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经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准备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