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的一个傍晚，在重庆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十几个农民工边吃火锅，边兴奋地谈论着。坐在最里面的就是康厚明，挨着他的是刘胜玉和儿子康钦华；在左侧靠外面的是康厚健和媳妇杨作蓉，还有他们在镇里读中学的儿子，还有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和女儿；靠着康厚明右侧的是他大姐夫和儿子、女儿。除刘胜玉沉默外，大家都对康厚明不久前在北京的“精彩表现”表示祝贺。
这是一次难得的家庭聚会。
这些年来，康厚明家的兄弟姐妹七人聚少离多，除了二姐在家种地，其他的几个全都出外打工。最小的两个妹妹命运都挺坎坷，一个搞过传销，赔了不少钱；另一个在老家离了婚，到了广州。她俩一般至少两年才能回来老家一次，每次都待不了几天，还得匆忙回去。
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曾是知青，在下乡期间认识康厚明三姐，后来结婚了。他曾去过新疆、广州、重庆等地打工，因为身体原因，梁益海不到38岁就“病退”了。现在他们就住在永川，打一点零时工。他们的女儿刚结婚，目前在康厚明大姐的儿子开的公司打工。
康厚明的大姐一家日子过得不错，在家族中也颇有地位。大姐夫原来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现在又是康厚明打工的公司的老板。除此之外，他们的儿女也都有出息，儿子是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开了公司；女儿在电厂工作，属于正式职工。目前他们农村的房子全部卖掉了，田地也交给了生产队，户口全都迁到城里，他们已在永川买了房子。
一直奔波不定的康厚健，现在也总算稳定下来。他和爱人几年前已经从广州回到重庆，目前和哥哥在一起，搞建筑工程。他们农村的房子已卖掉了，刚在永川买了120平的房子，花了20多万。他的新房没钱装修，还不能去住，只得边租房，边打工挣钱。他们的儿子已初中毕业，想到永川读高中。在广州那十几年，康厚健其实挣钱还是不少的，尤其是轧钢厂那几年收入很高，每个月至少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在手袋厂，他也已成为了管理人员，但广州房价太高，根本买不起，最后无奈地选择离开。
或许，康厚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在永川买了房子，尽管贷了些款。康厚明的际遇显然要糟糕得多，尽管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曾奋斗了18年，才在农村盖好房子。但是要想在城里买楼房，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在人大会上，他曾提出给农民建立廉租房的建议。
“我们的民工班，有10对夫妻同在城市奋斗，公司只能提供民工的集体宿舍，夫妻两人要想住在一起，就只有出去租房子，但租最简陋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两百元左右。最后只有把一间房子用层板隔成若干个小家，供夫妻居住。这样很不方便、很尴尬。这些年来，政府建了些廉租房。但总量太少，并且首先满足的是辖区的低收入居民，农民工住上的非常少。建议政府每年可以按土地供应总量的一定比例建廉租房，让更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农民工也能在城市里有个窝。”
从1998年至今，康厚明一直住在重庆。从2003年开始，刘胜玉也离开石牛寺村，到了重庆城建集团，两口子一直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目前两个人积蓄还不到4万元，康厚明现在月收入2000元，妻子刘胜玉月工资700元，他俩把攒下来的钱都供儿子读书了，想在城里买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两年儿子念书花了些钱，这是必需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俩常年在外面打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回来没待几天，又得匆忙地离开。儿子因为过于节俭，现在得了白血病，作为父母没尽到责任，感到很难过。儿子没考上大学，我们拿钱让他在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了大专自考课程，之后又让他到北大青鸟软件开发专业学习。等他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就没这么大了。重庆现在房价太高，我们准备在永川买房子，买小一点的，两室就够住了。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儿子在哪边发展，所以花得少一点，清静就行……”
康厚明在农村的房子还没卖，而且他的田地还在。现在农村种地免除农业税，还给各种补助，刘胜玉有时候还想回去种地，但康厚明摇头说，不可能了。
“我们岁数大了，种田不行了；就算体力行，农村现在种地都科学化了，根本就不需要一家人。农村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儿子要在外面工作，不会回农村来的。我们在城里打工，可以给他提供好一点的条件。现在农村人口都大量输入城市，年轻人到城里打工，没有多少还想回农村去的……”
没错，康厚明留在城里有太多理由。作为人大代表，城里有他的事业。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他的家，在哪里？仅仅在单位的宿舍里面吗？像他一样的农民工还有千千万万，也都寄宿在城市里面吗？农民工早成为农村联系城市的纽带，为城市建设辛勤劳动。他们又把在城市里学会的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加速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民工对实现中国城乡之间的功能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等方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在城里有太多忧虑，比如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安全保险等，农民工还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遭遇，都需要解决……
不能否认，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农民工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城市才能成为这些农民工真正的“家”。
见证
2008年，金秋。石牛寺村，阳光普照，麦田飘香。一辆小轿车停下来，车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跟收割的村民打招呼。立刻，有十几个村民围上来，和这个“大领导”攀谈起来。
这个人，就是康厚明，他请了半天假给母亲过生日。此刻，他俨然已成了全体村民心中的“大领导”。他去过北京，并且和那么多“官”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还在电视上不断露面、接受采访，村民们仰慕他很久了。
那些原来称呼康厚明为“老康”的人，此刻只是嘿嘿地笑着，不敢张口。康厚明原本是话语不多的人，但现在可不能冷场，必须要“表现”一番，便逐一问候起来。其实，和村民说话，可比电视上接受采访轻松多了，他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村民说，现在在家种地太好了，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可把他们乐坏了。真没想到，国家对农民会这么重视了。另外还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简直跟做梦似的。
正说着话，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去。马上又有几个村民说，石牛寺村从去年就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政策了，孩子上学都不花钱了。要是发现哪个老师收钱，家长就要告他去，因为这是不合法的……这句话，把康厚明说乐了，十几个人也都着笑。
有个村民说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好处多，他前一阶段做了心脏病手术，花了9万多，后来给补助3万元。这件事全村子都很震惊，因为大家此前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下子全都相信了。
大伙正说着，从远处小跑着过来一位婆婆，气喘吁吁的。原来是康厚明的母亲，听说儿子今天回家看她，给她过生日，就在大道上等着。看见一帮人围着地垄沟说话，老太太就急忙赶了过来。这时候，她激动地从人堆里冲过来，拽着康厚明的手说：
“我种了这些年地，还有我爸爸我爷爷我太爷爷，一直都种地，可从来就没听说过种地不交税的！那要是放在康熙爷年间的话，那可叫皇粮国税啊，你不缴纳，是要杀头的！现在呢，国家全都给免了，我起初都不信。谢谢共产党，谢谢毛主席！”这句话又把大伙全都逗笑了。
有人纠正说，现在的主席是胡锦涛，老太太便说，“谢谢毛主席，谢谢胡锦涛！”
康厚明告别了村民，和母亲一起回家。
此时，大姐、大姐夫、二姐、三姐、三姐夫都回来了，给母亲过生日。康厚健正在工地紧张施工回不来，刘胜玉要给工人做饭，也抽不出时间。康厚明的两个妹妹从外地打来电话。
康厚明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这些年在家里照顾他们兄妹的孩子，很辛苦。大家都不断往老太太碗里夹菜，还让老人家喝了点酒，祝愿她长寿。
晚饭后，康厚明因为单位还有事，就准备离开。老太太送出很远，叮嘱康厚明注意身体，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才慢慢回去。
轻烟缥缈的石牛寺村，显得安详、幽静。白鹭在田野间飞过，湛蓝的天空下面，是宽广起伏的麦田。家乡是美丽的，铺垫千年的乡土，散发着一串串留恋。康厚明在车里看着窗外金黄的麦浪，心潮起伏，他为农村30年来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1978年的中国农村，一片萧索。那一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33.5元，其中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40元以下。有2.5亿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占农村总人口的3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很快提高。1978年到1985年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增加了264元和192元。贫困人口由1978年以前的2.5亿下降到1.25亿。到2000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原先的8000万减少到3000万，占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3%左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是一个历史的壮举！
进入21世纪后，中央连续出台了多个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惠农政策，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初见成效，农民奔小康的速度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农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使中国进入了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贯彻“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连续下发五个“一号文件”，作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
康厚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证了农村巨变的这一切，同时，他又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路——产业工人即“农民工”之路。这条路充满艰辛，不过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康厚明才一步步变得成熟。
毋庸置疑，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对清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成为佳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还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培训、农民工劳动安全等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第8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将“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005年4月初，根据国务院要求和温家宝总理的指示，国务院研究室牵头成立了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经过近4个月的辛勤工作，最终形成了近5万字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基础。
2005年11月2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地区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认真解决他们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2006年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文件涉及农民工工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
康厚明是幸运的，从一个农民工，到劳动模范，再到人大代表，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大潮席卷着每一个角落，也见证了这股力量蒸蒸日上不可阻挡，正带着中国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