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旅游的发展使经济增强，从而促进藏书楼的保护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1000多座藏书楼，现全国各地留存于世的大概不超过120座，现在保护较好的仅为14家。现在各级财政拨给的旅游资源保护的专项经费相当有限，许多藏书楼因没有资金进行环保治理而受损，并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很多藏书楼都因年久失修而消失。还有许多藏书楼保护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藏书楼的损坏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对于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更是无从谈起。
宋代尤袤的万卷楼原建于无锡惠山，曾遭火焚，其后裔尤侗在原址重建，就在现今锡惠公园之内，万卷楼成了公园的一个茶室，名曰万卷楼茶社。浙江莫干山下有近代名人黄郛所建文治藏书楼，章太炎曾为其作《黄氏藏书楼记》，小楼造型别具风格，现成了当地一家企业的办公房，游人到此多为之感叹，将其恢复原貌，成为莫干山一个文化旅游点，该有多好。镇江在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建有一座文宗阁藏书楼，毁于太平天国，后民间募捐重建更名绍宗国学藏书楼，现楼内图书已迁入镇江图书馆，而藏书楼则空荡荡地闲置在那里。余姚五桂楼号称浙东第二藏书楼，前往考察参观，发现坐落在一片拥挤的民宅区中间，长年闭门谢客，留存的6000余册藏书亦束之高阁。
更多的藏书楼由于历史变迁家道变故，残破不堪岌岌可危，有的甚至一拆了事难觅踪影了。藏书楼研究专家范凤书说，清代沈初所建书隐楼，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并称，有“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之誉。去年九十月间，笔者去江浙一带探访私家藏书楼遗迹，来到位于上海巡道街天灯巷的书隐楼，是个五进厅院宅，有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主人已经过世，留有遗孀与女儿在此居住，数百年的老屋，木刻砖雕精美异常，但已多年失修，屋内散乱不少书籍，灰尘满地，此前有“威马逊”台风光顾，刮塌了书隐楼的几间厢房，曾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呼吁，现不知结局如何。还有些在中国藏书史上曾名震一时的如常熟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堂、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朱学勤的结一庐、绍兴邵承灿的澹生堂、盛宣怀的愚斋、周越然的官言斋等众多知名藏书楼，如今都渺无迹影，询问一些地方官员也均道不知其详，令人扼腕。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文物、古建、藏书楼等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大多数藏书楼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与工业产业相比，旅游业对资源的消耗较小，在很多情况下，旅游开发提高了地方政府与群众对资源价值的认识和保护意识，改善了环境条件，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毁损。
当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性和世纪性的论题。人文旅游资源，如文物、古迹、遗址、墓碑等实行分级分区保护，保存其自然性、真实性的同时，要加以恢复和修缮。对藏书楼旅游资源要保持其古朴自然的外观，新建的旅游设施要保持民族传统风貌，防止随意模仿建造其他风格设施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的藏书楼，离不开维修与保护，只有得到精心保护，处在良性循环状态，才能激发人们的旅游愿望并转化为现实的旅游需求。但从独特性和发展眼光看，藏书文化旅游资源还缺乏整合和提炼，没有形成具有很强生命力和号召力的文化旅游产品，需要在当代意识指导下，开发出适应未来旅游发展的功能性很强的集约式产品。藏书楼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行为，藏书数的发展必须具有国际战略眼光和产品开发对策，要注重其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这是发展藏书文化旅游的必由之路。
人们通过旅游走进藏书楼，在欣赏藏书楼的人文旅游风光的同时，也领略了藏书文化与古建保护的真谛，同时游客花了门票进入藏书楼，这样可以提高游客对藏书楼文化旅游资源的认识和保护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藏书楼收了门票也就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与基础。有钱才能办好事、请好人和管好藏书楼，藏书楼主管单位就可能进行相关的保护与维修，还可以请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和维修保护，从而促进藏书楼的保护与发展。发展藏书楼旅游的做法深受旅游者的欢迎，既开辟了旅游资源，又解决了文物古迹维修保护经济问题，旧瓶注入了新酒，可谓一举多得。总之，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相关，互相促进，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古代藏书楼的对外开放，扩大了藏书楼的知名度截至2007年11月，宁波旅游人数达到1967.07万人次，而30%去宁波旅游的客人会去天一阁藏书楼旅游；截至2007年9月，南浔旅游人数达到275.22万人次，到南浔的游客98%都会去嘉业堂藏书楼。可以说去过宁波的游客80%以上的人都从导游或朋友处听过、或自己亲身去过天一阁藏书楼，而去过南浔的游客99%都知道嘉业堂藏书楼，根据旅游者的一般公式，如果旅游顺利会将之告诉三个人，而如果发生不愉快则会告诉11个人，从而可以看出每年知道或了解藏书楼的人会有多少！旅游业的发展如此之快，去藏书楼的客人如此之多，这当然无疑扩大了藏书楼的知名度。
七、江浙藏书家的兴衰史——以南浔古镇刘承干的藏书为例黄河九曲，世事变幻，常有人力所不能抗拒者，例如：三百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杭州绛云楼的许多珍贵典籍，江南士子至今扼腕长叹。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幸再度发生，一代代前贤们以个人不懈的努力将江浙地区典籍的精髓保存了下来。只要典籍尚存，则文化不灭，精神不灭，至于这些典籍到底属于谁，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仍然存在着，并能一环扣一环地继续传下去。中国的藏书事业同样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天灾人祸，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顽强走完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程，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江浙地区书籍的聚散向我们演绎的正是这么一个历程。
很多藏书楼都没有保存下来，但也有少数近现代藏书楼延续至今，例如宁波天一阁，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本文就以南浔古镇刘承干的藏书说明江浙藏书家的兴衰史。以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为例来说明江浙的藏书楼历史具有鲜明和典型的代表意义，富而聚之，穷而散之。
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人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四，刘家读书、着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着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而且，一些着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着《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
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所以，“书估踵门如市”。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几有海涵万家之势”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
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他的刻书从民国2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
《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的大部分，影刊宋本四史的前三史，《嘉业堂金石丛书》、《辽东三家诗钞》、《章氏遗书》等都是这一阶段刊印的，但多为随刊随印，并未结集。就几部丛书的选辑来看，其主题各有侧重，“有曰《嘉业堂丛书》者，则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以津逮后学也；有曰《吴兴丛书》者，则搜其乡先辈之书，以存乡帮文献也；有曰《留余草堂丛书》者，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而《求恕斋丛书》则最录近时人着述”。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精妙不弱于东邻”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