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年、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
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着《皇朝续文献通考》提供资料，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2000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清刊诗文集5000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第五，收藏有众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约2000种，而明抄《永乐大典》42册、《明实录》500册、刘抄《清实录》、《清史列传》、红格写本《宋会要》等均被誉为海内孤帙。稿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焦循手书诗稿、刘喜海《金石丛稿》等。
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
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册、善本书目一册。此外，还编撰了《求恕斋书目》、《留余草堂书目》各一册，《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册，《嘉业堂明刊本书目》一册。
这一时期，嘉业堂的刻印书虽然没有前一阶段那么声势浩大，但规模依旧不小，主要是将以前的各丛书汇编成套，“复明《嘉业堂丛书》当时多随刊随印、陆续发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计，更将原书汇印全部”。同时也继续刊印新书补入几部丛书，1926年的《王章诗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荆公诗集》，1928年的《三国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残》七卷，1930年的《严州金石录》三卷、《云溪友议》
三卷等被补入《嘉业堂丛书》；1928年的《董礼部集》，1929年的《月河所闻集》等被补入《吴兴丛书》；1926年的《汉管处士年谱》、1928年的《蕉廊脞录》等被补入《求恕斋丛书》；其余如《中庸切己录》等被补入《留余草堂丛书》。除此之外，刘承干还利用收回藏书楼的旧书版印刷了一些书，“刊了出售定价，略收一些工本费，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赠送的”。
从1913年起至此时，刘承干共投入近二十万元，计刊刻了《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220册，《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余卷，《辽东三家诗抄》3种9卷，《王章诗存合刻》2种17卷，加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等，共刻书177种3015卷，“所刻诸经单疏本为阮校所未见，子史百家亦多当代罕见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着及其谱状，搜罗尤伙”，这也可说是嘉业堂刻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