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视，是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的。由于时代的召唤，他走的是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尽管如此，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发展教育和科技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
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指出：教育要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建国后，毛泽东又指出，教育要为生产斗争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来临时，毛泽东又说：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我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基础，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是培养人。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人才的需要，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春，毛泽东在另一次讲话中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196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将毛泽东1957年和1958年的两个讲话合二为一，正式定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为理论依据、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而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它既指明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明确了无产阶级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德、智、体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德与智的关系是红与专的关系。毛泽东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思想和政治是灵魂，是生命线，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原则，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业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掌握专业技术知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要求；身体条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针对解放初期对学生健康重视不够的倾向，1951年毛泽东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3年6月又向全国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十分强调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和劳动的基本技能。其实质是要在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建立起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程中，使受教育者牢固树立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和重要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教育史上，欧文是第一个提出教育与劳动活动相结合、消灭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矛盾可能性的人。他还在钮文纳克创办了实验学校以揭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为此，马克思予以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他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地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因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中，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建国前他在规定“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时，就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建国以后，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教育同实践相结合的做法，要求教育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并服务社会。1965年12月他指出，旧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从小学到大学，20多年看不见水稻、小麦，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强调“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为此，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指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进一步明确要求：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容之一。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的国度里，怎样发展教育呢？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他提倡公办和民办相结合、政府办学和集体、工矿、社队办学相结合。鉴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允许保留区域性教育特征。1957年他在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会上就社办民办学校以及厂矿办学问题提出：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并同意厂矿、企业、机关办学；同年3月7日，他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再次谈到办学体制多样化的问题，询问各省私立中学的情况，并说：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1968年在“七二一”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仅要办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也要办各种业余的小学、中学、大学；不仅要办普通学校，也要办职业技术学校；不仅要办全日制学校，也要办各种半工半读学校。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刘少奇在60年代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即将学校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全日制学校，主要负责提高的任务，为高一级学校和生产部门输送合格的新生和又红又专的技术力量；第二类是半工半读的学校，主要担负普及的任务，为工农业生产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劳动后备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深化的。1949年9月，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把“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学习科学技术，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953年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把发展科技，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基本内容。当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立即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的时期。他提议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组织优秀科学家编制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向自然开战”，“向现代科学进军”。紧接着，毛泽东于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党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出。1963年，毛泽东听取聂荣臻关于新的十年科学计划的汇报时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期间，毛泽东还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三大社会实践之一。讲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讲到科研与建设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处理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的关系时，必须使科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在肯定科学技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毛泽东强调了要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要多方面关怀科技工作者，给以荣誉、信任、待遇等，要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认真执行党的发展科技的政策，等等。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段长时期里，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影响，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使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正确方针、政策没能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使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沉痛的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和汲取。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非常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与教育发展的情况，直接、具体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与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抓两个问题：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二是发展科技与教育问题。1977年5月，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8月，他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为此，他坚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从政治上解放了科学教育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9月，他在审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时，加写道：“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他表示要亲自抓教育，自告奋勇地当好教育事业的后勤。他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在1978年相继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他还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他要求提高教育质量，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教育与国民经济相适应，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这就把科技教育和生产力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以后，邓小平仍反复告诫全党，要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他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有关发展科技与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把科技与教育的发展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动力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来看待的。他强调的抓科技，一方面是加速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力量促进经济的振兴与发展，另一方面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全社会的科技意识。他强调的抓教育，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类各级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两者的根本都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以人的现代化来推进社会的现代化。所以，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
在邓小平关于发展科技与教育的论述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他首先提出或反复阐明的几个新的命题，可以说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的贡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一重要观点的新认识和新发挥，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得出的新的论断。邓小平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人必须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切实地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综合国力的加强首先有赖于科技的繁荣进步和人才的培养。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再次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繁荣科学技术。这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繁荣的关键是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邓小平认为，必须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学文化教育的水平，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否则，谈政治思想教育都是空的。他明确提出，全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在人才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不搞论资排辈。要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思想。面向现代化是指教育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必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面向世界是指教育要成为一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手段；面向未来是指教育要成为促进人类实现美好未来的根本途径。“三个面向”互为目的和手段，统一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三个面向”，把教育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与一国向别国学习、加快发展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联系起来，与人的全面发展，继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不仅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新的理论丰碑，又开辟了我国新的教育实践的广阔大道。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科技与教育方面作出了新贡献。
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领导中国阔步前进的新的思维方式，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思维。江泽民同志一贯重视发展科技和教育工作，他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教育，重视科技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就必须重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从思想上、战略上明确科技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基础作用，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教育就是基础生产力，科技、经济和教育的紧密结合就是综合国力和综合生产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党在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对教育认识的一次大飞跃。
创新思想是江泽民科技与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江泽民非常重视创新，他是从关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与否的高度来认识和界定创新的。面对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科技进步愈来愈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一态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江泽民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之后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创新的口号，它是江泽民近十几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仅汇集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的49篇著作中，除少数几篇外，大多数都用很大的篇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反复阐述创新的意义、作用和举措。他要求各行业和各部门都应当不断根据实践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创新。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深刻指出：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98年11月，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强调：“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在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2002年9月，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还全面论述了教育创新的意义、内涵、目标与途径，并谆谆告诫教育工作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只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教育创新，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才能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江泽民还对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十分关注。1998年2月，他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这年6月，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的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他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同年8月，国务院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这是继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技术创新工程”、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211工程”之后，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向21世纪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步骤。
优先发展教育是江泽民同志一贯强调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才培养之基和立国之本。”早在1994年江泽民在召开的第二次全教会上就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12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一次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来认识教育问题，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
教育方针是党和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提出的实现教育总体目标的指导思想，是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纲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教育方针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新命题。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对我国教育目的、教育宗旨、教育使命和教育任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教育不仅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且是要为人民服务。因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有时限的，而教育为人民服务则是永恒的。从教育的功能来看，教育不仅具有育人功能，而且具有社会功能。教育的育人功能主要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社会功能则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与变迁功能。“教育为人民服务”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实践，它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于国、于民都有利。
江泽民关于素质教育的论述，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加强素质教育，提升教育素质，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永恒主题。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种品质又外化为人格、知识与能力。所谓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它包括人的思想道德、智慧才能、身体生理、审美意识、劳动实践、心理人格、作风纪律等多方面的培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根本任务。毛泽东、邓小平都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但尚未形成“素质教育”概念及系统的素质教育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站在新的历史与时代的高度，根据国际教育发展的新进展，特别是针对我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在坚持“四有”新人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素质教育概念及素质教育思想。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江泽民在大会上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素质教育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江泽民还指出：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2000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他多次告诫全党同志和广大教育工作者，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十分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要求把教育工作的实绩，特别是素质教育的实绩，列为各级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和上级对下级考核以及选拔干部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赋予素质教育以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标志着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泽民还提出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想。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从教育的方针、地位和作用、性质、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我所以说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就是说对教育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要求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级政府要通力合作，以极大的热情来抓好各级各类教育。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努力学会用系统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论述教育，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尚属首次，是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建学习型社会、加强依法治教、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建设、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普及等方面有许多论述，这些都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人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改革开放的中国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人们对发展科技和教育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愈加认识深刻。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历经半个世纪的衍变、深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在刚闭幕不久的党的十七大上又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他在2007年召开的第23个教师节座谈会上专门讲道：发展教育要三个优先，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优先规划教育发展，二是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三是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的需要。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坚定决心。在科技方面，党中央也明确提出，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既是历史的传承和延伸，又是时代的发展和突破，必将为我国教育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