国不怕威胁，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孟戴斯·弗朗斯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并表示了谋求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愿望。双方就先停战、后谈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军事代表尽快达成协议，以利于外交谈判。双方还就法越争执的焦点——如何划分越南交战双方部队集结区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越都同意停战后将各自部队从犬牙交错的实际控制区集中到越南南北部，但对南北两大集结区的界线划在哪里，双方分歧甚大。越方主张以北纬16度线为界，法方认为分界线应划在18度线附近的安南门。不过，也表示可作适当调整。
周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后，于7月3日至5日，在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主席、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等交换意见。经8次会谈，双方就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达成共识。周总理强调，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就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们不利。胡志明、武元甲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即力争在划分集结区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把战争停下来。
7月13日和17日，周总理同孟戴斯·弗朗斯两度会晤，着重谈划分界线问题，对法方施加影响。周总理强调，让步就是双方的。目前法越双方如果再做些努力，相互让步，就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双方肯在原有的立场上让一步，越方也会作出让步，就能够达成协议。孟戴斯·弗朗斯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表示法方绝不能放弃北纬17度线以南不远的九号公路。
7月20日下午，法越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又名贤良河）为两大集结区的分界线，扫除了日内瓦会议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印度支那停战。周总理从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出色体现。
7月20日，正是孟戴斯·弗朗斯许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最后限期。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于21日凌晨3时签字，虽误了几个小时，但孟戴斯·弗朗斯还是大功告成。
7月21日，周总理宴请孟戴斯·弗朗斯。法国总理笑着问周总理：“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您看我是否应该辞职？”周总理答道：“主要事情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孟戴斯·弗朗斯说：“中国总理和法国总统的意见一致。”他还风趣地说：“我向议会报告时，我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要我辞职。”宴会始终洋溢着轻松而热烈的气氛。
周总理同孟戴斯·弗朗斯的别具一格的会晤，开中法关系正常化之先河。又经过10年的周折，两国终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中美较量
在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并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恩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会后，越南主席胡志明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四警察”思想与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确定
美、英、俄、中、法五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这五个国家呢？这要从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建议说起……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二战期间，四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倡导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教训，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谋划，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
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的较为具体的计划。罗斯福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而非地区性的。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同意。12月24日，罗斯福再次郑重强调：“英国、苏联、中国、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警察”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其中也包括“世界警察”问题。
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这个机构定期在不同的地方开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并向一个较小的机构提出建议。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参加者为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再加上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洲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和一个英帝国（后改为英联邦）自治领，总共10到11个国家。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
在回答斯大林提问的过程中，罗斯福进一步补充说，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轰炸和可能的军事进攻。
斯大林赞同罗斯福关于加强制裁权的主张，他认为，联合国的最高一级机构不仅应当有权作出决定，还应该有权控制德国和日本周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以防止这两个国家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
斯大林强调说，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有权在欧洲和远东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包围德国和日本，在它们出现发动侵略的危险时，就把它们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