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暨中华民国的标志性建筑是武昌红楼。堪称城市之幸的是，武昌红楼还在并基本保存原貌。这里被海外赤子称为“民国之门”，凝聚着帝制与共和交替时代的沉重历史。它的醒目之处不仅是“辛亥红”，还飘扬着特有的九角十八星旗。
据说武汉每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武汉三镇当时人口80万，相当于其中有10万人卷入了这场铁血洪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清军，需要更多的人为着胜利而参与抵抗并付出牺牲。武昌首义为共和国的诞生举行了盛大庆典，悲壮的情节成了整座城市的家族记忆。武昌首义作为武汉最宏大最完整最动人的城市故事流传百年，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很多人的家族故事。
200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喻育之120岁生日，其亲属将他16年前的骨灰安葬于九峰山，举行了最后的葬礼。从其女儿喻安澜提供的照片看到，场面令人震撼：喻育之老人的骨灰盒上覆盖的不是党旗而是九角十八星旗。这是他的遗愿，可以想见，这面鲜艳的旗帜在他的生命中飘扬直至永远。
武昌首义是嵌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8幅浮雕之一，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占有一席之地，可谓风流绝代。首义英雄们也列入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碑文、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为了开创共和国，他们手握“汉阳造”、高举九角十八星旗首义于武汉，那以武昌城门为背景的士兵群像定格在半个多世纪前屹立的丰碑上，也作为城雕浮现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心目中。
中华民族近现代的三次崛起，一次是辛亥革命，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三次是改革开放。从城市文化载体角度说，如果后两次崛起分别以北京和深圳为代表的话，武汉无疑是第一次崛起的标志之城。
2010年3月6日“两会”传出消息，由原国民党析出的民革中央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集体提案建议，国共两党在武汉共庆辛亥百年。同时，武汉市政协主席起草的《关于海峡两岸在武汉共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建议》，已获得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支持。另据新华社电，上述建议在海峡对岸引起了共鸣。新党主席郁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大陆方面邀请新党参加纪念活动他乐于率团出席。原亲民党籍民意代表沈智慧表示，非常赞同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想法，建议通过国共两党沟通平台和两岸两会的渠道，就纪念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沟通，形成共识。香港人士、孙中山的侄曾孙孙必达也建议把纪念活动放在武汉。他对《武汉晚报》记者说，将辛亥百年纪念主场放在武汉，我觉得最好！
百年之后，红旗飞扬。武昌红楼和整个首义广场，将出现很多红黑黄相间的九角十八星旗。这是它诞生的地方、第一次高扬的地方，也是浸染过血与火的地方。它是缔造共和的象征，也是辉煌武汉的象征。
59.辛亥遗址遍江城
透过百年风云，让我们收拾旧山河，以历史的名义回首那场伟大的武昌首义，看它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哪些遗迹吧。从中，我们检索到的是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和延续，感受到的是精神力量的萌芽、彰显和传承。
武昌花园山对于辛亥革命来说犹如土地革命之井冈山。由于民间人士的呼吁，原来准备实施旧城改造的昙华林历史街区得以保护。应该说，那里的百年老屋都见证过辛亥革命，不过当时它们都很新很美，不像现在这样老态龙钟。那瑞典教区（1890年）、嘉诺撒武昌圣堂（1888年）、基督教圣诞堂（1870年）、孙茂森花园（1903年）……吴禄贞、刘静庵、胡兰亭、李廉方们何曾没有住过、走过、流连过？日知会旧址是可以确认的，就在位于崇福山街31号的原圣约瑟学堂旧址，那块门上牌匾仍清晰可辨。1938年7月，梁钟汉、殷子衡、张难先、欧阳瑞骅等原日知会骨干会员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此，同时还配套建有碑亭与石牌坊。
武昌的科学补习所、文学社等革命团体机关的旧址基本无迹可寻。阅马场三烈士塑像随着广场建设的不断变化而数易其位，但彭刘杨路路名始终没变。沿路向西南是武昌造船厂，那里原是政治中心湖广都署。1931年，参加过阳夏保卫战的徐源泉率部驻军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瞻仰遗躅，敬佩不忘，惧其日久就湮，且无以阐扬先烈也。爰即故址所在，覆之以亭，就碑阴为文以识之……”将原督署门前街道更名为“三烈士街”，并建“三烈士亭”，亭中立碑，正面刻“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背面刻“创建武昌首义三烈士亭记”。作为辛亥人物，这个徐源泉的军人生涯很失败，投身实业却屡有建树，捐资公益更是不遗余力。新洲仓埠徐源泉为家乡创办的正源中学，那里环境雅致，令人不胜流连。
武昌的宝通寺、洪山宝塔及卓刀泉等，和汉阳的归元寺一样，都应该是辛亥革命遗址。这一片行政区划归属洪山区，已然从郊区变成了中心城区，楼房密集。当年可是青山有幸埋忠骨，1928年前后，一批辛亥革命元勋安寝于武昌伏虎山等地，蔡济民墓由章太炎撰写墓志铭，赞其“军中能以黄陂蔡君为枭，虏帅辟易，江汉以清”。刘静庵墓由张难先撰写墓志铭。刘公灵柩由上海运回武汉也葬于伏虎山。这都是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持进行的。文革中这些墓未免破坏，1980年代的复建又过于草率，大失原有的庄重。田桐墓在洪山南坡，保存最为完好。1930年国民党曾为田桐举行隆重的党葬，各地代表二万多人参加了葬礼。田桐的死后哀荣还在于，他的墓长期划归军事单位，少受社会冲击，现为某军区幼儿园。那“田梓琴先生墓”碑上的青天白日党徽，被妖魔化为“青面獠牙”的东西竟能历经“文革”多次运动而没砸毁，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武昌首义可以说是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提前引爆的，10月9日这天，孙武正在配制的炸药不小心引燃了，从而使这一共进会机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汉口宝善里和武昌的楚善街一样，命名源于“楚无以为宝，惟以善为宝。”宝善里后来改为楚善里、延安三里。原宝善里14号文革前曾挂牌注明为辛亥革命秘密机关，1982年被认定为共进会旧址纪念地，列为市级文保单位。90年代初这一带仍被拆除，荒了七八年后始盖高楼大厦。2001年在其原址约20米处复原一栋二层楼房，总算聊胜于无，位置即现在的28号，里弄大门坐落在兰陵路51号，离老字号筱桃园不远。这是当年革命团体在汉口设过多处机关的惟一遗存。其他如鸿顺里34号、长清里95号、汉兴里33号等共进会机关，要找到踪迹几无可能。汉口球场路“六大堆”是1913年红十字会和汉口各商团在此建成的公墓，黎元洪题写“铁血精神”和“鄂军起义阵亡诸烈士墓”；1946年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令汉口市政府立项修葺，题书“辛亥首义烈士墓”碑。1985年，又将汉口单洞门2000具遗骸迁移于此。原“国殇”碑已不知去向。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00年重修后的现状。不过，汉口中山大道、中山公园、武昌中山路等，也是辛亥革命的文化标志，都有80年以上的命名史，为几代市民所熟知。另外，汉口还有黎黄陂路、黄兴路、蔡锷路，可以见证这座城市与辛亥革命的渊源和对辛亥革命英雄的敬重。
汉阳的辛亥革命文物不应该是空白。现显正街有一栋老房子即是原清末县衙的保安机关协镇署，俗称警察局。武昌首义后，李亚东任县老爷就在此办公，曾因循清制坐轿巡视受到张难先等人的批评。就在本世纪初，凤栖山上还满是墓碑，这些组成步阶的墓碑，有约一半是阴面朝上的，而阳面朝上，文字的刻迹更利于踏步的防滑。一块残缺得只剩一尺见方的黑大理石碑，能依稀认出的文字有：“纪念碑凡国之拓疆平乱”、“能为一心者其上也”、“我诸位烈士多属来自田间”、“不忘为国杀贼也我革命军”、“始得国基粗定民心稍安”、“虎视武汉民心惶恐”、“贼之志尤勿计生死”、“忝列同袍”。由此可见，凤栖山可能也是阳夏保卫战后的坟茔之一，现在已面目全非，改成豪华别墅了。
武汉人是有着浓厚的辛亥革命情结的，这一方面是他们的先辈有的参加了那场伟大的起义，另一方面是他们一直为这座城市有过的伟大经历而感到骄傲。《武汉晨报》2008年3月30日“每周人物”版发文：“李厚启：我要找出所有辛亥遗址”。据说李厚启的祖父李运利是湖北新军14标一营左队司务长，参加过武昌起义，其两个堂叔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也参加过阳夏保卫战。李厚启向记者介绍寻访情况时认为，武汉的首义遗存遍布三镇，官方统计认定的只有23处，至少还有一半没有得到认可。这位民间人士的寻访令人关注，且不说他将有何种收获，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城市情怀的延续。成千上万为民主共和而殉难的英雄们，会为百年后仍有人怀着感恩之情惦记他们而九泉含笑。一年一年清明节，对于个人来说，是祭扫祖先的日子；对一座城市来说，是共同缅怀先烈的时刻。当年的辛亥志士投身革命并非出自一己之私仇，他们给国家和城市留下的也是大众恩泽和集体记忆。因此，寻找辛亥革命遗迹，需要个人的情怀，更需要社会共识，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寻找。
见证武昌首义的老房子
一级保护建筑
1.俄国领事馆（1904年）洞庭街62号
2.江汉关监督公署（1905年）一元路5号
3.日租界军官宿舍（1900年）胜利街272号
4.巴公房子（1910年）鄱阳街46-56号
5.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1889年）花园山4号
6.卢家老宅（1892年）白沙洲陈家巷正街17号（已拆）
二级保护建筑
1.法国领事馆（1892年）洞庭街81号
2.德国工部局巡捕房（1896年）胜利街271号
3.俄国巡捕房（1900年）洞庭街54号
4.西商赛马俱乐部大看台（1905年）解放公园路
5.珞珈山街房子（1910年）汉口珞珈山路
6.汉口电灯公司（1905年）合作路22号
7.平和打包厂（1905年）青岛路10号
8.基督教救世堂（1867年）汉正街434号
9.博学中学教堂（1905年）解放大道171号
10.共勉街牌坊（清中叶）汉阳共勉街
11.中华循道会弘道堂（1907年）武珞路261号
12.文华大学圣诞堂（1871年）云架桥110号
13.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1902年）沿江大道119号
14.博学中学（1905年）解放大道171号
15.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1906年）水厂一路5号
16.仁济医院（1895年）花园山4号
17.湖北中医附院15号楼（1901年）花园山4号
18.瑞典教区旧址（1890年）昙华林92-108号
19.翁守谦故居（1895年）昙华林75号
20.昙华林32号（1901年）
21.基督教崇真堂（1864年）戈甲营44号
22.汪泽旧居（1910年）太平试馆4号
23.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1888年）花园山4号
24.圣约瑟学堂旧址（1890年）崇福山街51号
25.鼓架坡三栋房（1903年）鼓架坡59-61号
26.济生路电话分局（1902年）友谊路98号
27.江汉路时代钟表（1900年）中山大道549-559号
28.新安书院（徽州会馆）（1668年）新安街3-27号
60.学生军及其后裔们
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中相对年轻的是学生军，因此他们的故事更多、流传更久远，很多史事纠结在津津有味的城市言说中，口碑相传的故事大多是武昌起义志士后裔来讲述的。
武汉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容易触动首义故事并接触到辛亥后裔。电视人胡忠琦在家中与人谈起辛亥革命时，竟拿出几张老照片——原来他的爷爷是学生军领袖之一胡宪章。其中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中华民国学生军创始人员摄影”。据他介绍，胡宪章是浙江衢州人，原名胡允墙。1907年曾就读于武昌存古学堂。认为吾人非改朝立宪，不足以挽救危亡、振兴中华，遂改名宪章，以明其志。1911年春，与李建候、吴扬善等发起，联合矿业、商业、工业学堂的76位同学组成学生军，胡宪章被推为领袖。10月10日，三个营的学生军受命攻打藩库铜币局和官钱局。胡宪章深受总指挥部重视，称为“气魄雄伟，识见高超，言论透辟，有儒将风”。民国元年4月，胡宪章获武昌起义纪念章和“投笔从戎、勋劳卓著”的奖功执照。后来与武昌府前清历任都司、厘金局长张正炳次女金凤结为伉俪，生育三子。1927年参加北伐时在行军途中遇难，安葬于大冶县纬源口（石灰窑下）大王太子庙后。
胡忠琦说，这76人的大合影中最后一排的正中一位就是他的爷爷胡宪章。如果这些人都是创始人员，那当是各个学校的优秀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学生军幸存者中的一部分。他们年轻，有的甚至稚气未脱，就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据说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喻育之参加学生军，身背大刀一把、斜挂“敢死队”红巾一条，过江到汉口时路经自家衣店，他高兴地向街坊挥手，我参加了敢死队，来汉口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扑上来抱住他说，儿啊，千万莫要去，火线上太危险，枪子是不长眼睛的。喻育之边推边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扭头就跟着队伍跑了。武昌起义打乱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此时的武汉“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像喻育之这样，一批批莘莘学子义愤填膺地投笔从戎，群体性加入了革命潮流。由两湖文高等学堂改设的两湖总师范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时候正逢武昌首义，就像后来的革命师生赶上了“文革”大串联，踊跃参加学生军的很多。有名可查的就有牟鸿勋、邢子文、蔡良忱、梅宝玑、苏成章、张樾、任素、张祝南等。
武昌是全国少有的“文教区”，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张之洞督鄂时兴办的各类学校比比皆是，尽管“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但张之洞对之寄予厚望，亲自撰联：“执干戈以卫社稷，说礼乐而敦诗书。”“广延精英，华洋兼备。”这些学生作为“天子骄子”全部享受公费教育，到头来却不为政府效命，“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一旦被潮流裹挟，就成了“反政府武装”民军的一支生力军，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真所谓“种豆得瓜”，事与愿违。1907年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不能不说这位老佛爷的第六感觉之灵敏。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学生军的英雄故事，从中咀嚼历史的苦辛，因为它已从家族故事上升到城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