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我们强了，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处理不了的问题了，冲突自然就来了。即便我们啥也不做，就光看那个不断膨胀的经济总量，也让人感到既离不开，又很害怕。而现在，我们似乎不用很谦虚了，对外部世界也不再好奇了。
但其实，我们的内心茫然还很多，要不然就不会有本篇前言开头写的中年女白领的故事了。
但这位女白领关心的还只是小问题。其实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更宏观的问题需要关注。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1979—2049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1979—2049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2014—2015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人口、土地、廉价、环境污染等）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限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四、
转型期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经常说，今天有“两个中国”在赛跑，一个是“成就中国”，另一个是“问题中国”。我们再看看周围，大家既担忧手中的资产，希望国泰民安，同时又注目军力跃升，渴望一雪国耻。
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型国家及其国民的心态。这个时期的人们最关心风险，而这个时期也最充满风险。
我曾在演讲的时候说，今天的中国有四大风险：第一，经济持续下滑的风险；第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第三，社会稳定的风险；第四，战争爆发的风险。
对于前面三个风险，大家似乎都认同，也在认真研究、预防。但对于第四个风险，很多朋友认为，我言过其实了。
但其实，只要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冲突，以及我们民间正在发酵的种种心态就可发现，我还真的不是言过其实。
2015年1月中旬，达沃斯论坛举行前，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核心观点举世震惊：2015年，地缘政治风险跃居榜首，其中国际冲突或成为未来十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
该《报告》综合各方专家评估，对未来十年全球28项主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力进行预测，并将这些风险划分为五大类：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
令人震惊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在过去五年中远离榜单，但在今年的排名中却跃居榜首。《报告》显示，“国家间冲突所造成的区域影响”被列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以及影响力第四大的风险。在发生可能性方面，该项风险超过了极端天气事件（第二位）、国家治理失败（第三位）、国家解体或危机（第四位）与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前五项风险中的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都属于地缘政治风险。
由此看来，2015年中国周边的潜在地缘冲突并非空穴来风，急速下行的中国经济也绕不开这些地缘政治冲突。
五、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2015年的中国，已经到了战略研判的重要十字路口。
如果说“和平还是战争”是个伪命题，那么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冲突已无法回避，应该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其“度”？换言之，适度的冲突将是中国未来的“新常态”。如果把握不当，是否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全面对抗？
如果说“新冷战”是个伪命题，那么世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即以中国为一方，而国际世界的其他成员国为另一方的格局。我们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需要的只是我们的钱，我们的心却无法征服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不再那么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当“海外势力”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敌对势力”的时候，我们与世界的内在纽带也就越来越脆弱，直至最后一天也许会断裂或被人为剪短。这显然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发展方向。
也许，这正是“新常态”下，中国和全体中国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挑战。
本书后面的章节，由一系列从未披露过的内幕故事组成。遵循着“形散神不散”的原则，当把这些内幕故事组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国际舞台的惊心动魄，以及中国未来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当然，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地缘政治冲突，都无法绕开“美国因素”。因此，如何研判“美国因素”，如何善用“美国因素”的“双刃剑”的作用，就成为2015年中国的重要战略课题。
作为正在追赶美国的后起之秀，中国要将美国定义成“战略竞争者”或“敌对势力”，实在太容易了。但请记住：中国追赶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界为敌，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并参与构建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总有一些真正的“强国之道”，而这正是我们所十分缺乏的，更是我们需要虚心学习的。
我们更要看到，2015年，美国经济开始其二度引领世界的进程，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美元的强势，美国创新精神的依然不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刻折射出我们的不足和软肋。
六、
刚刚过去的2014年尾，西方世界出现了不少战略警醒的声音。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文章认为，2014年，世界进入“无序时代”，美国需要更多的务实主义和多元主义，必须将务实主义置于大战略之上，“美国必须在某些问题上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又是我们的对手”。
日本《呼声》月刊2014年12月发表文章，题为《“后冷战时代”已告终结》，认为2014年是持续了20多年的“后冷战时代”终结之年，日本必须做好新的思想准备来迎接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不应仅依赖日美同盟，而必须向自主外交、自主防卫迈出坚实的脚步。
法国《费加罗报》2014年12月18日发表文章，题为《2014：全球危机加剧、幻想破灭的一年》，认为2014年不仅是危机增多的一年，也是解决恐怖主义祸害幻想破灭的一年。遗憾的是，2015年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被血洗的悲剧，正好印证了《费加罗报》十几天前的判断。
就连西班牙《起义报》也在12月18日发表文章，认为世界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全球所有的地缘政治变化都伴随着战争。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只能拿着木棍和石头打’。”
如果说，2014年是“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之年，那么“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如今，这个时代结束了，作为这个时代“新生儿”的中国，独步于国际舞台，又恰遇自身经济、外交和集体心理进入“新常态”，又该如何自处？
2015年1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题为《中国世纪》。文章写道：
在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需要留意一个几乎被忽视的重大事实：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回到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地位。
历史将会证明，斯蒂格利茨的这一观点是否长久、站得住脚。2015年开始的时候，至少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是忐忑的，因为2014年的经济增长跌到了7.4％，2015年可能更将下调到7％，未来几年恰好是中国经济的动荡之年。
未来几年，是中国在方方面面经受“新常态”考验的时期，也是周边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剧升的时期，更是中国能否掌控风险，把握冲突的“度”的关键几年。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前言中提出，“未来三年，中国成败在此一举”。那是就中国的改革而言，但对于掌控地缘冲突风险、调整心态而言，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
本文开头时，曾提到一位女性白领对手中房产贬值的担忧。行文至此，我想告诉她的是：未来几年，只要炮声一响，您手中的财富将立时化为乌有。
和平，一如空气、阳光和水，只有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弥足珍贵。
和平，不来自于我们的勇气，而来自于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