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如果毛泽东不委托四位老帅展开战略调研，如果王殊等人不提供准确、客观的第一手战略分析，那么中国很可能将在同时与美苏为敌的状态下，陷入十分不利的战略困境。
1992年，如果没有88岁的邓小平的战略抉择，中国在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成就将不可能取得，中国将走上另一条通往“死胡同”的道路，今天的中国将不可想象！
2014—2015年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虽然其形态、性质和程度都与1969年和1992年完全不同。
中国周边危机：从量变到质变？
这些年，所有人都看到中国周边局势正日益复杂和紧张。无论是与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的冲突，还是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都无不显示了这一点。
十年前，虽然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但当时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东海能源问题，都没有上升为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更没有发展成为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局面。2004年年中，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的争执开始白热化；2010年后，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开始上升。
2004年，我到日本防卫厅（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属下的防卫研究所调研交流，当时我们一致的意见是，虽然中日矛盾错综复杂，但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但2008年，我们再次见面，大家开始对四年前的这一结论产生动摇。因为在2004—2008年间，东海局势开始持续紧张。2013年我们又见面研讨，大家讨论的问题已变为：中日如何才能避免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擦枪走火？中日究竟有无办法避免一场军事冲突？
这一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发生在2004—2014年的这短短十年间。
十年前，虽然中国与东南亚五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早已存在，虽然2002年签署的《南海行为宣言》已经名存实亡，虽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已悄悄演变成“搁置主权有余，共同开发全无”，但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似乎还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南海海域也尚未出现紧张对峙的局面。
2004年下半年，我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用连续四期节目的篇幅，阐述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中国需要在南海有争议海域迅速“先下手为强”，采用经济手段迅速在有争议海域展开开采工作。
当时，这一建议在许多朋友听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甚至觉得我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但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终于抵达越南附近的海域开采，却引来越南、美国的强烈反弹和各种冲突性的举措，最后不得不以暂时撤退告终时，人们却又觉得中国对这一切的部署来得太晚了。
确实太晚了！与2004年相比，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通过经济手段“先下手为强”的时机已经过去！
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同时，当2013年下半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时，地区和国际各国一片反弹。甚至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开始正式启动的同一天，美日还派遣战机进入这一区域，直接挑战中国。相关的作业程序显示，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存在经验严重不足的现象。
十年前，美国仍深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反恐，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相当程度被掩盖或推迟了。2006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中国核心智囊郑必坚发表文章回应，“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将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仅仅过了三年，奥巴马上任，成功地从两场战争的泥淖中抽身，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喊出“我们回来了”，“重返亚太”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虽然其间遭遇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对峙和“伊斯兰国”对美国的挑衅等重大危机，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却始终没有重大调整。
从这以后，中国周边的局势开始日益复杂，许多十年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主要矛盾；一些十年前不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议题（比如钓鱼岛冲突和南海问题），现在却走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以致中国海军司令对媒体表示，中日冲突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擦枪而不走火”。
时至今日，中国周边的冲突，无论是正在激化的东海、南海局势，还是有所淡化的朝鲜半岛和台海危机，抑或是未来若干年有可能持续上升的香港问题，其背后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国的那只“无形之手”。
这一切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五年里，甚至其激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民间情绪沸腾VS战略课题凸显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些年对周边局势的敏感性也在不断提高。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讲过两个小故事。我愿在这里复述。
故事一：2010年后，我曾多次到外地做关于南海问题和周边局势的报告。当我从历史、法理、战略和未来的角度，试图对南海问题做多角度阐述时，听众席上一些年轻的朋友往往会变得不耐烦，急急发问：“邱老师，您告诉我们，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因此，我常开玩笑说，莎士比亚曾说“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当到了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南海和周边问题，居然被简化成了“打还是不打”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故事二：2012年年初，我到西南某大省给一些企业家演讲，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演讲后茶叙，企业家们把头扭向一位大佬级的企业家，探寻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只见那位企业家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吐出一句：“现在需要打一仗了。”此言一出，现场先是一片沉默，随即忽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回归到下面这几个基本的问题：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近年来的安全环境？
-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正从合作共赢，走向日益摩擦和冲突？
-中国是否须做好以军事冲突解决周边问题的准备？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都已长久地存于许多国人的心中，只不过还没有人直白地把它们提出来而已。
只要看一下中国各地电视台晚间节目的内容，我们就可清楚。各大电视台的晚间节目，除了大型娱乐秀、电视剧，剩下的时政节目，就是探讨中国周边军事威胁的话题了。一时间，似乎中国周边都已危机四伏，军事冲突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时，我们只要参与民间的茶余饭后的谈话，也可体会“南海：打还是不打？”背后的深刻集体心理背景。
35年的改革开放，换来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换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局面，但也出现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错综复杂的情况。
中国国力迅速上升，是否必然导致国际格局和周边环境错综复杂？这将是个长期可以讨论、争论的命题，但下面的问题却在我们讨论、争论的过程中日益凸显，那就是：
-从现在开始，中国是否将进入持续的周边动荡乃至冲突之中？战争是否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
-如果说冲突和战争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那么这种渐渐走来的“战争步伐”，究竟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误判所致？
战略研判：高估风险？低估风险？
所谓误判有两种，一种是高估风险，另一种则是低估风险。
高估风险，可能导致极端、不必要的冲突准备，并扰乱中国本应有的平稳节奏和步伐，使中国陷入一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风险之中。
而低估风险，则可能患上“麻痹不仁症”，使中国面对巨大的风险而仍不自知，并进而进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了风险？坦率地讲，对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没几个人能准确回答清楚。但几乎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又都无不徘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所以，我将2014—2015年在战略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比作1969年和1992年的中国，即便其间的内涵、性质程度截然不同。
为了在民间引发对这一战略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将目光投向了罗援和吴建民两人。
我在《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曾对罗援和吴建民有过比较详细的描写。书中除了描写我与两人的交往经历外，还写了下面一段话：
罗援和吴建民，这在中国民间几乎是被从两个极端标签化的人物，前者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然而，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我的两档节目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发现，罗援远非外界解读的那么“鹰”，吴建民也远非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鸽”。
2014年7月18日的早餐会，吴建民和罗援两人就坐在我的对面。如前所述，那天的早餐会，唱主角的基本是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的前负责人吴松营。整个早餐会，他都在大谈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他作为报道组织者的亲身经历，以及后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曲折经历。
罗援和吴建民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讲，偶尔点头、微笑、插嘴……
虽然与节目内容无关，但吴松营的那次“神侃”，还是让我对1992年中国面临的方向性战略抉择，有了更多一层的认识和思考。
但我还是想把谈话方向往即将录制的“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上引导。
“震海，我对吴大使很尊敬。你不要试图在我们两人之间挑拨离间啊！”罗援看出我的意图，很快笑着“揭穿”我的意图。
其实，了解电视规律的人都知道，电视就像戏剧，首先要有冲突才能吸引观众。传统戏剧理论有起始、上升、高潮、下行、结尾等过程，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没有这么严格，但其规律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对一场好的电视谈话来说，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当然，冲突绝非吵架，但却一定要有多元视角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检验一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败，自然有很多标准，但第一个标准就是，看完节目，若观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时间太短了”，那至少说明这台节目已紧紧把观众吸引住了；若观众的反应是“天哪，终于结束了”，那么节目纵有再深的思想需要传递，至少在形式上已完全失败了。
罗援是我多年的嘉宾，我们之间早已建立起了某种默契。他的“要求”，显然也有玩笑的成分。而吴建民倒没有要我“手下留情”的“要求”，似乎显得胸有成竹。
对于我把他们称为中国鹰派和鸽派的代表，罗援似乎欣然接受，只是加上一句：“那是美国人给我起的外号，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是‘理性鹰派’。”
而吴建民对于所谓的鸽派代表一说，则是笑而不语。
那天早餐的氛围不错，甚至还相当和谐。但这种和谐，很快就在节目录制开始后被打破。
二、中国鹰鸽两派的盲点和误区
那天的节目录制一开始，我就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氛围。用“唇枪舌剑”已不足以描绘当时的氛围，用“刀光剑影”恐怕更为合适。
吴建民声势“压倒”罗援？
请看下面的对话：
吴建民：震海，我认为你刚才描述我们周边的这些情况，有事实根据的一面，也有夸张的一面，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你说我们中国的战略处境，我们的安全处境目前是非常糟糕还是相对比较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跟你是有分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始的安全处境非常糟糕，朝鲜战争打到家门口了，我们派了志愿军去。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中国在亚太国家的关系才展开。后来1962年跟印度打了一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跟苏联人冷战，冷战了十年，双方剑拔弩张，当时是美苏的两极世界。
邱震海：那个时候是意识形态的年代，中国也很弱小，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作为大国正与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国产生利益冲突。
吴建民：意识形态一直是存在的。你刚才讲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安全处境，我觉得你把它讲得非常严峻，你现在讲的好像战争一触即发，不得了了。我认为应当记住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将天下看成一片漆黑，好像不得了了。其实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可以利用的因素也多得很，我们的处境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罗援：现在我们周边，西方国家在对我们进行战略遏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吴建民：我觉得你从框框出发不行，还要实事求是地看。讲遏制，西方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从意识形态出发，但是你说这是整个西方的一致政策，我不赞成。
邱震海：中国和西方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我们看看中国和西方充满了一种战略不信任，包括代理人的冲突。中美之间的双边冲突往往通过东海、南海，通过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甚至也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很多载体产生。
吴建民：我认为你的“代理人冲突”的说法是一种容易使人产生误判的看法。冷战时期美苏对峙，通过代理人进行对抗。你现在好像把中美两家也看成“代理人冲突”，那我们就是类似美苏一样的激烈对抗了，这个是大的判断，要出问题的。你讲“代理人冲突”，我们的代理人是谁？你根本回答不了我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哪个代理人去打谁了？
罗援：是美国通过他的代理人跟我们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