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广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赚钱、赚钱、再赚钱！”去广东的人都这么想。在这种效应的引导下，上百万民工涌入珠江三角洲寻找发财之路。
在那些民工中，有一对来自重庆永川的夫妻，男的叫康厚健，是康厚明的弟弟，他媳妇叫杨作蓉。康厚健也像哥哥一样，16岁就出来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做了3年多的建筑工，后来到了新疆克拉玛依。同样是到西部边疆打工，康厚明在西藏的经历是打工过程中最愉快的，而康厚健在新疆工作时，每天都会把手磨破，经历了他打工生涯中最辛苦的过程。
那时康厚健刚刚20岁，他的目标也跟哥哥一样，出去多挣点钱，回来娶老婆。在新疆，康厚健是一名货运工，一包货物多的110斤，少的90多斤。康厚健要把货放到秤上，每天干200吨，每一包都要过两次秤。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康厚健的手被磨得生疼，第二天早上发现手都肿起来了，一触摸到袋子手就出血。当时，和康厚健一同来干活的三姐夫梁益海心疼得掉了眼泪，他说，“不干了，太辛苦了。”
在新疆干了6个月后，康厚健挣了6000多元钱，回到家乡娶了媳妇后，也像哥哥一样分了两间小房。第二年，杨作蓉生了小孩。等孩子稍大些，他们便交给孩子奶奶看管，两口子决定到广州打工。他们由重庆坐船到武汉，换乘火车到了广州，找了个出租房后，便马上开始找工作。他们希望能进入一家效益好的正规公司，然而，找了很久也没如愿，看来一切并不像预想中的那么顺利。
80年代的广州有很多民营公司，但这些公司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它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在体制外壮大的，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特征也决定了这些企业随时会出现各种混乱的局面，从而也引发了日后关于“农民工”的种种社会问题。
康厚健和杨作蓉来到广州是80年代末期。那时，民营公司仍不正规，被国营公司、外资公司所冲击，生存困难。康厚健人生地不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每天只好干一些建筑方面的零活，工资都很低。这期间，两个人先后在广州皮革有限公司、广州沙湾镇玩具厂，以及肥料厂、轧钢厂干过，但真正稳定下来是在广州的一家手袋厂。这是一家小厂，刚成立不久，厂里的员工只有9个人，主要是设计、生产、销售各类箱包手袋。两个人什么都不懂，起初只是打杂工、机修工，后来随着员工陆续离开，康厚健成了里面最老的员工，当上了包装组的组长。进入90年代后，手袋厂效益越来越好，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设立了独立的真皮系列车间、布配皮系列车间、综合品类车间流水线，以开发、生产各类中高档公文袋、时装手袋、银包、化妆袋为主，并配套开发生产各类运动袋、手提箱、各类证件袋、工具袋等。
这时，康厚健已经是公司的一名管理者了。他先后把来广州打工的妹妹、姐姐弄到了厂里，后来三姐夫梁益海也过来打工，因为身体原因，梁益海只干了两年，便回到重庆老家。就在他离开广州回到重庆时，有一个人正离开永川，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他，就是康厚明。
1996年，康厚明完成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任务：盖房子。当时，花了4万多，欠了大约一万元的债。就在这时，康厚健来信，让他马上过去，多赚点钱。于是，康厚明把自己的粮食加工厂交给别人，便来到广州。康厚明每天的任务就是打包装，把生产出来的成品袋装在纸箱里面，然后封好，打包装袋。这种搬运、装箱、打包的活还是比较累的，但康厚明的体力非常好，而且不怕吃苦，因此干得很顺心。每月工资至少在1000元以上，有时会达到2000元左右。
在手袋厂工作的这段时间，康厚明过得很愉快。手袋厂的效益不错，他很放心，不用担心干不长。另外，康厚明的弟弟、妹妹，还有老乡都在那里，他觉得不寂寞。
有一次，康厚明连着加了两天夜班。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货物还没到，他等着货物不能走，后来就睡着了。这时候，厂里面合资企业的老总来检查，看到康厚明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老总当即推醒康厚明，转身对着车间主任说：“你叫他回家睡去，现在就叫他回去，不要再来了！”车间主任跟老总说：“他已加了两天夜班，现在他的货没到，他在这里等，马上就会到的。”老总听了，没说什么掉头走开了。
而就在那时，康厚明的一个老乡也在加班，在等货，因为闲着没事，便滑轮椅玩，被迎面而来的老总看见了。老总生气地说：“这个小孩干什么？这不是游乐园，你回家去吧。”于是，这个老乡被开除了。
这两件事让康厚明陷入思考。一方面，农民工的地位没有保证；另一方面，他要珍惜眼下的工作，好好干。然而就在这时，远在永川的刘胜玉生病了。她把康厚明寄回家的打工钱全都花光了，又把母猪也卖掉了，尽管如此她的病还是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康厚明请了单位能允许的最长的半个月的假，回到了永川。临走前，康厚明跟弟弟康厚健以及别的亲戚借了些钱，加上自己两个月的工资，一共凑了6000元。回到家乡，康厚明带妻子去了医院，结果诊断为鼻炎、肝炎。住院半个月，刘胜玉的病情才好转。钱快用光了，康厚明的假期也到期了，他于是离开妻子回到广州。
快到春节时，刘胜玉又犯病了。康厚明焦躁不安，不可能再请假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正在这时，他妹妹康厚友从武汉捎来信息，说有个好工作，让他马上过去。康厚友也曾经在广州打工，挣了一万多元钱。后来她和同事去武汉，找到好活儿。虽然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活，但康厚明此刻已没有选择，他下定了决心去武汉。在火车上，康厚明一直都在盘算着，如果能挣到钱的话，就把刘胜玉接过来。
然而康厚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等待他的会是一场骗局。
“大家都受害了，受传销的害了……”
2005年，传销头目罗国文在山东被捕。这个影响遍及十多个省，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的中国“传销教父”落网，是“反传销”的一次伟大胜利。这也给那些仍旧执迷于非法传销的人们敲了一记警钟！
什么是直销？有实际产品，人员不发展上线、下线，没有中间环节的销售模式。
什么是传销？有实际产品，人员发展上线、下线，金字塔式的销售模式。
什么是非法传销？没有实际产品，人员发展上线、下线，金字塔式，限制人权的非法销售模式。
1998年的武汉，正聚集着一大批非法传销人员，这其中就有康厚友。她把哥哥从广州拉到武汉，就是要他也参与到这个骗局之中。
到了武汉，妹妹起初没敢说啥活，而是把康厚明带到一个秘密的小屋子听课。内容竟然是传销“知识”，教人们如何转化别人的思想。同时，让大家购买摇摆机。
康厚明相当生气，心凉半截。他把妹妹拉出屋来，质问：“你怎么会叫我做这呀？你嫂子用钱，你知不知道？你叫我来买这个东西，这是传销，我早听说过了，绝不能参加这个传销活动！不行，我现在就回家！”
康厚友说：“哥哥，我也是别人介绍进来的，已经把钱都赔进去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要不我还能怎么办？你的状况也不好，我嫂子等着用钱，可你在广州打工挣钱太慢了，根本不行啊。你现在回家的话，有钱给嫂子看病吗？所以，还是在这干吧，你肯定能够挣到大钱。因为你这个人比较诚实，相信你的人比较多。你在外面打工，家乡很多人相信你，你若是叫他们来的话，肯定就有很多人会来的……”
康厚明气愤地坚持道：“不行，这东西不能做！这是害人害己啊。你真糊涂啊，怎么会干这个呀？不行，我坚决得走……”
“哥哥，你不能回去！你一走，他们就都跟着你走了！哥哥，你就帮帮我吧，也是帮你自己，嫂子要用钱啊！你把那些认识的人都叫过来吧，叫一个人来，你就能够分上500元，叫上两个人来就能分上1000元。那些人再叫人，你也跟着分钱，你只要叫上十个、八个，你就成了上线的经理，到这个时候你坐着都要分钱，这不比你打工强多了？”
看着妹妹哀求的目光，康厚明心软了，于是被妹妹拉回小屋。康厚友请了个“教授”，口若悬河，大谈传销的好处。期间，他还从裤腰中间拿出一个“大哥大”，现场给他的下属打了几个电话，布置“任务”。大家都情绪激动，康厚明也动了心。讲完课后，康厚友让大家交钱入会，并购买摇摆机等产品。
屋子里这十几个人都面面相觑，盯着康厚明。看见妹妹可怜的眼神，康厚明横下心，拿出4000元钱，买下了摇摆机。大家见他买了，也都纷纷掏钱。
散会后，康厚明猛然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做错事儿了。他找到妹妹，坚决要求退掉摇摆机回家，马上回家！尽管妹妹不断哀求，但康厚明顾不了这么多了。
在由武汉到重庆的火车上，康厚明竟然遇上一大群搞传销的人。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传销害人害己，十足可恶。康厚明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几乎全是被传销人员叫去的人，大家也都买了各种传销产品。挨着康厚明坐着的夫妻俩，就是被他们的大舅子骗去的。他们也买了摇摆机等产品，待了一个月，钱都用光了，没有找到“下线”，摇摆机也退不掉，也没有人买他们的产品，只好回家。火车上，夫妻俩边说边吵，越吵越凶。
康厚明心里也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别吵了，我也是被传销骗去的，骗我的人是我亲妹妹！我是受害人，我的妹妹比我还惨！她在广州打工一万多块钱，三个月就花掉了！所以，你们不要吵了，大家都受害了，受传销的害了……”
一到永川，康厚明马上给购买摇摆机的几个老乡打电话，让他们立刻退货，不要搞非法传销。随后又给妹妹打电话，让她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广州打工。康厚友见事已至此，也只好作罢，回到广州。
在康厚明的带动下，很多人走上了与非法传销决裂的道路。而那些仍执迷于非法传销死不悔改的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那天，康厚明喝了不少酒
2005年4月26日，很多匆匆忙忙上班的人们利用坐车的间隙，翻看当日出版的《重庆晚报》，惊讶地发现有这样一条新闻：永川农民工获全国劳模称号。相比那些曝光率很高的明星脸谱，那个叫康厚明的农民工无疑是人们极其陌生的。
4天后，这位农民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那天他说，他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重庆首位获选全国劳模的农民工！更没想到国家对农民工如此重视，为此他感到无比荣耀。
2008年3月，这位农民工再一次来到了北京，来到人民大会堂。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重庆的600万农民工因为康厚明而自豪，而重庆人则早把康厚明当成“明星”。
临去北京前，康厚明的单位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会上，康厚明表示，能成为全国第一批三个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是他一生的光荣。他会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反映农民工的心声。之后，他希望能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更加努力地工作。
三周后，在重庆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康厚明又开始了他熟悉的工作。在这里，康厚明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这10年，他为人生谱写了一曲华彩乐章！
1998年，康厚明离开武汉，回到家中。在他精心的照料下，妻子刘胜玉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正当康厚明想再次去广州时，他的大姐夫捎来信息，让他召集一些人手，到重庆建筑集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