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人在尚武中表现出“刚”气的同时，其内在的阴柔之美也不断释放出来，主要体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上。原始艺术中河姆渡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象牙器上面雕刻的弧线、圆圈线和卷曲线，细腻、柔和、生动、传神，表现出清淡素雅、温和潇洒的艺术风格；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更是精美绝伦，从神人兽面纹简略的图形中，可以看出当时吴人的世界观更趋于现实，重视人的价值，审美情趣上以简洁明快为特色；商周时期江南的青铜文化，出现了造型奇特优美的鸳鸯形尊，标新立异的飞鸟盖双耳壶，饕餮纹稀疏简略，花纹装饰显得随意草率、生动活泼，这种柔性的审美情趣在六朝以后的吴文化发展中一直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了丝织、刺绣、玉雕等各种门类的精巧手工业。六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吴文化价值取向由尚武趋于尚文，吴人的形象也由“轻死易发”转变为温文儒雅。东晋南朝，玄学盛行，崇尚清谈，贵族约束子弟，不使习武，社会上层弥漫着一片文弱怯懦之风，上行下效，阳刚之气荡然无存。到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吴地好勇好斗现象已不多见。至明清时，重文风气渐盛，状元辈出，名人学子浩若繁星。
事实上，吴人表面儒雅实质并不怯弱，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吴地历来就是河网密布的“水乡泽国”，水是江南水乡环境的母体，江南水乡因水而生，因水而发展。昆山的周庄“镇为泽国，四面环水”，“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周庄镇区位于五个湖泊的中心地带，而镇北的白蚬江又是连系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通衢，是来往船只避风和补充给养的良港。同里镇区可谓“诸湖怀抱于外，一镇包涵其中”。甪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也是通过贯穿镇区的“上”字形、“十”字形或星形的市河沟通太湖、运河、长江甚至大海，古镇商业便随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得到发展，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以“水”为中心的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物质文化形态。由于吴文化是水的文化，水是柔性的，故而精神上普遍造就了吴人性格的柔和，吴侬软语，说话斯文；待人处世上善于沟通，运筹帷幄，正如《老子·七十八章》所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克刚。”吴人具有水滴石穿的坚韧品性，在儒雅的外表下，隐含着更深沉的“刚”的性格。
（一）崇文重教的传统，使吴人“刚”的韧性得以延续
在两晋南北朝时，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排挤压制；明初时，朱元璋对南方士人的残酷杀戮，给吴人在政治上很大打击，严酷的现实，使得“南士将政治上的追逐转化为精神上的执着”，将其心智全部倾注到文化事业中去，以丰厚的文化成就来弥补权力的失落，他们选择隐逸生活方式的目的是用来平衡自己的心态，而实质上这是一种积极入世方式的表现，正如明朝文征明所讲的：“奚必矫矫孑立，求胜于气，然后为能尽其刚哉！昔刘器之不为枉矫过激之行，而耿挺特达，卓有建明，至于颠顿困踣，曾不少变，而苏轼氏以铁汉目之。”实质上是向世人宣告江南士人所追求的是一种外柔内刚的气质。吴人通过对文化事业的追求来达到自己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追求，形成了崇文重教的风气和传统，出现了众多的文化世族。在朝代更替、政局动荡的年代里，北方世家大族分崩瓦解，而南方文化世家大族却凭借文化传承的坚强韧性延续下来，东汉以后，一种对高层次思想和文化艺术风格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深入人心，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书法、绘画人才辈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产生，工艺技巧不断改进，吴人在浓郁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在重视学术、崇尚读书的同时，还勇于突破生活已有的规范，急流勇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儒雅柔弱的外表下，内在“刚”的精神却愈显突出。
据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2%，其中江苏省最多，浙江省次之，近代名人有51.3%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占全国大半，而浙江、江苏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想、洋务思想、科技思想、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南六大古镇在浓厚的崇文重教环境中，也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古镇的望族和士大夫们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对提高古镇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苏州“小邹鲁之乡”同里，任兰生之子任传薪追随革命，倡导教育救国，1906年他20岁时以退思园为校舍，出巨资，聘名师，聘请国学大师钱基博（钱钟书之父），书法家钱祖翼、范烟桥、任传鹤、顾乃复等任教，创办了私立丽泽女学，开近代中国女子受教育风气之先。现代着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早年在甪直任教，在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的同时，还引导学生关心国事，晓之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乌镇自古就是读书的好地方，昭明书室就是梁武帝太子萧统和其老师沈约读书的地方；立志小学的前身是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严辰在同治年间创办的立志书院，对乌镇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出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古镇南浔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文化之邦，顾乾麟先生于1939年创设的叔奖学金是我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小莲庄主人刘镛的长孙刘承干创建的嘉业堂藏书楼，是我国着名的私家藏书楼，为保护我国的古籍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吴地兴学之风昌盛，推动了吴地社会风气的转变，仅近现代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就涌现出如章太炎、柳亚子、顾颉刚、叶圣陶、郭少虞、匡亚明、胡绳、费孝通、吴健雄、钱伟长等许多着名的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不仅促进了吴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在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作用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坚贞执着，吴人在追求理想信念中表现出顽强的“刚”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政治腐败，国事日非的年代，江南的士大夫文人时刻站在思想战线的前沿，以历史使命和社会使命为己任，高瞻远瞩，领导潮流，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充分表现出吴地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刚”性。宋代范仲淹提倡“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明代东林党人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顾炎武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学即理学”；中国近代维新派先驱者、清代学者龚自珍对社会提出强烈改革的主张。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吴人并非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文人，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吴人在抵抗外侮、抨击权贵、兴利除弊、革新政治的业绩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无不闪耀着爱国忧民的光辉思想。宋朝时宜兴人民拥戴岳飞抗金，明朝时王其勤抗击倭寇，明末清初发生的“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吴淞口战斗、镇江人民抗英斗争，以及现代史上的淞沪杭战等史实都强烈地表现出吴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民族气节。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镇江军民在抗击英军的战斗中“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的“勇敢和锐气”，并称“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吴人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令外国人都钦佩不已！古镇同里走出了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南社进步文化青年柳亚子，甪直的近代思想家王韬、周庄的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南浔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他们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以天下为己任，把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为世人树立了儒家“士志于道”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
（三）经济领域勇于开拓，进一步凸现吴人“刚”的精神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吴文化源远流长，表现为人文荟萃；吴地经济根深叶茂，表现为农丰工盛。吴地在杰出人才辈出的同时，农工商经济的规模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吴人自古以来就有吃苦耐劳、勤奋智慧的优秀品质，在精耕细作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吴人重商贾、懂经营、会致富，商品经济意识浓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造船、冶炼为代表的吴地手工业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苏州已是吴地政治、经济的中心，南宋以后，苏州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得到增强，带动了周围市镇的经济发展。明清时，以太湖为中心的吴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成为我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也是西方列强最先打开的中国门户之一，因而这里得风气之先，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素以“精明”着称的吴人有极强的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意识，他们在经贸发展中启迪思维，大胆拓宽思路，拓展经营，凭借不拘于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直走到现在。他们创建的苏南模式，使得太湖地区以苏锡常为主的12个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吴地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江南六大古镇湖泊纵横，地势低洼，适合耕种渔桑，自古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就很高。古镇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商品经济基础，秉承吴地人民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传统，利用地域优势，形成了丝绸、粮食、棉布、造船、竹木器、水产等特色鲜明的专业市场，古镇也因此出现了许多巨商富贾，他们主要经营丝绸贸易。明朝，富有传奇色彩，号称江南第一大富豪的沈万三，原先祖籍湖州南浔，父辈时举家迁往周庄，着名历史学家吴晗指出“苏州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沈万三靠镇北边的那一条急水江把江南一带的刺绣、丝绸运出，卖给外国人，靠和外国人做贸易发了家致了富。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以古镇南浔为代表的湖州丝绸商崛起，涌现了一大群产业巨头，如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更是富可敌国。湖商知书达理、温文尔雅、聪明善断，儒雅的气质下透露出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优秀品质，凭借丝绸起家，又不仅仅满足现状，他们走出家门，领风气之先，顺应时代潮流，勇敢地到上海开公司，办实业，其中有我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黄佐卿，上海“丝业大王”杨信之，以及周庆云、庞元济、沈联芳、莫觞清、嵇慕陶、汤祖兴、钮介臣等驰骋商场的产业大亨，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四）包融开放的胸襟，更显吴人“刚”的魅力
吴地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势平坦，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这为吴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地域环境，此外，纵观吴文化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可以发现其发生、延续、勃兴都离不开外来文化的贡献。商末时期泰伯、仲雍奔吴，中原周文化和江南土着文化第一次交融，吴人学到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同时也开启了吴人善于吸取、学习的心态大门；魏晋南北朝至宋金对峙时期，伴随着三次人口大规模南移，不仅给吴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而且大大加快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历程，促进了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吴文化由落后变先进的历史性转换；鸦片战争后，吴人清楚地认识到灾难与机遇并存，危机与生机同在，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强求存，“西学东渐”，西方文化被吴地吸收融化，在实业救国、变法图强思想影响下，吴地放眼世界，积极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兴办工厂，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在太湖流域首先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融合、吸收、整合外来文化的历史，吴人海纳百川的胸襟，造就了吴文化包融、开放、善于革新的特点，是吴人“刚”性的又一体现。有“江南富镇，海派文化摇篮”之称的古镇南浔，充分利用江南的特产丝绸，与外国人做贸易，在上海创办民族工业。
如在上海发迹最早的南浔丝商顾福昌，因为稍通外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营蚕丝出口，获利丰厚，是上海着名的买办；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是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1902年，不识法文的张静江前往法国经商，办商行“通运公司”，搞丝绸、茶叶、瓷器、漆器、文物、字画等进出口贸易，成了第一位大赚法国钱的中国人。南浔的包融开放不仅表现在经商的气魄上，而且还表现在中西合璧的古镇建筑文化上，这种个性特征是六大古镇中独一无二的，南浔的园林宅居既保留了中国园林“挖地为池、垒石为山、曲径通幽、以小见大”的精巧，又融会了西洋建筑大气豪放、通透敞亮的风格。刘家的“红房子”具有中世纪西欧巴洛克式风格；“江南第一宅”张石铭故居，中式的建筑中有西式的豪华舞厅，里面镶嵌着从法国进口的彩花式瓷砖，还有具有欧洲18世纪建筑风格的法式洋房；小莲庄主人更是匠心独运，在一排溜古色古香的飞檐翘角中，镶进了一座西洋小楼“小姐楼”，又叫“东升阁”，融汇了浓浓的异国情调；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口字形回廊式的两层西式建筑，但周围环境布置又是典型的中国园林风格，假山、石笋、亭台、小桥，点缀在荷花池周围。
走进古镇，从建筑中就可读出南浔人勇于吸取，洋为中用的创新精神，从而深深领会吴文化开放包融的博大胸怀！
综上所述，根植于吴文化土壤中的江南六大古镇文化，其内涵特征与吴文化密切相关，它具有刚柔相济的根本特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与外来文化整合，形成了崇文重教、经济意识强、开放包融、开拓进取的江南古镇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