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无不打上创立者个人的主观烙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凝结着邓小平的卓越贡献。它所具有的理论特色、方法论特色以及语言特色，与邓小平的独特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
（一）长远的战略性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具有高瞻远瞩的非凡才能，他所看到的未来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野战军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他曾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长期身居高层领导岗位，使邓小平习惯于从战略角度和高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形成了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对此，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和薄一波谈及邓小平与刘伯承的不同领导风格时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薄一波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邓小平的女儿邓琳也说过：“在工作上，他完全是个大手笔”，“他的工作方法好，不是权在手，事无巨细全包揽，而是提得起，放得下，肯放手让别人去做。”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也往往从宏观战略角度和高度谈论中国发展问题。诸如，他把和平与发展问题看做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把我国经济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目标”；把改革开放看做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发展战略”；把发展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在谈到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这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在谈到扩大开放时他又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他在谈到产品数量和质量问题时说：“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问题。”在谈到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时，他说：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战略考虑。
所谓战略性，是指从长远利益出发，着重对事物发展整体的宏观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性特色，首先体现在他的大局观上。他认为，考虑问题，必须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小局利益必须服从大局利益。他指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这就是邓小平大局观的哲学基础。从这个道理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在1975年3月，他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多次强调“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发展是硬道理。在他的理论中，发展问题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总之，“我们所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他还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作为我国的“中心任务”、“基本路线”，对此要“死扭住不放”，排除一切干扰。
在经济建设中也有大局，例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又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政治角度谈经济，是邓小平理论的又一战略特色。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的谈话中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经济发展不发展，发展快不快，“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从政治角度谈经济，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突出特点。当然，这与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不相同的。邓小平把发展经济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我党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此外，邓小平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保障，例如，中国经济要发展，关键的条件是稳定，不仅政局要稳定，政策也要稳定，不稳定，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经济体制改革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此外，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还体现在它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经济学，可称作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成了我党的领导核心，但他尽量不在具体决策部门担任职务，对他来说，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才是他责任范围以内的事。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不被具体经济事务所缠绕，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发展目标、战略、方针、政策的宏观思考和把握上。对此，邓小平曾说：“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我国经济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带有宏观经济管理性质，例如，把发展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属宏观经济管理范围；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产生示范效应，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只是个“大政策”；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也是个大原则。
（二）强烈的务实性
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型的政治家，素以务实著称。长期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务实苦干的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率先倡导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与根本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是我党“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邓小平理论充分表现了这种强烈的务实精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中务实性的根本体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人口多（其中80%是农民），耕地少，面积大，经济落后，科技文化不够发达，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注重实践，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前进，这是邓小平理论务实性的又一大特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大胆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不搞争论”，大胆试验，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摸论”，表明了他踏实的思想品质和求实的工作作风。有人把它称之为“经验主义”，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上事先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只能是一种空想，这种先验的理论越具体，也就越空想。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办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把实践作为检验政策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许多重大政策都采取大胆试验、摸索前进的办法。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部分地区实行后，有些地方和有些人一下子想不通，持观望态度，他表示要坚决地试，允许观望，“拿事实说话”，当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被人们接受以后再加以推广。试办经济特区也是这样。
邓小平理论的务实性还表现在注意实效上。战争年代的经历使邓小平形成了野战军式的战略自由、注重结果的思维习惯。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60年代初，他针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的著名的“猫论”，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姓“社”姓“资”问题的空洞争论，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邓小平从根本目标上而不是从既定原则上和具体手段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进一步提出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三条标准，完全改变了以往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思维误区是把方法、手段当做本质，邓小平坚持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从目的，引导人们走出误区，开辟了全新的天地。例如，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直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不过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场思维革命，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简洁、质朴的语言特色。这个理论是深刻的，同时又是通俗的。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稳定压倒一切”，这些格言式的论断，其中蕴涵的道理十分深奥，而理论的概括却如此简洁、明确、朴实，深入浅出，十分管用。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变成物质力量。邓小平理论一旦为人们接受，就会形成全党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很多观点是在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会见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视察各地区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以及在重大场合的讲话中阐述的，论述的是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是针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说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性。
（三）辩证的统一性
“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号召学习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57年，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辩证法。”
在邓小平看来，辩证法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它为人们提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在工作中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理论中充满了这种辩证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这就是“两点论”。
2.整体与重点。在思考全局、统筹兼顾的同时，必须突出重点。邓小平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底，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这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产业发展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产业发展必须有重点。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提出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应当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辩证思想。
3.主体与补充。在经济关系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在分配形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
4.发展与稳定。邓小平认为：发展和稳定也是辩证统一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政局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关键，同时，经济发展又为政局稳定奠定基础。
4.内因和外因。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立足于改革，同时必须对外开放。他在论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时，总和改革开放相联系，形成了改革开放的辩证法。
当然，邓小平理论中辩证法内容十分丰富，只有深刻领会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精神，才能把握它的理论实质。
（四）全面的开放性
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开放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与它的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影响着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发展。邓小平确立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思维视角，从现代化角度、世界角度、未来角度，思考中国现实发展问题，提出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开放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他的独特经历不无关系。美国学者戴维·W·张分析说：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考察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法国的几年生活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9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小平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美。这样，邓小平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与邓小平不同，毛泽东生平只去过苏联两次。这并不是说不出国或很少出国就不具备世界眼光和开放意识，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20世纪20年代留法生涯对邓小平开放意识产生了什么影响，目前还未有直接材料证实，但1991年1-2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说到：“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发表了谈话说：“承蒙各位指教，使我获得了新知识，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中国也制定了使自身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为此，我们欢迎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的协助。”在“光-81号”子弹火车上，同车的日本记者要他谈谈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想法。邓小平说：感觉上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如果要说乘坐的心情，则好似有人从后面用鞭子抽赶着我们前进。接着又加了一句：我们现在也很需要跑。这些可以作为某种佐证。
邓小平是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的思想巨人。他总是立足现实，高瞻远瞩，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现实及未来贯通的交汇点上思考问题。邓小平理论具有开放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照系来思考中国发展问题。如他在认真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内外政策重心的转变。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和信息革命使各国联成一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来看，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乃至外国智力，是不可能的，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指出：“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因此，他主张“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他提出的我国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多途径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这种开放性思维的必然产物。
（五）深刻的人民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一再强调：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无不尽力提倡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民性主要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同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闻民所闻，天视民所视”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
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人民性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时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以逐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富民思想也是邓小平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比如，他反复强调我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又如，我国的改革和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把这些创造总结提高，形成政策加以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特区的试验，各种企业承包制的创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等等，都是邓小平热情鼓励群众的创造并加以肯定推广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毫不动摇。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
（六）独特的创新性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这句话是十分深刻的。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同解放思想、探索创新相统一的。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践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实际总是在不断变化，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也不得不变，必须以变应变。邓小平还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颇多创新之处，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创新的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品质。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与中国的新情况，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思想、新方针，丰富与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两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与不同阶段的时代性。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道：“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切都与邓小平理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