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是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养生家、长寿家。他与道教的影响和关联是突出的、鲜明的，与佛教又如何呢？
1.以孙思邈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潮看
佛教从东汉传入我国以后，势力逐渐扩大。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大有席卷之势。隋唐时佛教尤为鼎盛，对中国古代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孙氏故里——陕西耀县按现行行政区划，乡乡镇镇几乎过去都有佛教寺院，佛教极为盛行。孙氏栖隐的药王山早在南北朝时就是佛教活动的丛林，摩崖造像就始于其间，是佛教文化在药王山的重要遗存。药王山“耀县碑林”尤以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佛、道造像碑的存藏量为全国之首，时代之早，存量之多，品位之高为全国之最。始光元年（424）《魏文郎造像碑》号称“北魏造像始”，佛道造像并龛同造。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载：“佛道造像合雕多见于陕西耀县。”该碑和《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均被收载入《世界美术大全》。孙氏因从小多病，加之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据《唐书·孙思邈》传载：“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18岁时志学以医，“兼好释典”。20岁以后便专心行医，为乡邻亲友治病。可见他从小就喜好攻读佛家的经典，因而独孤信对他的评语是：“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而难为用也。”为什么独孤信认为他是“大器”，却难为朝廷所用呢？这显然发现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及其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佛家宣传的因果轮回，普度众生，脱离俗世苦海，追求超脱人世的“涅木”。武夫出身的独孤信赞扬他是“圣童”、“大器”，又认为他不能成为一个治世的政治家。实践证明其评价是很准确的。因此孙氏终生不仕，究其根源是在“弱冠”以前就有思想源头了。这为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赐官而固辞不受作了诠释。就医学而言，他就是要通过治病救人，拯一命值“千金”，“胜造七级浮屠”的善行慈念。这种思想与各种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就不时地反映出来。就连“执师之礼”的唐初“四杰”之一的文学家卢照邻都把他比作当世释迦弟子“维摩诘”，评赞他“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因此，“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及终南山、五台山（药王山）等。
2.以孙思邈的结友交往与佛学看
孙思邈生活的隋唐之际是佛教鼎盛的时期，他隐于终南山的佛教之区。据《高僧传·道宣传》、《高僧传节要》等载，当时佛教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道宣（596—667）“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九岁能赋，十五厌俗……洎十六岁落发”。他先到终南山仿掌谷的白泉寺，隋末在崇义精舍，一年后到丰德寺，不久又住净业寺。“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住在附近的孙思邈同道宣两人来往甚密，结为好朋友。孙思邈还为著名的尼姑净明治好了连巢元方等名医都没治愈的霍乱病。
又据《华严经》卷五十九后附言，大经文曰“贞观年中，孙思邈……至长安，说齐魏间事，有如目睹。书写此经七百五十部，其时太宗欲读佛经，问邈：何经为大？邈曰：《华严经》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译《大般若》六百卷，何不为大？而六十卷《华严经》独得大乎？邈答：华严法界具一切门，于一门中演出大千经卷，《般若经》乃华严中一门耳。太宗方悟，乃受持华严”。唐太宗读佛经都求教于他，遵从于他，足以说明孙氏对佛籍经典的潜心研究，精深造诣。尤其是孙氏还书写了《华严经》计750部，这是难能可贵的。
孙氏不仅注重对佛学的研究，更注重对其吸收和利用。佛教要脱离俗世苦海的自我解脱，而且还要“普度众生”，要求佛教徒必须立普度众生之愿，发大慈大悲之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认为“众生平等”，“一切众生是我父母”，等等。
《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可明显看出佛教对孙氏思想的影响。在读到医生必须有救人的心愿，“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要“一心扑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显然，其中许多都是佛家用语。佛教中有“五戒十善”的意义，“不杀生”乃其中的头一戒。这条戒律严重束缚着孙氏的思想。他说：“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并在《千金翼方·本草下·虫鱼部》指出：“鸟兽虫鱼之类凡116种，皆是生命，各各自保爱其身，与人不殊。所以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自受命，即鸟兽自爱，固可知也。”当然为了临床，他又对这种戒杀做了变通的解释，“是以须药者，皆须仿见先死者，或市中求之。必不可得，自杀生以救己命，若杀之者，非立方之意也，慎之，慎之”。又如“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列。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又据《千金翼方·辟谷·服水》中指出，甚至在服药之前还要：“先发广大心，仍救三涂大苦，普度法界含生。”可见佛教对其思想影响有多么深刻。
3.以孙思邈的著述和方药的吸收来看
以孙思邈对佛教医药之方，引用之多，载述之详，更深刻地反映了佛家思想的影响。在孙氏生活的年代里，古印度医学是当时发达的一种医学，随着佛教僧人频繁往来于天竺与长安之间，大量佛经被带入我国并译成汉文。
孙氏接受了天竺医学理论“四大不调”、“百一病生”学说，并经其研用实践而使其“中国化”。古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的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元素合成，即所谓“地水火风，合和成人”的“四大”学说，孙氏在《千金要方》卷一“诊候”引述中说：“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又说：
“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孙氏又说：“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在《要方·阳性·调气法》中认为：“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氏善于消化吸收外来医学的精华。在《千金翼方》卷二“耆婆治恶病”中载：“疾风有四百四和，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黄，青，白，赤，黑风）……其风合五藏，故曰五风。”孙氏试图把“四风”与中国的“五行”学说结合起来。这种“四大”学说在《千金要方》中占一定比重。因而林亿在校对本书时也附会这种学说，认为本书“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孙氏对佛家“天下所有，无非是药”的观点极为赞赏。《千金翼方》卷一“药名”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大量吸收民间和外来药物，使《千金方》所载药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多680种，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药物品种。难怪后世称他为“药王”。同时《千金》两着中，对外来医学吸收最多的还算是方剂和药物，其中最为多见的还是古天竺名医耆婆的方药，计有10多个。《翼方》卷二十一载有耆婆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又有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酒方、浸汤方，仙人黄灵先生用天真百畏丸、九霄君方、仙人治癞神验方、矾石酿酒方、盐曲方、补酒方、内酿方等。《翼方》卷十二“养性”录天竺摩揭陀园服菖蒲方，耆婆汤，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等。这些方剂的共同特点是所用的药物大多是外地所产，较少中医所常用药物。而这些方剂的组成原则与中医的理法大多不同。故孙氏评论说：“其用药殊不论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虽然如此“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中医理论难以解释。他认为“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戚，智不能知”，并誉为具有“龙吟云起，虎啸风生”。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方剂学内容，起到了有益的解放思想、不拘小节的作用。孙氏在《翼方》中又载“阿伽陀园万病”方、“阿伽陀药王诸种病及将息服法”等。阿伽陀，是多陀阿伽陀的简称，又名答塔葛达。旧译为“阿伽陀”或“阿伽羯陀”，为佛教经典《内典》中常用之语。孙氏《要方》中又录载了“天竺国按摩法”即“波罗门法”。
孙思邈还撰着了《会三教论》，并在《千金方》中还注意到佛家的释门涂师师道人，支法存，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等诸佛家医方，有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在《大医习业》中孙氏指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观事则不能默然而识之；不读内经（典），则不知慈悲喜舍之德……”既认为学习佛家的经典著作《内典》，应成为“大医”的条件和作为医生的必修课。故其医德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孙思邈同佛教的关联及其影响，例如：甘肃省甘谷县的雨花台本应是佛教圣地，但却有孙氏的殿宇；陕西耀县的香山寺，同样过去有孙氏的殿宇；就连泰国的金佛寺，也有孙思邈的塑像。这难道是偶然吗？
正如隋唐文化的开放、博大、兼容，有古今中外文化的融合与濡养，孙氏集中外优秀医学文化之大成。这也是孙氏与隋唐医学文化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