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进入21世纪，全球化导致各经济体互相依存加强，但大国矛盾反而以种种冲突的形式展现，以致出现类似“政冷经热”“经济纽带加强，战争一触即发”之类的怪象？
-虽然各大国都认为应以21世纪的智慧处理彼此的矛盾和争端，但为什么一落实到具体问题，18—19世纪的大国平衡和大国博弈逻辑就会不请自来？
-虽然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但为什么至今无人说得清这个世界未来的秩序究竟将走向何方？
“战争与革命”理论的基础，是20世纪初的意识形态之争，但这个时代结束了，而其他一系列文明、宗教、国力和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冲突却依然存在，甚至从深层浮上表层。
而“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基础，是1945年后的世界和平与全球化格局，但这个时代却遇到了重大挑战，而挑战因素就是上面列举的文明、宗教、国力和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种种冲突。
今天的世界，人人都渴望和平，或人人都奢谈和平，但一旦遇到上述挑战，和平的前景立即就退居二位。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缺乏把握，但我却要说，“和平与发展”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解释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因此指责人们不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无疑是一种苛求。这就像夫妻两人的矛盾已经很深，夫妻关系的结构已经损害，此时若硬以“白头偕老”的理论去“教育”双方，显然无异于南辕北辙，甚至会酿成更大的错误。
我很尊敬吴建民。这一代外交家的职业生涯几乎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尤其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登上外交舞台。因此，他们经历过“革命与战争”与“和平与发展”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这两个时代，无疑也在他们的思维深处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我也很尊敬罗援。这一代军人有其对国家兴旺的特有的承担，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这种承担，也有其民族崛起期略显粗糙的早期特征。本书的后面章节，我会提到一位欧洲上校对战争的思考，从中也许可以看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军人的不同思想轨迹。
对分析家们来说，今天世界乱象的全部难处，就在于没有一种全面的理论能概括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冲突。
亨廷顿曾用“文明的冲突”来描绘世界将要面临的局面，现在看来显然也挂一漏万，不免以偏概全。今天的世界和人们，既有全球化带来的融合与整合思维，其诉求是和平至上，理性为先，但又有18—19世纪的大国平衡或博弈的残留思维，其诉求是武力依然不失为博弈的手段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局势的升级绝非一方所能决定。若一味以和平至上，理性为先，那么在你的潜在对手看来，理性无疑就成了软弱的代名词。十年前陈水扁搞“台独”，当时大陆方面若不是认真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台独”的势头就不会这么快被压下去，华盛顿也不会这么认真地和北京策略性联手，共同制约陈水扁的“台独”。当时有舆论认为，做好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伤了台湾人民的心”。这话实在流于偏颇。从消除“台独”根源的角度看，当然大陆对台有许多值得思考的空间。但就针对极端“台独”而言，划定底线，不畏冲突，则绝对是重要的战略举措。
今天，陈水扁的“台独”早已成为历史，但其间的经验则对中国处理未来可能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着相当的启示。
斗争与冲突：“度”的把握是关键
但这样也绝不等于说，战争或冲突是未来解决世界矛盾的主要手段。必须看到，这一代的中国人大都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走过来。这个时代给人的烙印就是，斗争是解决矛盾的几乎唯一的手段，即便是为了争取和平。“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思维方式。
第二，从曾经被奴役和积弱贫穷的时代走过来。这个时代给人的烙印就是两个字“悲情”。长期积压的悲情和突然迸发的崛起潜力，使我们的内心凌乱了，既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摆正我们与世界的位置。
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试图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过下面这些段落，今天回头看似乎仍有重温的必要：
过去百年的我们，一直仰视西方；但一夜暴富之后，我们开始俯视西方。过去的谦卑和自卑，今天的自信与自负，是那么迅速而自然地在我们身上交替呈现。只是，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因而一不小心由自信走向自负乃至傲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国内转型仅处于别人百年前的水平，而我们却并不自知，甚至依然自大。
我们的民族正在崛起，但因曾经积弱贫穷的历史而依然残留悲情，这种悲情之上的崛起，使得我们的行为时而悲愤，时而亢奋。这个时候，我们尤其对军事感兴趣，对“强国之梦”感到亢奋，而对思想却异常漠然。这就犹如一个满腔悲愤的十几岁少年，手持一挺机关枪。
我们的民族饱经风霜，有时像一个五千岁的老人，因负荷太重而显得保守、迟钝；但有时在崛起期则又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肌肉日长而又似懂非懂。今天的中国，到底是老人的迟钝还是少年的鲁莽？一些问题上该有的锐利，中国似乎没有；而另一些问题上不该有的咄咄逼人，中国则似乎又占尽先机。
曾经积弱贫穷的中国，如今一跃而起，渴望成为世界大国并得到别人认可，这本身无可非议。但如何做一个大国？大国应具备什么样的风范和认知？对这些问题，我们显然还在学习之中。
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有很多很多，但就其中一条而言，就是对斗争或冲突“度”的把握。
无疑，从前面我对“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批判可以看出，未来中国已经无法回避冲突；作为冲突的选项之一，战争显然不应，而且也不可能被未来的中国完全排除。
但从“革命与战争”和历史悲情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也要十分警惕对冲突的“度”的把握。冲突运用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完成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国家目标的设定，究竟在什么“度”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梦”，同时又与世界和平相处，尤其是让世界适应中国，中国适应世界，从而让“中国梦”与“人类梦”共处？
罗援和吴建民的辩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往这方面拓展，始终是一个遗憾。
吴建民和罗援的对话或争论，从两人的身份和“江湖地位”角度看，能够把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抉择性问题提出来，而且在电视屏幕上唇枪舌剑，几乎“刀光剑影”，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虽然从节目设计者和主持人的角度看，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但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和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战略十字路口的抉择，已成为中国上下几乎全民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次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讨论，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次讨论的意义。作为一次社会公共讨论，只要能启发全民的思考和讨论，那么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就在我组织吴建民和罗援激辩的同时，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经历的一些事情，也使我自己陷入了更深、更广的思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