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是人类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中国文化中大多数是与水有联系的，水的属性、水的形态、水的运动以及水的历史都无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艺术及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水，是一把真正可以打开古镇文化基因密码的钥匙。”
一、水文化的内涵
我国有关“水文化”的研究大约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李宗新在《治淮》杂志第4期发表了《应该开展对水文化的研究》的文章。编者按说：“李宗新同志首次提出了水文化研究这个新课题。我们希望有兴趣的同志来稿参加讨论，以便更好地开拓水的开发利用新领域。”与此同时，时任淮河水利委员会宣教处副处长的吴宗越同志在《中国水利报》发表了《漫谈水文化》的文章。同年11月5日，由《中国水利报》淮河记者站和《治淮》杂志编辑部联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召开水文化研讨会的倡议》，并印发了《水文化讨论参考提纲》。这些有关水文化的讲话、文章和倡议，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提出水文化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客观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商品经济在我国开始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正在酝酿过程之中，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都在提出建设自己的行业文化，很快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文化热”。在这种“文化热”的影响下，人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别的行业都有自己的文化，水利行业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文化呢？当然，提出水文化研究，并不是出于感情的冲动，而是有它现实的土壤和深厚的根基，也就是说，有其客观必要性。首先，中华民族是创造世界最古老人类文明的民族之一。第二，我国是一个治水历史悠久、治水经验丰富的国家。
第三，水，不仅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水，也是一种载体，可以构成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第四，水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历史十分悠久，又具勃勃生机的水行业文化。最后，是水利事业发展的需要。
水，是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管仲曾说：“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综观世界文化流源，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枯荣消长明显地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盛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是古希腊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黄河长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所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将一切文化现象纳入到“水文化”的范畴内，“水文化”称得上是其他文化的母体。总的来说，水文化是对传统水功能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在水事活动中的体现，其根本理念是创造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水文化有不同的含义。
广义地说：水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从朦胧无知的混沌时期走向科技文明时期对水和宇宙万物的一种独特的理解、认知和文化现象，是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人类从畏惧自然、顺应自然到改造自然和在兴利、除害、营建、休闲、游乐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说：水文化是人类通过实践、认知、感悟并用以记录、诠释、评价、讴歌、自娱和指导一切涉水行为的社会意识形态；她也是古代先民在恐水→避水→辨水→用水→防水→治水→品水→亲水→赏水→玩（弄）水等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而形成的工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远古时期的一些原始图腾——龙、鱼、龟等就源自于人类对水的一种膜拜和依恋。中国历来“以农立国”，水利兴则百业兴，故历代开明的君王政治家均十分重视水利，并撰写了大量有关水和水文化的论着，因此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治水活动也往往与这些杰出的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与水有关联的文化行为，都是从水文化脱胎、衍生、演绎而来的，由其外延涉及的分支还有渔文化、酒文化、船文化、桥文化、运河文化、丝绸文化、陶瓷文化、湖笔文化、镜文化、剑文化、茶文化、竹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水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地域性和重要的传承、感化作用。因此，不同的国家、地域其水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和色彩绚丽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管子·水地篇》中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里，水充满生机和活力：万物都是从地生出来的。以人的身体作为比喻，水就是地的血气，河川就是地的经脉。老子的“上善若水”，是说有道德的上善之人，就像水的秉性一样。
水善于利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不乐意的卑下之处，所以最接近于道；上善之人处世所居要像水那样善处卑下，存心要像渊那样清静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彼此相亲，言辞要像水那样信诚不欺，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不紊，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举动要像水那样伺机而动。这也体现了水的人格魅力。可见，水文化就是人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人水和谐发展”的最初依据。中国水文化积千年之精华，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自有与洪水搏斗，就有抗洪精神。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抗洪精神。在东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即大仁、大智、大勇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文化底蕴是“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人定胜天”。这是中国水文化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具体表现。
因为大禹治水的缘故，才使得大禹的形象具体而伟大，也就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人格精神，而这也就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成为了一种人格中的美德。因此，水精神是水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而抗洪精神正是水精神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1998年我国人民在战胜历史罕见的洪水中表现出的伟大抗洪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用儒家的“比德”眼光来看，“智者乐水”，水激流勇进，遇到阻碍物就会转弯，但是流向并没有改变，这种不怕碰硬，不采取两败俱伤的处世态度，是智者的风范。一个“智”字，既反映了先哲对“水”的认知，又破译出“水”所蕴藏的无尽的文化内涵。自然界中，草木无言，山水无知，自古长江东逝，黄河奔流，其势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其成为人们审美的范畴，无知无觉的水便会化作“文化精灵”，超越千年历史时空，成为具有鲜活生命的审美载体。“智者如水”，智者应该有水的精神、水的品格，涵养柔软的心性，修炼谦卑的美德。
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水文化是人类对社会各个时代和时期水环境观念的外化，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生态水环境和满足兴利除害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水利工程、水利事业的准则。
从景观的角度来讲，城市特色景观的生成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美学途径，二是心理学途径，三是历史文化途径。城市景观设计的三大原则是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文化。水文化就是指在城市景观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文水资源，以水为载体，紧密联系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将人的行为、历史水文化和创造城市特色景观综合协调考虑。
水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的灵魂，也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的特色所在。水不仅养育了这方水土的居民，而且使江南水乡六大古镇成了钟灵毓秀之地，孕育了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丰富多彩、具有江南特色的水文化。因此可以认为：水文化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江南水乡古镇水文化的一般特征
江南水乡古镇的基础是水。稻文化、渔文化、酒文化、船文化、桥文化、运河文化、丝绸文化、湖笔文化、茶文化是古镇文化的具体表现。
（一）江南典型的水乡地理环境是古镇水文化发展的基础
江南六大古镇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地处太湖流域-江南运河这一平原水乡空间，它们与山地丘陵或盆地区域的市镇相比，有着不同的聚落空间。六镇所在的太湖平原为第四纪时的沉积层，主要由长江、钱塘江、太湖和东海等带来大量泥沙，经江、湖、海的冲积共同作用而成。距今6000年前，长江南岸沙嘴开始露出水面，至5000年前，长江南岸沙嘴与钱塘江河嘴不断延伸，最后两者相接合拢，形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自形成古太湖后，陆地不断向东扩展，至今尚未间断，区内洼地成湖，沟壑成河，形成一个典型的湖荡水网平原。
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河道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交通纽带，形成了镇区进水、蓄水、回水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构成了六大古镇因水成镇、因水成市的亲水性文化。
从聚落地理角度来考察六大古镇，其实可以分为二类：一类以同里、周庄、西塘、甪直为代表，位于太湖东岸，由于娄江、东江、吴淞江的淤塞、堙废与太湖东部湖泊的兴衰，导致东岸环境不断发生变迁，淤泥堰塞成陆地，决定了四古镇的历史定型——低地湖泊型聚落。最典型的莫过于吴江县同里镇。同里位于太湖之东，是个被湖、江、荡、河层层包围的古镇，周围有庞山、南星、叶泽、九里、同里五湖环抱。0.67平方公里的镇区，水域面积占了五分之一。呈“川”字形的市河及其支流纵横分隔，形成七个小岛屿，乡人称之“圩”。因境内三河平行成“川”字，也叫“同川”。吴县甪直，古名甫里，据《苏州府志》载：
“六直浦自界浦以东有大直、小直、直上泾，而一浦界其间，南北可通六处，故曰六直浦。”甪直向有“五湖之厅”和“六泽之冲”之称，北面是阳澄湖，东面是金鸡湖、独墅湖，南面是万千湖、澄湖。又有6条江水相聚，即吴淞江、清水江、南塘江、界浦江、大直江和东浦江，是一个典型的水乡小镇，旧时有72座半桥，人称“五步一桥”。昆山周庄，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交界处，为澄湖、白蚬湖、淀山湖、南湖所环抱，南北市河、油车漾河、中市河和后港河4条河道贯通古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水乡”。嘉善西塘，历来有“吴根越角”之称。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所修的伍子塘之水直达镇内，所以又称“胥塘”。“胥”、“西”
音相近，后人遂称之为“西塘”。元时称斜塘里，明正德间，改名为西塘，境内“皆平畴，无大高大洼”，故别名“平川”。由东西向的西塘港和南北向的三里塘，呈“十”字形构成了西塘的骨架，其他有六斜塘、显仁港、乌泾塘、十里港、杨秀泾等支流汇入这两条主河道，形成了河网纵横的水乡古镇。
另一类以南浔、乌镇为代表，地处江南古运河及其支流，属于典型的低湿地河川型聚落。桐乡乌镇，历史上位于两省、三府、七县接壤之地，向来是水陆交通的要冲。“乌青当三江五湖之冲，众流交汇，泽国之下游也。”南浔地处江南运河与荻塘交汇处，“运河横贯市心中，南北支流屈曲通”。河渠纵横，舟楫四通。
江南六大古镇的形成，可以说是一部水与人的历史。吴越文化的“水”环境，赋予了江南六大古镇“水”的品性。与中国其他地域城镇相比，它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以“水”为中心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它直接影响了古镇的自然风貌、民居风格、城镇格局和生活方式。
（二）江南水乡古镇水文化的一般特征
江南六镇的形成，是一部水与人的历史。以水为中心的自然风貌、生活环境，直接影响了古镇的民居风格、城镇格局、生活方式，甚至文化形态。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为江南水乡古镇下的定义中也能体现出水在江南古镇所起的作用。
1.均匀性和高度集中性
从村落发展到市镇，腹地与交通是两个重要因素。腹地指处于市镇吸引（辐射）范围之内的农村地区或其他次一级市镇甚至包括个别府县。明清两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镇大约有56个之多。这种从明清以来，尤其是从清代乾嘉以来就形成起来的均匀而高密度的市镇分布，原因有以下方面：一是该区域内的自然生态。江南土地肥沃，河流纵横交错，使得这一区域开垦利用率和灌溉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二是人文生态。如人口的增长、土地生产率的相对提高、族居的传统习惯等等，使得人口大量增加。而均匀的村落分布，大大缩短了农户到田间耕作管理的距离。综上所述，使得江南平原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建立农居点，任何一个居民点都可能发展成为村落；而在交通上可以得到舟楫之便利，处于物流中心位置的村落都得到了发展，成为市镇。市镇进而成为商品集散地和工业加工地，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