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艺术体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揽全局、规划未来的过程中，始终非常关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文艺运动、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独特的文艺观。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里，毛泽东深刻、透彻地阐明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源于生活。这就与各种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划清了界限。社会生活蕴涵着丰富的内容，社会生活不断延续，这就要求作家要从生活实际出发，认识和反映生活。毛泽东特别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的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强调，一切文艺工作者要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因为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客观真理，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生活。这就是文艺高于生活。
文艺工作的方向。毛泽东认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把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创作、利用提到了文艺工作方向的高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党又明确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毛泽东提出，文艺要描写人民群众，表现人民群众。不仅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描写对象，转变创作题材，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怎么写的问题。所以，必须实现作家立场、感情的转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描写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理想，描写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命运、欢乐痛苦等等。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才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把政治性与艺术性、高雅与通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拿出一个个既反映社会生活、又体现时代要求的优秀作品，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起到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在文艺创作中，毛泽东还提出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即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以此带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进步。
文艺工作的方针。1956年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认为，“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的东西；各种意见之间都可以相互争论和批评，允许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能压服，而要说服，以理服人。他还强调，文艺创作中的不同形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并非尖锐对立，完全可能并存、发展。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在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以后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又一重大发展，也是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
当然，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宗旨出发。为此，毛泽东对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用了一个“香花”和“毒草”的比喻。他提出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从而保证了在文化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的，文艺作品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衡量标准、思路是一致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恢复、继承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把新的时代精神贯注其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邓小平首先关注的是文艺的社会效果。毛泽东强调文艺起到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教育功能。无疑，这在革命时期是正确的。邓小平也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要继续发挥这种教育功能。他说：“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号召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要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他指出，任何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他在198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的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邓小平还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文艺的其他多方面的功能。“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这里，邓小平是把文艺的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同时并列提了出来。这是一个新的论断。它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文艺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工具、教育工具，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它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的之一。从文艺的多方面功能看问题，更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崇高意义。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认为不宜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我国在前几十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原则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问题，特别是违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形式主义弊端，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他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文学艺术要从属于具体的、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而是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他们获得好的条件，发展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党的领导不能对文艺横加干涉，指手画脚，否则，就会扼杀文艺生机。他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不对文艺横加干涉，尊重艺术，尊重文艺自身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劳动，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和超越。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的重要思想，要求文艺工作者正确把握文艺创作和深入生活的关系。他积极肯定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取得的成绩，也对一些脱离实际、消极颓废的作品进行了及时、深刻的批评。他对文艺工作者谈道：“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邓小平指明的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方向。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既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又体现了我们党的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调整。文艺属于人民，文艺作品要歌颂人民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要接受人民的权威的评判。也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丰富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成一种自觉的要求，落实于切实的行动。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从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一再提出要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对一段时间里不再提“百花齐放”，他认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割裂。谈到“百家争鸣”，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又重申：“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认为，要给文艺家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给他们思想和幻想的广阔天地，要使文艺发展繁荣，反对单调、机械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执行“双百”方针，并不意味着文艺可以不要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认为，“双百”方针本身就包含着积极的思想斗争，就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批评。但批评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民主说理的方法，与人为善，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只有在文艺批评的过程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批评的进行中，真理才能战胜谬误，香花才能战胜毒草，才能迎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的春天。对于毛泽东曾经强调的开展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邓小平认为，政治标准应该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衡量，艺术标准应该以是否做到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衡量。这就为两个标准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新时期文艺批评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文艺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相结合，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文艺的思想，使党的文艺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原是音乐术语，是借用它来表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主旋律”这一概念，指出：“在这些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江泽民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了详细的阐述。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是发扬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1996年，江泽民在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再次强调：反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的精神，这应该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里，他从文艺表现内容的角度对“主旋律”作了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与“百花齐放”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即发扬艺术民主，提倡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是符合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规律的。江泽民认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并不冲突。在这里，“主旋律”这个概念明确了主流文艺的价值选择，它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表达深切关怀的宏大叙事和对政治话语的引导、道德理想的张扬，是一种思想性的、精神性的因素。它并没有限制题材、体裁、内容和形式，也没有限制风格、创作方法和作品类型。相反，它为文艺创作领域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为文艺的多样化存在提供了前提。今天，“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已被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现阶段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和坚持“二为”方向的具体体现，也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保证。
那么，反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呢？江泽民认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上赢得优势”。换言之，反映主旋律的作品应该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因此，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出精品的号召，指出：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他还指出，确定文艺精品的标准是“社会效果”，即是否能做到“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反对一切向钱看，旗帜鲜明地鼓舞人民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事业而奋发进取”。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还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优秀精神产品数量的多少，反映着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江泽民文艺论述中，关于“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也十分突出。这是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它不仅同爱国主义教育相联系，而且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息息相关。文艺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一方面表现在文艺的批判继承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文艺的世界性。江泽民十分注重文艺民族性的作用，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要坚持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在建设民族文化过程中，要注重本土化的原则，要坚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如果不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土地，从自己人民的需要出发，坚持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在文化艺术领域丧失独立性，最终就会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非常危险的”。江泽民还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在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当然，保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民族特色，并不排斥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艺术成果。然而，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1996年初，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只有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讲求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民族性，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凸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总之，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是“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是“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我们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我们只有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当今我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新的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文艺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