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浙江湖州南浔人刘承干收藏的明清诗文集，虽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在今天来看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海内孤本，像刘承干收藏的书中就有中俄边境线麦克马洪线的重要历史资料。刘承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他得书后从不珍秘，不但将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还大量刊印古籍，广播为守，使不少濒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传，对传播古籍作出了贡献。
尤其是刘承干还刊刻了相当的清朝禁书，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龙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闲鱼闲闲录》、《三垣笔记》等禁书。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是颇为欣赏的，他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致杨霁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四）江浙藏书家的刻书活动频繁
在古代，刻书被视为有功于世的一桩善举。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这样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
江浙着名私家藏书楼几乎无不自行校刻文献典籍和地方文献，并且从藏书楼之间分刻交换和直销入市为主，转变为藏书楼和印书业合作为主。由藏书楼提供勘误、校正、补失并且编辑、撰述的底本，由书商负责投资、刻板、印刷、装订和推销、出售。不少书商独自刻印出书，往往聘请藏书家进行版本和编校的咨询、鉴定和审阅，乃至委托藏书家全面编校和终审。不少藏书家，又是刻书家，也是出版家，下面以四个大藏书家和刻书家来说明这一情况，并由此可见一斑。
（1）在苏南地区出现了两个以刻书闻名的藏书家毛晋、黄丕烈。其刻书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仅在江浙地区首屈一指，在全国也是无人可比的。在明万历至清初的四十多年间，毛晋“力授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
毛晋汲古阁大规模刻印书籍大约始于崇祯元年（1628），崇祯十三年（1640）前是其刻书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时局动荡、资金缺乏等原因而渐趋衰落。毛氏除刻印了《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经籍外，还刻印了珍本丛书《津逮秘书》以及大量的诗词、戏曲、道藏佳本和唐、宋、元三代的别集。其第五子毛户衣精于校勘，能继承父业。毛户衣曾在《五经文字》抄本的跋文中回忆道：“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户衣曰：‘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
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窃恐秘册之流传尚十不及一也。’”可见毛晋对刻书事业的重视。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的不完全统计，汲古阁所刊书板达109567片，其数量之多，令人叹服。
如果说毛晋以其刻书的规模和数量而名垂青史的话，黄丕烈则以其刊书的精美而享有盛誉。黄氏所刊书大都收入《士礼居丛书》。从嘉庆五年至道光四年间黄丕烈取其家藏宋元和明清旧刻、旧抄本，厘定编次，刻成《士礼居丛书》，全编共收20种，多为难得一见的珍罕品种。《士礼居丛书》中的许多书都经过着名学者钱大昕的审订，着名校勘学家顾广圻长期担任黄氏家塾的教师，亲自为《士礼居丛书》校勘，使得《士礼居丛书》以校勘精审而名动海内。在版刻方面，《士礼居丛书》完全依照底本原样，一丝不苟，被称之为“景刊”。其景刊的宋本书，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被版本学家誉为“下真迹一等”、“清朝的宋版”，代表了乾嘉时期私家刻书的最高水平。
（2）海宁蒋光煦既以别下斋命名藏书楼，又命名印书坊，并且命名所编校刻印出售、唐宋以来词论为主的《别下斋丛书》。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适度利用了市场机制开发收藏资源，既有利于私家藏书楼的发展，更有利于藏书的社会传播和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印书业和藏书楼长期合作、互联互动，才能共享资源、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赢利润而共同做大做强。
（3）杭州胡文焕既建藏书楼，又创印书坊。他以文会堂为名刻售169种450卷《格致丛书》，并且自藏、自辑、自刻、自售16种36卷《寿养丛书》。江浙私家藏书楼和印书业主动地互联互动，分工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甚至以契约来规范，构建了长期联动机制。有的印书坊为藏书楼提供最初的各类版本以便编校撰述；有的藏书楼为印书坊提供融资共享利润；更多的藏书楼自立印书坊，收藏和出书合二为一。
此外，孙星衍之刻《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瞿氏之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张金吾活字排印《续资治通鉴长编》，潘祖荫之刊《滂喜斋丛书》……都是江浙地区藏书家从事于刻书事业的典型代表。藏书家刻书不同于一般的书坊经营者，书坊以营利为目的，而藏书家刻书虽也经营，但其首要目的是传播文献，为学者研究提供帮助。他们所选择的品种都是私家藏书中最精秘、最引以为自豪的品种，这些图书通常连好友都接近不到，更不用说从事学术研究了。由于付梓，才使得学者们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而一些孤本、善本也因此得以继续传世，避免了最终灭绝的命运。
总之，明清两代，江浙一带都是中国的藏书文化中心。该地区的藏书楼之多，藏书质量之高，藏书数量之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该地区崇拜经籍、重视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一代代藏书家们的聚书、刻书活动，使得大量的图书藏存于江浙地区，促使该地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也使得该地区文脉绵延，名人辈出。
四、江浙藏书与藏书文化创新之处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这是写在南浔张静江故居中的一副对联，其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这一非常真实的想法和愿望。只有有了书才可以传承文明，要想传承文明或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更多的书读就必须藏书，名人大家都是从读书而获取知识的，但江浙藏书文化和其他地方相比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归纳起来江浙藏书与藏书文化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藏书楼经济意义从管理保值到经营增值的应势创新
不少私家藏书楼书失楼毁，往往因为入不敷出而难以维持，后人往往不得不出售于他人。所以，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的收藏转让，比历代规模大、频率密、风险强。这非但不能保值，反倒不断贬值，更谈不上增值。明清浙江工商资本进入藏书领域，不仅有效提高了私家藏书楼文献典籍搜求、整编、管理的收藏传承能力，而且有效提高了文献典籍校编、刻印、着述的学术传衍能力，特别是有效提高了私家藏书楼收藏和人才资源商品化、市场化、价值化流动、配置、运筹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是对资源的流动、配置、运筹进行市场化基础性的整合，而管理是对经营整合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保证。正是经营带动管理、管理促进经营的良性循环，赋予了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藏书精神以新的经济意义特别是文化经济意义，促成而导致了从管理保值到经营增值的应势创新。
（二）藏书楼文化意义从收藏为重到体系构架的应势创新
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历来以收藏及其传代承继为重，学术传衍为辅。官家藏书特别是国家藏书担负了学术传衍的基本职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性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家藏书特别是国家藏书的学术传衍不仅相当滞缓，而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清江浙私家藏书楼群体由于工商资本进入而重组发展，着力加强收藏传承，着重深化学术传衍，着意完善书楼营造，着眼务实经世致用。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学术传衍文化为核心，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特别是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明清江浙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水到渠成、脱颖而出。既以经济支撑文化，又以文化开发经济，更把经济转化为文化。正是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赋予了明清两代江浙私家藏书楼藏书精神以新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经济文化意义，促成而导致了藏书文化从收藏为重到体系构架的应势创新。
（三）藏书楼社会意义从关顾民生到重民富民的应势创新历代私家藏书楼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和顾及周边民生。或者从为官的立场和意义出发，或者从文人的立场和意义出发，却不是从藏书楼的立场和意义出发，真正并且切实地关注和顾及社会。明清江浙工商资本进入藏书领域，是新兴商品经济的新兴社会阶层兴办私家藏书楼，势必把新兴社会阶层重工商、重民生、重民富的新兴社会立场、新兴社会意义、新兴社会精神带进私家藏书楼群体及其重组发展的过程之中。从藏书业和印书业、藏书楼和私家书院的互联互动出发，推进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事业的兴起，再到走向全面服务社会乃至跳出私家藏书楼实现社会化，私家藏书楼融入而内在于社会。明清海盐涉园九世孙张元济最早跳出私家藏书楼，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发展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收藏、印书、借阅三合为一的新模式。既以商务编辑所编印出书，又以商务涵芬楼收藏善本典籍。他不仅把家族世代涉园藏书，大部分转让给商务涵芬楼，一部分捐赠给由他与朋友合办的上海民办公共图书馆合众图书馆，而且后来把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图书馆。张元济主持涵芬楼搜求全国藏书楼特别是江浙私家藏书楼散失的善本藏书，并且还到日本搜求宋刻典籍，从而得以编校出版高质量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主办了本质上不同于私家学院的新式通艺学堂，公开在社会上招收学生。张元济发起创办并且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上海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和张元济一样跳出了私家藏书楼，把私家藏书楼提升到社会化的新的发展台阶和发展水平，以承担社会责任为新使命，乃至跳出私家藏书楼实现社会化。正是重工商、重民生、重民富的新使命和社会化，赋予了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以新的社会意义特别是社会化。
五、江浙藏书家的藏书取向转变
江浙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承继家藏库书为主，再以社会搜购和传抄增加藏量，提高藏品价值。定向不定点，往往依凭所见所闻搜购或传抄，比较被动。江浙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承继家藏库书为基础，更以社会搜购和传抄以及刻印增加藏量并且提升藏品价值为主。多向又定点，往往以相关大书商和藏书楼为重点，搜购、传抄、分刻、互换兼顾并举，比较主动。规模较大、能力较强的专业化大书商信息灵通，书源充足，价格优惠，服务周到，可以委托指定搜购和搜抄。不少藏书楼和大书商签订契约，长期合作，互惠互利，藏品也有保证。不少藏书楼相互制定和实施了搜求、鉴别、传抄、分刻、互换乃至转让的合约。由于经济和政局变化很大，导致私家藏书楼甚至着名藏书楼的变数很多，衰败很快，而藏书楼和大书商紧密和长期合作，成为衰败藏书楼库藏精品文献典籍有序转让的有效机制，尽最大可能防止了库藏精品的损伤和流失。
江浙藏书家多方搜求特别是持续抄录文献典籍，收藏了大量官家收藏却面目全非的原本和稿本，官家不藏却鲜活真实的地方文献和典籍。他们共同改变了从经学出发务虚清谈的不实学风，并且共同创新了从文献出发务实求真的治史良风。他们前仆后继地重在学术思想和文化取向的梳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趋势，勇于探索明清“天崩地解”、“革故鼎新”
的社会改革道路。江浙藏书家的兴盛趋势，有力地影响和作用于私家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楼经世致用、对外开放、服务社会等藏书取向的应势转轨。
（一）从传承典籍到注重于应用
两宋江浙私家藏书楼重视收藏传承，也重视学术传衍，但是更注重收藏传承。明代私家藏书楼既重视收藏传承，更重视学术传衍，逐步以学术传衍主导收藏传承。学术传衍有三大重点：一是收藏学术的开发性着述，发展了目录学，确立了版本学，开创了收藏管理学。二是文献典籍的开发性着述，编撰和收录中国文学灿烂瑰宝唐诗、宋词、元剧、明话本的总集乃至研究总集。三是地方文献的开发性着述，大力编撰地方各类志书特别是编修各县通志。《金史》的补修、《元史》的重修、《明史》的编纂，最初稿本都出自江浙私家藏书楼。江浙具有修史编志、资治兴邦的优良传统，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和地方史专着。而江浙史学流派经世致用、以史为志的学术思想和重大成果，弘扬并且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为江浙私家藏书楼所普遍接受并且效法。
江浙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人才，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楼的代表人物和骨干人才，对地方文献典籍突出地加以搜购、传抄、校刻特别是着述。他们发展和创新了一套在当时比较科学、先进、系统的史学理论、方志学理和着述方法，把经世致用落实到既求真又务实的新层面，推广性、操作性极强，必然地为江浙私家藏书楼所普遍借鉴和采用。私家藏书楼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从典籍传衍为主转变为经世致用为主，突破了以往的藏书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