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等亲日分子从重庆出走，抵达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由此，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成为千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
1939年5月3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转赴日本，同日本当权者秘密进行卖国交易。同年8月，汪精卫回到上海，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准备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拉拢国民党中的投降派。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及“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等卖国议案。留在上海滩的国民党人和工商金融界人士有不少人在汪精卫的拉拢下，逐渐走上了汉奸的道路。
这汪精卫和黄金荣可是老交情了。早在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汪精卫同代表们拍集体照时，被民国“杀手之王”王亚樵手下的人打了两枪。被送到上海进行治疗，黄金荣特意替他去请了名医，自己对他十分关心，百般照顾。算起来，黄金荣可是汪精卫的大恩人，汪精卫对黄金荣后来也是报恩帮忙，利用自己的职权帮黄金荣在生意上做了许多事。两个人可谓是交情甚笃。
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
326黄金荣在知道汪精卫投敌后，就再也没和他来往过，他想两人的交情也就算了结了。可如今这汪精卫登门看望，也不好将其拒之门外，黄金荣只好热情招待。两人无关痛痒地闲聊了二个多小时，谈从前事，谈家事，谈各自的身体情况，谁也没有提那些敏感的话题。黄金荣提起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这汪精卫真是来看老友，叙旧情的。
可就在第二天晚上，黄金荣收到一封大红请柬，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兹定于十四日下午五点，于乐山花园酒家私人小宴，特请黄老先生拨冗光临，不胜荣幸之至。
兆铭 鞠躬
九月十三日
黄金荣知道这其中肯定有文章，他无限感慨地说：“日本人的饭可不是那么容易吃的。我看这不像是汪精卫的私人小宴，说不好里面会有文章。”
但要不要去赴宴呢？黄金荣一时决断不了，便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等心腹徒弟商量。杭石君是一个小报的编辑，消息十分灵通，对众人说道：“这乐山花园酒家，外边只晓得是日本人开的，可并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的秘密联络点。汪精卫选定这个地方宴请爷叔，一定大有文章呀！”
程锡文十分担忧地说：“我看不去为妙。”
龚天健沉思了一会儿，理性地说：“不去也不好，现在上海租界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俨然是个孤岛。日本人的势力控制着全上海，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下去，我们还要在这里发财，汪先生的牌头是不能不靠的。”
鲁锦臣一向是个没主意的人，他转向黄金荣，悄声问：“爷叔，您的意思是……”
黄金荣沉思了一会儿，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去看看，我自有办法！”
酒宴在乐山花园酒店如期举行。酒店的地上铺了波斯地毯，柚木圆桌四周放着五六把红木靠背椅子，上方特意端放着一个宝座——太师椅上搁着两只垫子，一是坐垫，一是腰垫。
下午5点15分，黄金荣坐车来到，由程锡文和龚天健在一左一右扶下车，汪精卫与佐藤少将已在厅门口恭候。黄金荣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
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了上位。汪精卫起身祝酒：“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三千，在上海滩上称得上是第一名人，兆铭今天特备浊酒数杯，聊表仰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红杯或白杯。黄金荣已过古稀之年，绝不是几顶高帽子就可以捧晕的，他已猜出他们今天的用意。于是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将被自己泼了一半的酒，用发抖的手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坐在旁边的佐藤举起斟满花雕的细瓷杯，起来向黄金荣恭谦地点头，笑着说道：“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市面。为这个，我们干一杯！”
搀扶着黄金荣的龚天健忙答谢道：“将军的好意黄老板心领了，只是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大好，需要多多休息。早已不再过问其他的事情！”黄金荣的左手按着桌边，嘟嘟囔嚷地说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管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白兰地流了一大片。程锡文忙着扶住他趁机离席上车回家，龚天健则留下打招呼。说了一大串“失礼了，对不起，不好意思，黄老板身体不好……”之类解释的话。
自此日本人和汪精卫知道请不动黄金荣，也不再枉费心机了。不过，他们派了一名日本特务，以保护黄金荣的名义住进了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那特务也跟到漕河泾。黄金荣知道，日本人担心自己组织弟子抗日，是故派了个人来盯着自己。实际上，黄金荣虽然没有落水当汉奸，但也没有像杜月笙那样，组织过大规模的抗日活动。或许，他真的老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一伙汉奸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取代了华北的“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和长江中下游的“维新政府”。汪精卫又派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周佛海登门拜访黄金荣，求他出山。黄金荣再一次以老病为由推辞了。
黄金荣拒绝出任伪职，使得他门下一大批想借机大捞一笔的弟子多有怨言。为了给徒弟们多一些财路，也为了缓和自己与日伪当局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跟日伪官员拉关系，黄金荣推荐了黄门中多名弟子当了伪官。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国民政府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卢英，从伪警察局长一直升到伪军委会参军长，令黄金荣一度引为光耀黄门的大明星。其次，“沪上三老”闻兰亭、林康侯和袁履登等人也在黄金荣的推荐下担任了伪职。
黄金荣的结拜兄弟、大汉奸陈群更是在他的推荐下担任了伪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陈群上任之日，黄金荣还曾派弟子前去捧场祝贺。黄门中很多弟子都在日伪时期大发国难财，黄金荣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他的弟子们每月都会给他送去一笔不小的钱财，供其消受。从这方面来说，黄金荣并不能算是一个纯正的爱国者！他勾结汉奸，大发国难财，严重影响了他日后的声誉。
五、戴杜联手，铲除汉奸
自从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方面与南京方面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双方的暗杀行动。重庆方面对日伪实施的暗杀行动主要由戴笠领导的军统实施的。戴笠是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生。1927年，蒋介石公开反共，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戴笠因“清党”有功而被蒋介石赏识，由此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搜集情报，加强特务统治，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任命戴笠为特务处处长。不久，蒋介石授意戴笠，在复兴社中组织力行社，由戴笠秘密领导。力行社便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军统的前身。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要班底就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戴笠领导的力行社已经形成很大的规模。从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一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都有力行社特务的身影。因为力行社的特务大多穿蓝衣长衫，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军统成立后，戴笠便派周道三在上海设立了工作站。戴笠亲自负责工作站的情报工作。由于事务日冗，戴笠觉得需要在上海成立一个行动小组，专职负责情报搜集和暗杀汉奸的工作。戴笠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来担任行动小组的组长。杜月笙便把陈默介绍给了戴笠。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军校高教班受过训，抗战之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精明强悍，杀人从不手软，是杜门中的一个狠角色，堪比小八股党中的顾嘉棠。
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上海指挥部严密配合，展开了刺杀汉奸的工作。1938年1月，上海滩着名的“强盗律师”范罡极力拉拢上海市两个区级法院院长，让他们投靠日本人，充当汉奸。1月14日，范罡在威海卫路的家门口被迎面飞来的一颗子弹射中，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这是陈默的第一件得意杰作。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等汉奸、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在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的行动下，先后饮弹毙命。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一干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之时，邀约了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使馆人员到南京参加所谓的“还都典礼”。德、意、日等国的外交官在日、伪军数百人的保护下自上海乘坐列专赶赴南京。忠义救国军事先在浒墅关埋下了炸弹。当列车开到浒墅关时，一声巨响，汪伪贵宾和数百日伪军人死伤惨重。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高兴得无所适从，他频频对身边的门生说：“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331少！”
上海沦陷后，一直与杜月笙关系颇为密切的傅筱庵通敌卖国，担任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于傅筱庵在上海的金融工商界颇具号召力，他给国民政府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一定的麻烦。汪精卫投敌后，戴笠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多次派军统特务刺汪，但均告失败。戴笠后来发现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的父亲有位朋友叫许天民，当时担任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和傅筱庵关系颇为密切，经常出入傅筱庵家。
戴笠通过吴赓恕做许天民的工作，请他动员傅筱庵，协助暗杀汪精卫。许天民按照戴笠的部署，说服了傅筱庵，让他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身份设宴招待汪，席间由军统特务寻机将汪击毙。
傅筱庵当着许天民的面，答应了这件事情。戴笠兴高采烈，以为大事已谐。不想傅筱庵却在暗中向汪精卫告密。许天民因此被捕，蒋介石秘密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戴星炳，也因参与此事暴露身份，被汪伪特工击毙。蒋介石闻讯之后，勃然大怒，命令戴笠道：“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除掉傅筱庵。”
杜月笙便动用留在上海的门生，协助军统特务执行这一任务。万墨林是杜月笙的表弟，又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杜月笙向来把他当成自家人。与此同时，万墨林还是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上海方面与重庆、香港的联络工作一直由他负责。万墨林接到杜月笙的命令，便秘密调查，伺机下手。杜月笙有一位山东保镖，身体结实，头脑灵活。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他留在了上海，由万墨林指挥。万墨林知道此人办事果断利落，便将暗杀傅筱庵之事交给他暗中办理。
傅筱庵有个名叫朱升源的老佣人，此人早年由于家庭贫苦，曾在上海的日商纱厂当童工，备受日本资本家虐待。后来，朱升源经同乡介绍，到傅公馆当了一名佣人，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并颇得傅筱庵父亲的信任。傅筱庵当时还年轻，仍在读书。傅筱庵父亲临终时，嘱咐朱升源好好照顾傅筱庵。朱升源果然不负所托，一直跟随傅筱庵30余年。因此，傅筱庵对他非常信任。当了汉奸后，傅筱庵担心被暗杀，整天疑神疑鬼，在傅公馆附近设置了重兵保护，连自己的小老婆都不敢相信，唯有对朱升源信任如故。朱升源曾私下劝傅筱庵辞去伪市长职务，不要再当汉奸。但傅筱庵铁了心要当汉奸，将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一点也听不进去。朱升源因而对傅筱庵日益不满。杜月笙的山东保镖调查清楚这一切之后，便将情况向万墨林作了汇报。
万墨林思忖了半晌，问那位保镖：“能否策动朱升源暗杀傅筱庵？”保镖点了点头。万墨林也轻轻地点了点头，悄声嘱咐他说：“事情办好，问我拿钱。”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在日本人举行的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到家中。傅筱庵一进卧室，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连房门也没有关。朱升源候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袖藏一把菜刀，蹑手蹑脚地溜进傅筱庵房间，三下五除二便将烂醉如泥的傅筱庵砍死在床上。
朱升源砍死傅筱庵后，便骑上一辆自行车，在万墨林和军统特务的暗中帮助下，逃到了法租界，悄悄躲了起来。万墨林按照杜月笙的安排，给了朱升源两万大洋。后来，朱升源又在军统局的安排下，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杜月笙很快便和他取得了联系。杜月笙又让戴笠好好奖励一下他。戴笠当即以军统的名义，发给了他五万元奖金。朱升源便依靠这笔奖金，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谋生。
死在杜月笙门生手下的汉奸有不少都是杜月笙的老朋友，除傅筱庵之外，在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当的青帮弟兄、巡捕房头脑陆连奎，法租界巡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等人都是杜月笙的好友，也都是着名的汉奸，他们也都先后死在了杜月笙门生的手上。
六、大汉奸张啸林之死
1939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力破坏敌伪的交通线，上海日军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便找张啸林，令他专职负责从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恬不知耻地组织了一个新333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兄和门生参与其中，到农村地区强行征缴农民的粮食和棉花等物资。俞叶封便专职替他搜求棉花。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却发了汉奸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