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中国军方和外交精英首次巅峰激辩
2014年7月18日，早晨8点，中国深圳，花园格兰云天酒店二楼西餐厅。
离8点还不到5分钟，我在靠窗的长方桌子边坐下，等待着三位朋友的出现。这三位朋友是我今天宴请的早餐客人。
2014年7月18日，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我选择这个日子纯属偶然。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居然很长时间后还会被人关注、谈论，甚至还可能在有关中国对外战略的公共讨论史上留上浓重的一笔。
这天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我主持的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将举办一场“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7月18日，我在深圳主持录制了这场对话，并在7月20日和27日，用两集的时间播出了这一节目。
参加这场对话的分别是中国外交界和军界的两位名人：中国前外交学院院长和驻法大使吴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罗援。
但如前所述，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集节目居然会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也没有想到，这次对话会迫使我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考的一部分，也间接导致了本书的诞生。
一、新常态：中国走到十字路口
最近几年来，在对外战略的问题上，中国也出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一如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鹰派和鸽派。
其中，强硬派主张中国对外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以更为明确的方式保护中国日益扩大和上升的国家利益；而温和派则主张中国须继续以合作共赢来拓展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国也有鹰派和鸽派？
就像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一样，中国正在出现的鹰鸽两派之争，也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这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很难想象，当国家积弱贫穷，需要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时，国内会产生这样的方向之争；第二，鹰鸽两派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完成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在中国舆论界和民间，虽然没有权威的定论，但大家一般都会把罗援和吴建民作为鹰派和鸽派的代表，这显然是与两人发表的观点的内容和频率，以及两人各自在国家体制内的地位相关联的。
罗援，解放军少将和军事科学院学者，其父罗青长是大名鼎鼎的中共情报元老。
台湾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张友骅，祖籍浙江。其父是蒋介石的卫队长，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台湾。1954年，张友骅在台湾出生。20世纪60年代初，十岁不到的张友骅发现，其父和蒋介石在一起时，经常提到两个人的名字：李克农和罗青长。小小的张友骅不明就里，问父亲：“这两人是谁？”想不到父亲回应的是一巴掌！
稍大一点后，张友骅才知道，原来这两人是共产党情报首脑，蒋介石天天“关心”的就是他俩的动静。有一次，张友骅在我的节目里见到罗援，把这一故事讲给罗援听，听得罗援哈哈大笑。
罗援没有他父亲那么神秘，相反更为高调，也自然更有名，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更大。用罗援自己的话来说，他近年频频发表各种“理性鹰派”的观点。他的“善战方能止战”等一些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设立海岸警卫队”、设立三沙市等）也不断为决策者所采用。因此，中国民间一些支持他的声音，把他看作是“新时期军人维护国家利益”的代表人物；而反对他的声音，则把他称为“军人干政”的代表。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年轻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担任法语翻译，20世纪90年代出使日内瓦，其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联合国会议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时，举手反对的场景。
中国民间第一次认识到他的鸽派色彩，是2005年中日民间风潮风起云涌之时。吴建民当时在媒体上公开呼吁“要爱国，不要害国”。多年来，吴建民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合作共赢的道路，人类已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切忌高举战争的旗帜。
虽然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从未有过当面交集或正面交锋，但两人的观点散见于各大媒体，各自的背后都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和反对者。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截然相反的观点不但能聚集成阵营，而且还会迅速形成“口水交锋”，并在互联网上一波一波地发散开去。
两派分歧的核心，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研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是否将面临一个日益冲突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与这一研判紧密相关的是对中国战略举措的设计：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更多地强调以斗争捍卫国家利益，还是以合作共赢取胜？
但若把这一命题向纵深推进，明眼人都可看出，斗争与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肯定是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基本态势。问题是：其间的“度”如何把握？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邀请罗援和吴建民，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对话或“对决”。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想法在2014年7月18日那天得到了实现。
2015年：类似1969年和1992年的战略抉择？
此刻，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一起来到了酒店西餐厅。
一同到来的还有吴建民的朋友、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前负责人吴松营。
虽然那天我的主要客人是罗援和吴建民，但吴松营在早餐聚会上却似乎成了主角。这不但是由于他的能说、能侃，同时更由于从吴松营嘴里说出的故事，确实能在瞬间把人吸引住。
说起吴松营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起他1992年年初部署写作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吴松营不但是参与随团记录的记者，而且还是直接部署将这一消息发往全国的负责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年初，中国被一种沉闷、保守的政治氛围所笼罩，向“左”转是当时全国上下的主基调。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
1992年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抵达广东，发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呐喊，并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虽然吴松营作为《深圳特区报》的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南巡讲话”的记录，但当年发表这篇报告，《深圳特区报》可谓冒足了风险，因为事情的整个过程并非坊间流传的那样是邓小平的事先安排。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即便是邓小平，在1992年要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也遇到了极其强大的反对势力。
《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上层保守部门的人士对《深圳特区报》横加指责，并开始动员手中的权力，准备对该文的主要作者的负责人进行处分。吴松营本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忽然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来电，要求提供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镜头画面，并表示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情况才有所改观。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篇幅播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全文，邓小平南巡才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扭转中国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1991年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所面临的情形。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作者之一、当时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也是我的另一个节目《震海听风录》的多年嘉宾。周瑞金有一次告诉我，“皇甫平”文章见报后，他本人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受到不公正待遇，原定到香港《大公报》任职社长的事情也被撤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情况才得到舒缓。
1992年，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年份。在这之前的两年半里，中国国内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舆论一片欢呼，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中国舆论浸透在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浪之中。中国何去何从？世界潮流究竟是继续和平与发展，还是将面临持续的冲突和摩擦？中国到底是继续对外开放，还是就此封闭和隔绝于世界？
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年初的中国，似乎处于与世界全面的对立和对抗之中。
当时，很多人心里有感、有思、有惑，但就是不敢说出来，充斥舆论的依然是“反和平演变”的主基调。世界在观望中国，西方世界恶意的人在等待中国灭亡；中国内部的一些人则举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帜，针对这股“中国崩溃论”迎头而上。
双方的对决如箭在弦上。
就这样，中国在彷徨中度过了两年多。1992年的中国，需要清醒地研判，更需要理性地决策和抉择。
这种对形势的研判和抉择，有点类似于1969年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研判。当时的中国，正在“文革”的动乱中挣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并进入军事对抗，美苏关系也在紧张之中。
1969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除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研判，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还有一个系统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林彪为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紧随其后的“军委办事组”。其中林彪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那年6月间，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九大开完后不久，毛泽东就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叫到一起。毛泽东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显然，毛泽东想摆脱九大政治报告和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的研判，而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判断。于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四位老帅的每周“神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演了。说是“神仙会”，其实是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独立、深入、客观地研究和分析。
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在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国内外有一个讨论开始鹊起：苏联战略究竟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
1969年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联合签名，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呈周恩来。报告的观点与九大政治报告的基调截然不同。
关于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报告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对反华的看法，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对美苏矛盾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也是在那一年，45岁的新华社资深记者王殊，被派往欧洲冷战最前沿的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记者。他在那里的任务，除了日常报道，就是针对下列问题展开调研：第一，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第二，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是否仍占主导地位？第三，中国和西德的关系如何发展？
王殊在欧洲通过实地调研，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的战略是向西，不是向东。
对于中国和当时联邦德国的关系，当时的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而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在这一基础上，他建议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1969年和1992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原因很简单，在这两个年份，中国面临极其重要的战略方向的抉择；而战略抉择的前提则是准确的战略研判。
1969年中国面临的战略研判是：中苏是否可能爆发大战？美苏是否铁板一块？欧洲是否为新的战争策源地？由于四位老帅和王殊等人的准确研判，毛泽东做出了与尼克松握手和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决定，在冷战环境下不但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
1992年中国面临的战略抉择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时刚刚经历政治风波的中国，到底是继续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还是与世界产生战略猜疑与隔阂？邓小平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
我们可以做下面两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