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孙思邈不光医术高尚，医术精湛，著作丰富，影响深远，而且工于书法，却鲜为人知。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唐代已达空前高峰。唐王朝在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同时，唐代朝廷颇为重视书法，最高学府中专设书法学科，是“国学”的六科之一。这种专门教习书法的机构，成为进身仕途的门径，是效仿汉代以书取士和晋设置书学博士的继续。唐太宗喜爱书法，对王羲之等一代大师尤为推崇。他力主臣下“以金帛购求羲之书迹、天下争买古书，诣阙以献”（见《唐会要》）。当时弘文馆也教授书法，专对五品以上官员进行提高，由著名书法大师欧阳询等来执教。那时追求书法之美，不仅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的时尚，在民间也相当普及。孙思邈学贯古今，博才广通，工于书法，故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要求：凡“欲为大医”，必须在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上应“尽善尽美”，而他自己在书法上就具有相当深厚的造诣，这是很自然的事。
据《华严经》卷五十九后附言大经文云：“贞观年中，孙思邈……至长安，说齐魏间事，有如目睹。书写此经750部，其时太宗欲读佛经，问邈何经为大”，邈曰：“华严法界具一切门耳……太宗方悟，乃受持华严。”唐太宗读佛经都有求教于他，遵从于他，足以说明他对佛籍经典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孙氏书写了《华严经》计750部，可见其书法真是非同凡响。一般书写佛经者，必是工书优众出胜者。那么，唐太宗既好书道又身体力行地学书法，还把书法列为教育、取士、官制的一个方面，在习书法之风甚烈的情况下，能遵从读佛经，何以不能同生于北朝的孙氏讨论书法呢？
正如《龙藏寺碑》中莫友芝跋语所说：“真书至初唐极盛，而初唐诸家精诣北朝无不具有。”又据马宗霍《书林藻鉴》载记，唐著名书家有245人之多，而大量民间无名书法家尚不在列。新、旧《唐书》载：“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书法家）、孟诜（医学家）、卢照邻（文学家）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孙思邈被“知名之士”，尤其是书法家宋令文礼尊为师，当然孙氏在245人的著名书法家之中是无疑了。
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手迹，仅见于南宋《淳熙秘阁续帖》中极为可贵的一帖。所谓“阁帖”，即历代专供帝王用的书库，叫做秘府、内府或御府。后来把府中所藏的墨迹，刻在木板或石板上拓印编辑成册，供人临摹，叫做阁帖。该阁帖是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诏命摹勒人石刻于禁中。共为十卷，首卷为钟繇、王羲之帖；二、王献之、内黄庭经小楷后有“臣遂良临”四字；三、欧阳询、肖禹、诸庭海、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等七贤书；……所收孙思邈书法手迹的行草书，不少字甚为难认。已故医史学者宋大仁先生释其文：“川芎不宜兹补。下白，纳少。粟米一石，资饮啜也！思邈。”并评论说：“这是真迹无疑！”此帖所谓用“下白，纳少”似与冷痢有关，指出“川芎不宜兹补”，认为应以小米做成羹粥饮服。
这恰与《千金》治痢之术思想相合。也是此帖为孙氏真迹之证。其书法遒逸，刚劲奔放，而又婉丽多姿。它既表现了孙氏的医德术风，又体现了孙氏的精神情趣，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