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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提前四天就订好了，下午三点五十分从北京站发车。那列K字打头的火车，我特别熟悉，平均每年我要乘坐它七次以上赶回老家，不过这个频率将随着我在北京停留年头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因为我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家了，所以我回家的次数也在逐年递减。今年已是我在北京的第五个年头，除了劳动节和国庆节外加堂妹结婚时回过三次家外，我一直捱到年根儿也就是今天才踏上了归程。回家是别无选择，是由于身边的人都选择回家过年，如果不是过年，我想我还不会回去。我说不出原因，只是单纯的不想而已，直觉有时会错，但它总不至于做出令人后悔的事情。
扯远了，还是回到那列墨绿色的火车上来吧，还差一刻钟开车，此时车里的混合气味比候车室少不了几种。在网上订的票，送得及时，排了个三号座，吸烟处和厕所就在斜对面，因此那味道相对车厢中部要丰富许多。可能是最后一天的原因吧，车上没座儿的人不太多，只稀稀拉拉地站了几个。因此那辆装满食物的铁皮车得以在空间富余的过道内大摇大摆地驶过，当然还伴着顺口溜一样的那句吆喝——“香烟瓜子花生香肠啤酒话梅牛肉干嗳”。乘客们的表情颇为相似，机械的喜庆下面掩藏着不为人知的切实凝重。年一过那凝重便会水落石出，好像厚厚的脂粉簌簌而落，终于袒露出风吹日晒加雨淋的那张脸。
我靠窗而坐，明晃晃白亮亮的阳光砸在面庞，腿旁的暖气十足，烘得我有些微汗。心静自然凉，可当心事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时或许更能觉出彻骨的凉快，准确地说应该是寒冷。此刻，我的心田就像窗外漫无边际的野地一样荒凉而寂寥，虽然不断切换，却如同从未变化，只让眼睛感觉百无聊赖。阳光浩淼如水，漫漶着心田的每一处角落，令我无所遁形。
我不想回家是因为不想面对一些人——他们与我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如果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我想我总有办法和勇气去应付。可是，也不知祖上哪位大人积德行善遭了报应，致使在我爷爷这棵孱弱的独苗延续后代时居然呈现出人丁兴旺，香火鼎盛的场面，弄得我面对七大姑八大姨时直觉头晕目眩。
溯源而上，奶奶做媳妇时，避孕药还未被发明出来，于是伯伯们、父亲以及姑姑们便作为****的副产品毫无悬念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据考证，我最小的姑姑出生时，奶奶已是43岁的高龄产妇，应该是没有了生育能力。至此，在我奶奶的生命中，她一共孕育了七个生命，除却早夭的一个女儿不算，她和爷爷一共合作了三双儿女。三双儿女六个大家，大家再分成小家，枝蔓的血脉延续使得家族这棵大树愈加繁茂。虽然爷爷三年前已经去世，但他的后代表现出了更为强大的繁殖力和生命力，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如果有足够的资本承受当时的处罚金，那这棵大树定然能长成一片森林。
大树如此茁壮，一定不会长在城里。市里寸土寸金，哪儿容得下它肆意地繁衍生息，乱生根须。只有乡村的广阔土地才适合它，在那里它才能大有作为。然而，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这棵大树的枝叶不再安分守己如从前那样纷纷披挂下来，仿佛提前恪守叶落归根的信条一般。它的小分子甚至主干都开始躁动不安了，他们的眼界一天天高起来。他们发现自己不是树，而是有头脑行动自如的人，他们相信树挪死人挪活。他们不再固守脚下的这方土地，开始上下求索，效仿邻邦也好，别出心裁也罢，总之在我还没落脚北京之前，按照现有的目标来衡量，他们失败了。虽然失败了，可他们还是分出了级别，划分这种级别的标准是新社会里广泛通用同时也被多数人认可的，不过很少有人说出来，大家心知肚明，除非你没有势利眼的资质，能绝对的一视同仁。
对家族而言，我成功进驻北京这一行为是空前的，光耀门楣的，是祖坟冒了青烟才交上的好运。如果我能进一步落户北京，那他们会更加欣慰，那代表着我已将一支血脉扎根城市，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根系会越来越粗，愈加庞大。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不甘心家族的血脉只由我一个人来改变，所以有些亲人在为我感到骄傲的同时不可遏制地眼红并嫉恨起来。你不要光听他们嘴里的话，而要注意他们的眼睛，然后再把角色一换便能体会到他们的真实想法。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千差万别，但劣根性之间的迥异恐怕只有毫厘，毕竟我们是同类，只要将心比心，肚皮也会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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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美丽是家族中公认的精明人儿，凡事工于算计，亏得母亲说她是与凤姐儿比都有余的主儿。在我的记忆中，这句话被母亲说过两次，间隔总有个八九年吧！虽是两句同样的话，但放到具体的语境后，它们所传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说起来，丽姐家和我家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点儿亲上加亲。简单地说就是在我父母结合之前，我大姑嫁给了我大舅（并不是亲舅，而是我母亲的堂兄），美丽是他们的女儿。作为丽姐的姑姑，母亲是看着她长大的，自认为最有评价权。第一次评价是在丽姐结婚那年，母亲和大姑谈起了丽姐以及她的对象。那时我还小，对大人们的谈笑风生很感兴趣，喜欢焊在母亲腿上听那些家长里短像瓜子皮一样从她们上下蠕动的嘴唇间吐出来。我记得大姑对母亲说那小子（现在被我称为姐夫的人）花花肠子很多，并且嗜赌，恐怕丽姐驾驭不了他，但赚钱的确是把好手。母亲对大姑的担忧很不屑，眼风一掠，一语中的，我看是针尖对麦芒，你放一百个心吧，咱们家美丽比凤姐儿都不差，不把他治得滴溜溜转才怪！大姑一脸茫然道，凤姐儿，谁家的闺女？母亲笑得弯下了腰，笑完后随手拍了一把大腿道，王熙凤呗，“红楼梦”里心眼最多的那个女人。
母亲第二次再说这样的话，听众只有我和父亲。那是中考以后的暑假，我的命根分数不怎么理想，要进师范学校，需要在学杂费以外另加五千元的“助校费”。父母深思熟虑，决定一搏，但在短期内筹到五千块钱实在有些困难。于是，母亲想到了丽姐，她让父亲去借借看。此时丽姐家过得风生水起，姐夫买了一辆大卡车帮别人运输建材，丽姐在家办了一个小型的养鸡厂。按道理来讲，让他们拿出三五千不成问题，但父亲一分钱都没借到。至于丽姐以何种理由拒绝了父亲直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母亲更忌讳谈起这件事，当时她憋红了脸说，小兔崽子，白疼，还真把自个儿当成万事不求人的王熙凤了，走着瞧，总有求我的时候。说完，母亲的目光转向了我，眼睛里面透出自力更生的孤绝。我知道她又该谆谆教诲了，她说，看到了吧，老话说得没错，穷如猛虎断六亲，你可得出息啊，不然还不把咱们踩脚底下！父亲觉得母亲言过其实，皱眉道，瞎说什么呀，别误导孩子。母亲厉色道，怎么是瞎说呢，人就这样儿，你当她真没钱啊，就是看咱们过得不好，怕咱们将来还不上。父亲无语，算是默认。
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家和丽姐家除了大年初二在奶奶家聚餐时可能遇见外，平常日子里基本没有任何走动。母亲这边是刻意的，丽姐那儿估计是从没想过要和我家搞好关系，因为那时我还没毕业，还没在北京找到“好工作”。
直到去年春节，丽姐再回老家时，这种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记得她没结婚之前，我和她之间相处得不错，我甚至对她有过单纯的依恋。那时的感情是真是假已无须再辨，因为一切都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难觅踪迹。丽姐对我的热情很突然，有几秒钟竟恍若从前，不过，这几秒钟一过，该是什么还是什么。母亲说丽姐不会平白无故对一个人好，可我从她眼睛里的确看不出有什么预谋，倒是觉得有些可怜见儿的。她已年过三十，去年生了第二胎，因为还是个丫头，姐夫心里着实不满，致使她的话于他也不再如以前那么管用。我还听大姑说姐夫的生意最近不怎么好做，赌瘾犯了好几次，输掉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丽姐的眼睛依然晶晶亮，却不如以前那样饱满，其中内容复杂得难以澄清，被一种不自知的世俗悲苦淡淡笼罩着。到底是女人，再怎么要强，男人不上心也是白搭。我看着她的眼睛，悲天悯人地想。
丽姐打听我的工作，问我工资数目，甚至还想问我存了多少钱。我支支吾吾，不知该不该隐瞒。谁料旁边的父亲脱口而出，他不无炫耀地告诉丽姐我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工作相当轻闲，最后别有深意地说，多亏我有先见之明，供他上了师范，要不得多后悔啊！父亲的含沙射影一点作用没起，丽姐面不改色地说，那是，现在都靠文凭吃饭，好好干吧，将来出息了，我还能沾光。一边说着，她竟然伸出手整理起我的毛衣领子来。我比丽姐高出半个头，目光正好落在她蜡黄的额头上，脑门还算光洁饱满，只是眼角的纹路清晰可见，像压平过的鱼尾。她的手不像母亲的那般粗糙，但那种滑腻并不来自皮肤本身，我闻到了廉价护手霜的气味。
丽姐夸我的毛衣有特点，一看就不是在家买的。忽然，她受惊似的叫了一声，呀，还戴着项链，白金的吧，真亮！她爱惜地摩挲着，她的叫声引来了两个姑姑的围观。
二姑翻开衣领，拽出了自己脖子上那条金黄色的细链。她大概想正视自己脖子上那条项链，然后与我脖子上这条做个比较吧！但项链太短，她不得不将自己肥厚的重下巴可劲儿抵在两根锁骨之间，模样非常滑稽。她的目光像两只刚开始练翅儿的小家雀来回奔走于我的脖子和她的下巴之间。几个来回之后，二姑松开衣领，盯着我的项链说，还是白金的好看，赶明儿我得换一条。
小姑心不在焉地瞟了几眼说，我侄儿就是有钱，我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看见白金。
此时，丽姐的手早已收回，她有点儿不屑地对小姑说，老姨，赶明儿让老姨父给你买一条吧，你脖子长，戴上肯定好看，不像我，跟没脖子似的。
小姑只比丽姐年长三四岁，她们俩说起话来更像姐妹。她充满鄙夷地打鼻腔哼出一声道，指望那个穷鬼，恐怕下辈子也戴不上项链，你不知道他，天天在家呆着，别人找他去天津工地干活，他也不去。要是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我就找根绳儿吊死算了，那样到阴间也算戴上项链了。
说着说着，小姑的情绪就要上来，大家见势不好，赶紧另起话题。小姑说起姑父就像祥林嫂念叨阿毛一样令人厌烦甚至唾弃。除了奶奶对她持之以恒的哭诉能够一如既往的表示同情和爱莫能助外，换作家族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忍受。像丽姐、二姑、母亲以及二妈这些女人们常常避之惟恐不及，而父亲和二伯便会以兄长自居，毫不留情地训斥小姑。记得有一次小姑和姑父赌气回娘家，在饭桌上跟奶奶诉苦，当时父亲也在吃饭。他即刻火冒三丈，摔掉筷子道，你还让人吃饭不，就那点儿破事儿成天介叨咕，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以为自己十七八怎么着，三天两头往娘家跑，要跑你就跑远点儿，别让他找到你，要是不想跑，就跟他好好过，你看咱们庄儿像你这样不省心的姑奶奶能找出第二个吗，就你一人儿吧，丢人现眼，真不争气！小姑的脸煞白，一声不吭，眼泪好像也被吓回了眼底。僵持一会儿，她撂下碗筷，推起自行车冲出大门绝尘而去。父亲余气未消地冲着晃悠的大铁门喊道，走吧，远远的，永远也别回来。但顶多过去俩仨月，小姑肯定会回来，父亲不在场时，她依然跟奶奶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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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直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得知父亲在丽姐前透露我的收入时，她就像受了莫大的委屈却无人与共似的。她为父亲的意气之举感到不值当，为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她在后悔没有提前嘱咐父亲，没想到父亲的嘴这么不严实。她说，你还提它干啥，没看她正走霉运呢，说不定早惦上儿子的钱了，要不打听工资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父亲大概觉得母亲分析得很有道理，自觉理亏，寻思半天说了一句补救的话，她要是真借，你看我怎么把她撅回去！
丽姐没给父亲这个机会，她跳过父亲和母亲，专拣嫩的捏，直接把电话打给了我。那是六月的一个黄昏，我正从公司出来，走向车站。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家乡的区号，但号码并不怎么熟悉。我带着疑惑接通，丽姐年轻时的声音很甜，而且有些嗲，经过岁月的磨砺，水分和糖分流失得比较厉害，不过仔细分辨，依然能听出当年的韵味，音色像基因一样无法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