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职业是不容许人有为自己安危着想的余地，在这方面，从事核研究的科学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体现出了默默无闻的、无人知晓的悲壮。
代号为K－19的舰艇是前苏联在1961年制造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它是前苏联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美、苏两国核竞争的结果。同时，由于高速度发展核力量，在技术上难免有些不成熟的地方。因为是第一，又是前苏联核潜艇建造史上的第一艘，其政治意义特别重大。那个时候，工程人员把核潜艇下水看作是向克里姆林宫奉献的一份重要礼物，千方百计地赶进度。由于这种政治和技术原因的鬼使神差，工程师采用了滴焊法，把一根装有冷却剂的管子直接同反应堆连接起来。按照技术要求，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要安装回流式冷却系统。前苏联工程师的做法，就好像是把热玻璃杯放进了冷水中，容易引起管道爆裂。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谁也不想为推迟核潜艇下水而承担责任，因此，在核潜艇下水前进行的种种检查中，没有人对采用滴焊法这种令人感到担忧的技术提出异议。
前苏联海军的数艘常规动力潜艇于1961年6月4日前往北大西洋进行演习时，核潜艇K－19以其特殊的身份混在常规潜艇之中，也开始进行训练。第一艘核潜艇出航，前苏联军政当局给予了十二分的关注。
正当水手们处于紧张的训练中，核潜艇突然发出警报，核反应堆的冷却管爆裂。这个在建造技术上隐埋下来的事故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片刻之间，核反应室的温度上升到156℃，这样的高温会严重威胁着核反应堆的安全。
K－19上装有三枚核弹头，这样的警报无疑是极度危险的；一旦反应堆发生爆炸，绝不仅仅是第一艘核潜艇艇毁人亡，潜艇上的核弹头一旦爆炸，或者放射性物体泄漏，整个大西洋都将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前苏联发展核潜艇的宏伟计划就会严重受挫。潜艇人员不得不以特有的责任感迅速处理这个故障。艇长扎特耶夫立刻组织了抢救小组，采用最有效的办法使反应堆冷却。
紧接着，一场紧张的海底战斗开始了。潜艇上的空间小，抢救小组必须轮流进入核反应室，焊接冷却管。一个抢救小组进行抢救时，另一个抢救小组整装待命。由于情况紧急，抢救人员只有一件雨衣和一个防毒面具作为防护器材。
艇长扎特耶夫深知进入反应室抢救意味着什么，他对第一个进去的鲍里斯中尉说：“小伙子，你知道要去干什么吗？”
“知道。”20岁的鲍里斯马上立正回答。
“那好吧，愿上帝保佑你。”艇长挥了挥手。鲍里斯很利索地进入了核反应室。
艇长在看表，他为鲍里斯担忧。
5分钟以后，鲍里斯出来了，他几乎是挣扎着走出了反应堆，马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第二批抢救人员立刻进入反应室，继续鲍里斯没有完成的工作。
抢救，终于使一艘核潜艇得救了，一场大面积的海洋污染避免了。但是，另一种灾难又降临了，潜艇上的数十名官兵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返航途中，只要是进入核反应室参加抢救的人都因为受到放射性物质的辐射而出现各种症状。有的人皮肤发红，手和脸开始肿胀起来，头顶也出现了斑斑血点，有的人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极度痛苦，恳求战友打死自己。在短短2个小时里，艇长扎特耶夫几乎不认识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了。
虽然鲍里斯等6名受放射性危害最严重的人被紧急送到莫斯科救治，享受了当地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是辐射不是别的，是致命的。第七天，年轻的鲍里斯中尉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在以后的3天里，其他5名病员也相继死去。艇长扎特耶夫在一家医院里整整治疗了一年半，医生费尽心机，为他换了骨髓和血液，才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医学却难以抹去他心灵上的创伤。
事后进行的科学调查表明，鲍里斯等人受到的放射性照射，超过了致死剂量的3倍。他们的遗体里，还带有强烈的放射性。
灾难并没有结束。这以后的短短两年里，K－19核潜艇139名官兵中，有22人死于放射性病。为了保守机密，死难者的遗体被悄悄地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里。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对鲍里斯等人的死因毫无所知，就连死者的医疗记录也进行了伪造，当局称他们是“神经末梢系统受到损害”。
这也许就是军令如山到，军队就是严格的执行上级的命令，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军人。这艘核潜艇上的官兵，每人奖励了一块手表，但上级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不许任何人泄露有关K－19上发生的事故和死人的原因。
由于发生了这次事故，第一艘核潜艇K－19被前苏联当局命名为“广岛号”。
1991年，俄罗斯的《真理报》才公开证实，K－19核潜艇上的许多水手死于放射性病。
美军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后，人们主要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核武器中放射性的危害。这种感知是间接的、有限的。在核设施附近工作的人，他们对放射性的感受是深刻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由此可见，核辐射的危害是极大的，就是来死去的人的身体里面还有放射性的残留；因此人类在利用核能的同时一定要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