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作为春秋时期开明革新人士的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
（一）择善法而用
对过去旧有法制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废止或全部否定，而要选择其好的方面创造性地运用，这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这里管仲所说的“旧法”，包括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是一个囊括历史法刑的概念。他突出强调“礼”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是维系国家安定运转的四大绳索，无论其中的哪一根绳索断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不会顺畅；两根绳索断了，国家便很危险；三根绳索断了，国家就会颠覆；四根绳索都断了，国家必然灭亡。
管仲所说的“礼”，主要是指臣吏服从君主，儿子不违背父亲，以及重用贤才、慈爱百姓、接济败落的国家与世族、薄税轻刑等。
管仲治理国家，主张顺应民心，使百姓有足够条件休养生息，也要重视教化，不能一味迁就人性的弱点。法令的动机首先不能是要治百姓的，君王大臣要出于公心，克服私欲，率先垂范于民，遵守国家法令。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然而“为国者反民性然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管子·奢靡》）这就是主次矛盾的辩证法：既要给百姓带来实惠，也不能一味迁就人性弱点。管仲认为：人性好逸恶劳，要用劳动教育和改造；人性贪生怕死，就用死亡教育。劳动教育可以让国家富裕，死亡则会让国家威严树立起来。
治理国家，颁布法令，立规矩，明赏罚。他认为“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管子·七臣七主》）即社会私心太盛，必定根源于君主。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下》）当“领导”私心太重，不按规矩办事，就会成为社会的公范。且“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优秀的领导，用法律制度管人，并且没有私心；庸碌的领导，因为有私心，自己带头破坏法律和制度，上级制定或解释法律的时候有了私心，下级就会假公济私。如果层层领导都带头执行法令，老百姓触犯法令的事情就会大为减少。
（二）重申和改造旧礼
管仲在继承周礼的同时，也对周礼进行改造：
一是以“尊王”为旗帜，即维护周天子，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为名，建立齐国的君主集权制和霸主地位。
二是打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万物待礼而后定”，以礼术来教化和引导民众。同时，削夺封邑，打击分封制的贵族地主，加强诸侯权势的集中。
三是破除“亲亲”的宗法制原则，任用贤能。
四是批判“刑不可知”和轻视法度的旧传统，主张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以公开的法律作为标准，用以赏赐，以资鼓励，并且用刑罚纠正偏颇。
（三）依法辅政 寓兵于农
管仲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在制度上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现。
以法理政、统军和治民，是管仲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他对西周礼治的重大修正。管仲在相齐之初，就提出了自己治国的总方针：“作内政而寄军令”，富国强兵。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寓兵于农，把军事制度融会于行政制度之中，以法律强制手段迫使民众就范。为实现这一主张，管仲提出了“四民分居定业”论。“四民”指士、农、工、商。“四民分居定业”思想的具体化是“三国五鄙”制度。管仲在沿袭“国鄙”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实行“三国”，把国分成二十多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五鄙”，就是指将“鄙”即农村，分为五个行政区域，分别由五个大夫统管。管仲的“三国五鄙”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法律强制手段。
为了使民众就范，他特别强调“以威治民”。管仲认为，确立法制和富国强兵，关键是确立和强化君主的权威，使每个民众都畏惧权威，服从权威，而绝不能让民众随心所欲。他把民众分为上下两等：上等的“畏威如疾”，即像害怕瘟疫一样地畏惧权威；下等的“从怀如流”，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四）股本兴农 限商立法
管仲主张，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以建立和保障新的封建经济制度。这是管仲在立法方面，尤其是经济立法方面的主张。
管仲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是统治成败的标准。从民心好利出发而得出的立法原则，自然使一切法令政策都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使法令适应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要求。因此，在管仲看来，法令不仅是制裁民众的暴力工具，同时也是君主利用民力、取得民心的工具。管仲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所求，而且是人们遵守礼义法度的前提。
管仲也很重视对传统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图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控制，提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管仲的以重商主义为特征的立法思想，好在加强官营商业、手工业的同时，又提倡重农节用，抑制富商大贾。
综上所述，管仲的功业和思想有着自己的特色，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周礼的改良，为后来的儒家所肯定；他的“富国强兵”、“令顺民心”、“以法统政”等主张，成为后来法家思想的先声。其他如墨家、道家、阴阳家等派别也都承认他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名相，不同程度地采纳了他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