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是蒋介石穿开裆裤的玩伴周顺房，心里对蒋介石的感觉不比常人，他对前来督促他搬家的人放风说：
“瑞元（蒋介石原名蒋瑞元，后由易经中的“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改名中正，字介石）现在当皇帝了，想干啥就干啥了。让他自己来跟我讲，他说一声让我搬我马上就搬。”
这事很快就报给了蒋介石，蒋听完叹口气说：“由他去吧。”
至今蒋家旧居大院的右侧，仍保留着“蒋氏邻居——周顺房千层饼店”，嵌在大院的一角，显得很“另类”。
罗斯福测试宋美龄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以一口流利的美国南方英语和优雅的姿态赢得了美国大众的心，罗斯福总统甚至邀请她住在白宫。但狡猾的罗斯福很快看穿了宋美龄只是披了美式文化的皮，于是有一次问她：“如果贵国这个时候发生罢工，应该如何处置？”宋美龄用她涂着指甲油的手划过自己修长的脖子，优雅地做了个杀头的手势。罗斯福大笑，对总统夫人说：“你看。”
抗战中期，随着斯诺的报道，延安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由美国新闻记者组成的观察团专门前往延安，他们被那里的人的精神气质所感动，觉得非常鼓舞。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回来以后，他们对宋美龄说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宋美龄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瞿秋白最后的晚餐邀请
1935年6月17日，驻福建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完成了对瞿秋白执行枪决的一切部署之后，命师参谋长向贤矩将死刑命令转告瞿秋白，并询问他最后的要求。
瞿秋白听了向贤矩带来的消息后平静如常，除了希望宋希濂能允许军医陈炎冰将他《多余的话》等几篇文稿寄给武汉的一个朋友之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宋师长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希望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
宋希濂身为正规军堂堂中将师长，却不得不奉命枪杀手无寸铁的俘虏，心里正有些不自在，听说发生了死刑犯临刑前请执行者喝酒的咄咄怪事，更觉得别扭，不由得将向贤矩好一顿申斥，终于没有接受这最后的晚餐邀请。
瞿秋白少年丧母，青年丧妻，坐过北洋政府的牢，挨过共产党的斗，受过国民党的刑，十几年的肺病，几次病危，却在“油干火尽”之时被自己的同志送到敌人的枪口之下，短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凄苦和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而他虽有过脆弱和消沉，但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却是与大智慧、大勇气伴随着的洒脱和豁达，甚至在“绝灭的前夜”还不乏“永别了，豆腐”式的幽默，堪称真正的英雄本色、名士风流。
“军神”刘伯承
1915年，年仅23岁的刘伯承率领川东护国军同袁世凯作战，不幸颅顶和右眼角负了重伤。在民众的帮助和掩护下，几经辗转，他被送到重庆医治。
当时重庆有一位德国医生阿大夫，医术高明，颇为自傲自负，对畏病呼痛的病人经常大声训斥。他第一次给刘伯承做手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见刘伯承稳然安坐，不禁连连点头，口称：“好！好！”
刘伯承参加革命后，立志终身为人民大众而战。为了保护脑神经，他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
阿大夫说：“我从来没有听说不用麻醉药做这样的手术。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
刘伯承却说：“敢不敢做，是你的胆量问题；受不受得了，是我的忍耐力问题。”刘伯承用激将法将阿大夫推上了手术台。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阿大夫每割一刀，刘伯承就默数一刀，一共割了70多刀。刘伯承疼得全身冷汗直冒，咬破了手帕也不出声。
事后，阿大夫在一次宴会上对人赞誉说：“刘伯承简直是‘军神’！我从没见过有这样忍耐力的人！”
“毛奇”绰号的由来
从小时候起，毛泽东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后来，他到了长沙师范读书。在学校里他很喜欢运动，并且还自己创造了六段运动法：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的动作，使全身能获得平均运动。还创造了风浴、雪浴、雨浴等运动的方法。
有一次，学校召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同学们都争着向屋里跑，惟有毛泽东站在那里毫不在乎，任凭大雨淋浇，待大家都走后，他才从容地回到了教室，虽然他的全身已经淋得像个“落汤鸡”，但他精神抖擞，还非常高兴。
不住地连声说：“好雨，好雨，淋得真痛快！”并自豪地说：“我们年轻人，就是应该提倡这种精神，这就叫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很多同学都还清楚的记得他在日记中写道：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有其独特的个性。一天夜里，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他遍体淋漓来到蔡和森家里。蔡和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看你淋成这个样子。”
他笑着对蔡和森说：“我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这是刚从岳麓山上下来。”
蔡和森说：“真有你的。这也由了《孟子》上的那句话了‘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欣然地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爽朗。
毛泽东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为此，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毛奇”。其实，“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那时候，同学们送给毛泽东这个外号，是对他的一种赞扬。
1917年6月，湖南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四百多学生选出34人，毛泽东得票最多。其中“胆识”一项，为他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毛泽东这种特立独行、不拘一格的个性，形成了他的特色——一个领袖人物的特色。
廉洁爱国的吉鸿昌
“做官即不许发财！”
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以其铁骨铮铮、英勇善战让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还以其体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们敬仰。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吉鸿昌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只有25岁。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做事。这只碗随吉鸿昌将军走南闯北，直到他39岁牺牲。
“我是中国人！”
1931年秋，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出国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吉鸿昌的抗日活动，立逼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军权，将他流放国外。
到了美国纽约，一次，吉鸿昌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哪国人？”吉鸿昌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嘲笑和侮辱，使他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来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他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他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
林伯渠送子“三用”
林伯渠在延安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的儿子相特2岁便送到延安农村托人照看。林相特活泼可爱，模仿能力极强，经常背着双手学爸爸走路。有的同志逗孩子玩，叫他“小主席”。林伯渠知道了，严肃地指出，开这种玩笑不好，无形中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刻上超人一等的痕迹，并教导儿子说：“以后别人叫你‘小主席’你不能接受。人家问你长大做什么，你说到基层锻炼去，当一个普通的人。”
林相特到了上学年龄，林伯渠给他一个小小的土布包，装上几支铅笔和几个本子，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就应该懂事了。今天让叔叔送你去，以后你就自己走。”略一沉思后他接着说：“还要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用三吧，用三就是三用：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蔡廷锴将军”牌香烟
1932年初，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为反击日军的挑衅，在军长蔡廷锴将军等的领导下展开了坚决抵抗，这就是著名的“淞沪会战”。十九路军的壮举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振，因而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为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商家不失时机地将前方抗战事业与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推出了“蔡廷锴将军”香烟。
1932年2月，民众烟公司总经理梁培基隆重推出了“蔡廷锴将军”香烟。该烟为50支装，烟盒正面为蔡廷锴半身像，旁边有他的签字：“民众烟公司惠存，蔡廷锴赠，二一、二、十五”；反面是第十九路军战士向日军英勇抗击的场面，立即为广大市民所踊跃争购。倒不是它的质量口味高出一筹，而是民众对蔡廷锴将军十分景仰，吸“蔡廷锴将军”香烟，更能激发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张作霖是被日本人暗杀的吗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做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政府开始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
1926年1月，张作霖军队在交纳使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理不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苏联将其称为“东部铁路纠纷”，同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左派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1926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不过，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
1928年7月4日夜间，张作霖乘坐专列由北京返回沈阳。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医院不久便断气了，当时，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日本政府却让苏联政府大惑不解的主动承担了责任。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学良为何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说法甚多。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此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