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界把个性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创立了历史心理学，虽不免夸大了个体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但也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社会历史却是人类创建性活动的产物，尤其在巨人迈进的脚步声中，可以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作为一个时代巨人，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留下了他创业的艰辛足迹。无论如何，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终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财富。
（一）
巨人的诞生客观上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主观上则有赖于个性特质。
列宁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动摇了中国古老社会的整个体系，旧制度迅速瓦解，社会秩序失范，精神信仰危机，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动荡和灾难深渊。外国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造就近代中国革命的形势。马克思预言“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都力图按照西方社会模式改造中国面貌，然而，所有尝试都一一失败了。五四以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苦苦比较推求，终于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确实是个历史性的转折。但是，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却未能胜任历史重任，这取决于他们的个性特质。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人格，决非等闲之辈所能胜任。
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终究难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从本质上说，他只是一位书生，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急先锋，“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缺乏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阶层的了解，忽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便须由资产阶级去领导，从理论上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他更不懂得武装问题在中国的严重性，又缺乏灵活的革命策略与手腕，而且还是党内“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责任，是个“不自觉的叛徒”。大革命的失败也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
代之而起的瞿秋白，作为革命理论家、革命文学的奠基人，堪称一代文化精英，才华出众。但是，他只属于温文尔雅的学者类型，不属于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类型。他的气质、才能和学识都是文学的、理论的，缺乏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斗争的实际了解是有隔阂的，他的革命理论探索也蒙上了经院色彩，而且，他也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束缚，因此，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同样力不从心，导致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瞿秋白在狱中对此有所体悟：“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秋白悲歌留给后世深沉的思索，“狂抛心力作英雄”，“自家且了自家身”。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集团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利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情结，采用教条主义吓人，主控了中共领导机关，从而开始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灾难性闹剧。王明与秦邦宪的经历十分相似，均出生于1907年。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秦邦宪则是清朝一个县太爷的公子。两人都在上海念书，1925年，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7年入党，秦邦宪于1925年入党，1926年在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两人回国，次年主控党中央领导，年仅24岁。他们不仅在党内资历甚浅，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的经验，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几乎是空白，有的只是马列主义本本上的条条框框，脑子里装满莫斯科流行的观点。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脱颖而出，他的才能、学识开始得到全党的认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领导人民取得了一系列近乎不可思议的胜利，逐渐确立了在全党的权威领导，尽管他的领导地位遭受了张国焘、王明的多次挑战，但始终不可动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绝非偶然。
（二）
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出色地承担起历史转型期的领袖使命，同样取决于他独特的资质。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底子的毛泽东同样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承继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以天下为己任，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欣赏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终生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一贯奉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信条与作风。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即十分注重“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并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无疑，这种思维图式是传统赋予的。实践理性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影响至深至远，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知行合一，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清兵入主中原后，从顾炎武到颜元，许多正统的儒家学者痛心于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的“清谈误国”，力倡“经世致用”之新风。这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回响。亡国灭种的警钟呼唤着实学精神。毛泽东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对传统的简单承袭，他赋予传统思维模式以创造性活力，切切实实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羡慕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一起在湖南作游学式的徒步考察，“没花一个铜板”，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进行实地考察。1918年他组织一批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本人并未去，主要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认为“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脱离了对本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洞察，势必导致“闭着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般的可笑结局，“正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马克思语）。毛泽东一生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一大特质。正因为他奉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作风，使他能洞察中国国情——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及各阶级阶层的状况与习性，深谙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与运行规律，其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
渊博的学识是毛泽东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的又一得天独厚的素质。他之所以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战略眼光更宽广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毛泽东的学识除了来自对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还源于中国传统的国学和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中国文史书籍，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不涉及，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受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十分鄙视“信而好古”和“言必称希腊”的迂腐书呆子习气，注重从历史中提炼有益的积极成分。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与他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有着密切关联。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政治谋略、革命策略、文学精粹到军事战略战术、历史经验教训等等，不一而足，应有尽有，造就了他独特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古老大地的文韬武略。周恩来曾说：“读古书使他（指毛泽东——引者）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确乎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遗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历来强调“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是毛泽东学识的重大组成部分。他之研究马列主义，同样受实践理性的支配，学以致用，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则往往同时又是军事家。战争年代的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能在革命舞台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军事才能。毛泽东也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地在战争中战胜敌人而获得威信和地位的。他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全党的体认，出色的军事才干确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除天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古代兵法（毛泽东曾说他的确读过不少兵书）和历代农民战争及现实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他的军事理论有传统的继承，也有独特的创造，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涯中，日臻完善，辉煌夺目，取得赫赫战功，诚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也构成了毛泽东领导权威的一大支柱。
人类社会总是经常性地处于不断遭受自然的和人为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挑战过程中，只有对这种挑战作出成功的反应才能维持它的生存并获得发展。伟人的超凡魅力一般都在遭受严重挑战的危机时期才会得到呈现。没有挑战，就不能显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由于毛泽东一贯奉行经世致用、身体力行的准则，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着深刻理解，具有广博的学识，加上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些特殊的品质远非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所能比拟。他具备出众的组织才能和驾驭手腕。在党内斗争中，他摒弃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刚柔相济的原则，在对敌斗争中则采用刚强与灵活相结合的策略手段。所有这一切使他比其他人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阵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中国革命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权威不仅是合法化的权力，而且是由于个人的特殊才能、专长、品格或作出的贡献而形成的一种威望。它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它不是人为树立的，而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从一个人的内在实力和人格中自然渗透出来。
按照韦伯的经典理论，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具有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和个性魅力型的权威。但纯粹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各种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及相互转变的趋势。毛泽东的权威兼具法理型和个性魅力型两种类型，而后者更为突出。尼克松认识到毛泽东的确“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连他的政敌也承认他的超凡魅力。
具有特殊的品质，使毛泽东超出一般人之上，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超人，或者至少具有非凡的才能。在这些特殊的才能被认识之后，人们开始带着崇敬的心情服从他的领导。周恩来就是典型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及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从1935年开始，由于周恩来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的强有力拥护和努力，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毛泽东几乎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正确，代表着胜利。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避免了很多曲折和弯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超魅力正是在以后一系列近乎不可思议的胜利中得到强化，深深积淀在人们的理性与潜意识之中，成为自觉不自觉的信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成了扭转乾坤的关键；在重大的决策面前，他的意见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党内发生意见分歧时，大部分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他的方面靠拢。
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一般都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感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以理论掌握广大的群众，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理论家。由于他具备的特殊素质，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辉煌的理论既具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又闪烁着浪漫主义的理想，两者被如此紧密地结合为一体，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成功地发现了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的历史交接轨迹，强烈吸引着广大爱国的人们献身神圣的事业。
毛泽东确是时代巨人。他是一位睿智远虑、足智多谋而又气度恢宏、谈笑风生的政治家、革命家，又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战略家，还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理论家、哲人兼诗人。没有一个爱国的人们不为他的非凡魅力所惊叹、折服。在一个以农民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与“天下定于一尊”的文化传统氛围相辉映，毛泽东的特殊才能与神奇力量构成了“人间神”效应，1943年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中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斯诺发现，在革命者眼中，毛泽东身上具有一种神秘的“天命的力量”。
（四）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威，相反，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认为，这种“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不仅为革命斗争所必需，更是大工业生产的必然产物和要求。反对一切权威只是庸俗的个人民主主义者的幼稚行为。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起了非常作用。正是这种魅力型权威整合了全党的智慧和力量，维系着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统一；也正是部分地由于毛泽东的个性魅力的磁场作用，强烈吸引着广大爱国的人们，使延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地，聚集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对旧统治体系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
在国共斗争过程中，在关系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中，始终蕴涵着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个性的映照与力量的抗衡。与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型权威相对照，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推行军事独裁，谈不上权威。权力并不等同于权威。权力主要表现为强制力，权威不仅以权力为基础，而且主要体现为影响力。成熟的政治家一般都注重把权力转化为权威，这不仅能够强化权力的有效性，而且比赤裸裸的强制更加可靠和持久。这就可以解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统治三起三落。蒋介石的统治秘诀除军事实力外，主要是善于在最高领导层各派之间搞平衡，通过促成竞争势力之间的妥协或公开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确保自己周围的稳定。这样，一旦他失去军事优势，在派系倾轧中就不得不多次下野，从而使国民党内部自相消耗。与毛泽东的文韬武略相比较，蒋介石不过是一介武夫，显得十分拙劣。此外，毛泽东的创新灵活与蒋介石的刻板守旧，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这一切确乎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统治垮台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国共双方政治、经济、人心、军事等各方面整体较量的结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个性异质在其中留下的印记明晰可见。
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确乎是中国革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的关键。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至今还很可能在黑暗中摸索。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
（五）
毛泽东是特定时代的巨人，他的个性魅力型权威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形成并日益巩固。在这个历史的转型期，毛泽东独特的才能、学识、意志、气质与性格使他出色地承担起时代的重任，得心应手地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纵横自如。他领导中国人民跨进了现代化的门槛，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也作了许多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然而，对于骤然而至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的欠缺也暴露出来。从其读书生涯中可以看出，他的知识结构中缺乏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化管理的科学文化知识，因而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总感到力不从心。他曾这样形容“大跃进”时期的领导特征：“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痛。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虽然他一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及至1961年他还一再告诫：“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但是，他晚年的失误正是由于脱离了实际，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性格，在晚年多了后者的成分，天生的诗人气质和幻想色彩助长了急躁冒进情绪，主观能动作用被无限夸大，无法超越的经济规律对此无情地加以了否定和惩罚。尽管如此，由革命年代形成的毛泽东的超凡权威仍不可动摇，由于惯性和各种因素的作用，他的个性魅力型权威向“个人崇拜”发展。他曾说过，个人崇拜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还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不管他内心对个人崇拜态度如何，毛泽东在晚年多少有点自觉不自觉地去扮演“神”的角色，并逐渐抛弃了战争年代党内良好的民主集中制作风。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几乎系于他一人的喜怒哀乐，最终酿成灾难性厄运，也导致他晚年的悲剧。
权威领导之于个人崇拜正如真理之于谬误，仅一步之隔。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需要权威。党内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权威，并不利于党的团结与凝聚力的加强，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巩固，最终将影响现代化的进展。问题在于如何防止权威领导向个人崇拜的轨道滑行，这是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