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8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会长在中企协召开了第43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李巨宾、国营798厂厂长李同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陈曾敏、北京化工厂厂长杨禹刚、华北汽车制造厂厂长穆喜恒、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厂长张锡民等。大家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纪要如下：
一、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参加座谈会的厂长（经理）们认为，在党中央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们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景有各式各样的看法。外国友人曾告诫说，在中国搞市场经济不能撒手不管，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要注意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然要注意一种倾向，就是只强调公有制，而排斥其他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另一种看法是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错误地理解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这根主线抽掉了。同时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片面地理解为中国国有经济要走私有化的道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二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点是不容歪曲的。整个中国的经济，无论从现在，还是从发展来看，都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至于说到公司化，可以是独资公司，也可以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我们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凡属于涉及国计民生，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和部门，国家都要控股。
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李巨宾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骨干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点丝毫不能动摇。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之所在，必须加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的发展。
北京第三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陈曾敏认为，从全国讲，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很快。随着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将会形成和出现新的所有制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制调整的重点应当是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并允许它们相互竞争。应当根据生产力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能囿于姓“资”姓“社”，简单地采取限制其他经济成分发展的办法。目前，人们对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些担心，认为如果把公有制的比重降低到失去主体地位时，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国家要直接掌握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非竞争性部门和大型企业，例如：能源、交通、通讯等，以利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可控性。
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厂长张锡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不同。市场经济不等于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相联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公有制相联系，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两者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所有制基础。
二、充分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作用
华北汽车制造厂厂长穆喜恒认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别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是任何其他经济成分所无法替代的。现在有些人对坚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提出异议，不外乎国有企业本身机制不行、经济效益差，最后归结为只有搞私有化才行。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错误认识。但是怎样启动国有企业的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确实需要我们努力在实践中探索。
张锡民认为，评价、衡量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除了经济效益指标外，还应考察它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事实上，国有企业经营实绩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往往受传统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束缚而难于正常发展。因此，不应完全归咎于国有企业，更不能归咎于企业的所有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国有企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国大部分财政收入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国有企业还起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承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同非公有制企业相比，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是没有能力搞活，不能说国有企业竞争不过其他经济成分，也不能说所有制形式不如其他经济成分优越。主要问题是难以从旧的体制和机制中解脱出来。如果谁经营，国有资产经营权就授权给谁，变过去“我过日子，你当家”为“我过日子，我当家”，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
北京化工厂厂长杨禹刚认为：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问题，有人担心，有人迷惘，有人无所谓、推着走。部分国有企业的困境是暂时的，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主导作用。首先，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北京化工厂1984年至1993年的十年间，国家没有资本金投入，全靠贷款发展生产，实现利税2.8亿元，上缴财政1.98亿元。其次，国有企业在安定职工生活、稳定社会方面作出贡献。北京化工厂有职工4000人，其中离退休职工1200人，每年仅公费医疗就达2000多万元。一些大型社会活动都要国有企业派人参加。第三，国有企业向各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不少三资企业的员工就是国有企业培养的技术管理人员，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三资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巨宾说，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确实存在着一些困难，主要反映在经济效益和宏现调控上。一是社会负担重。国有企业承担了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大部分社会负担，投入很多。例如，一个工作20年的职工分得一套二居室住房，房屋造价就达18万元，企业每年就要把人均近1万元的住房开支平摊到成本中，这些都要冲减企业利润。尽管北京重型电机厂的产品数量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销售收入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但利润率却在1%左右。因此，国有企业效益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给人们一个模糊的印象，国有企业就是经济效益差，这种说法是简单、片面的。二是负债率很高。目前，国有企业的亏损挂账、潜亏和产成品等资产损失包袱已相当沉重，而超常的利息负担又使企业的利润下降，还贷能力锐减，实际上是在给银行“打工”。因此，要充分发挥目前企业的主导作用，必须进行彻底的清产核资，明确哪些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哪些是属于国家的投资，哪些是已经造成的呆账和损失，其主要责任者，究竟是企业、银行，还是主管部门。这个问题必须加以合理解决。现在机械制造行业的设备更新迫在眉睫。北京重型电机厂设备的新度系数仅0.37，建厂时原设计产品等级为2.2万千瓦，到90年代，已经能够生产33万千瓦的发电机，是国内第二大容量等级，技术档次很高。目前却无力拿出相应资金对原有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三是多余人员难以消化。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之前，企业多余人员负担尚难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