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誉是经商之本，从某种程度上讲，信誉本身就是无形的资产。从古至今凡是真正会经商致富的人，都将信誉放在首位，重信誉、诚实无欺一直被视为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和标志。而有些人则不然。春秋时期越国的漆商虞孚，与计然和范蠡同时代，他不甘心过贫苦的生活，看到朋友们经商致富，他于是跃跃欲试。他首先找到计然，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计然对虞孚说：“如今漆的销路很好，你为什么不种些漆树，采漆卖漆呢。”虞孚听了很高兴，就向计然请教种漆树的技术，计然则有问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之后，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开垦出了一个规模十分可观的漆树园。三年之后，漆树长成，可以割树得漆了，虞孚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假如能割数百斛的漆，就可以赚很多的钱，他便将所割得的漆打算运到吴国去卖。正在这时，他的妻兄来看他，一看有这么多漆就对虞孚说：“我常到吴国去经商，知道在吴国怎样销售漆，搞好了，可以得到数倍的利钱呐！
”虞孚急于发财，便一再询问怎么办才能取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说：“漆在吴国是畅销货，我看到不少卖漆的人都煮漆树叶，用煮出来的漆叶膏和漆混在一起卖，这样能获得加倍的利润，而吴国的人也发现不了。”虞孚听了，来了劲头，连夜取漆叶煮成漆叶膏装成几百瓮和漆一起运往吴国。当时因为吴越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互不通商，漆在吴国确实是十分地紧俏。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虞孚来卖漆，都兴奋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同时还为他安排好了食宿。在住地吴国的漆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讲好价钱，贴好封条，说好次日交钱取货。
等到漆贩子们一离开，虞孚便开启封条，连夜把漆煮的膏子和入上好的漆中，想以此来谋取高额利润。不想由于手忙脚乱之中，留下一些痕迹。次日漆贩子如约而来，看到漆瓮上的封条有启动过的痕迹，于是产生了怀疑，找了个借口，当时并没有成交，说是过几天再来。可虞孚在旅馆里一连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吴国的漆贩子再露面。时间一长，掺了漆叶膏子的漆全都变了质。结果一两漆都没有卖成，连上好的漆也赔了进去。吴国的漆贩们得知以后，都批评他说：“商人做买卖要诚实，商品质量是不能骗人的，今天你落到这个田地，谁又会可怜你呢？”虞孚无钱回越国去，只好在吴国乞讨为生，还经常受到大家的讥笑，最后穷困潦倒而死亡。
中国古代尤其讲究人与人之间要重承诺、守信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战国策》记载：魏文侯和虞人说好去打猎。这一天，文侯喝酒喝得很痛快。这时天下起了雨，文侯决意要出去。他的左右对他说：“今天喝酒喝得正高兴，天又在下雨，您要到哪儿去？”文侯说：“我和虞子约好去打猎，尽管喝得高兴，怎么能够不赴约呢？”从而去赴约。魏国此后开始强大起来。这是国君守信用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好运气。
常人守信不欺、忠于他人、忠于朋友，虽然死也无憾。《左传》上面记载了这样的事：
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那个女子一直没来。大水来了，尾生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死去了。
据《鲁论》上面记载，子贡曾经询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人民相信你，就可以了。”又问实在不得已要舍弃其一，这三者哪个可以去掉。于是孔子回答他，先说舍弃军队，再说舍弃粮食，又道：“自古虽人人都要死，但假如没有人民的信赖，就不能立国。”就是说，百姓依靠粮食生存为根本，没有粮食就会死。但自古以来谁又能免于死，而且人是万物的灵魂，如果没有信用来守护自己，就算活着又怎么立身呢？
解杨，晋国的大夫。《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国攻打宋国，宋国一直无法解除包围，于是就向晋国求救。晋国派解杨到宋国去，告诉他们晋国会起用全部军队来援救他们。解杨在去宋国路上，被郑国人抓住献给了楚国。楚王以厚金贿赂他，让他说反话：“晋国不会救宋国。”解杨不答应，强迫了好几次他才答应。解杨登上楼的东面，向宋国呼喊，告诉他们晋国会救他们，完成了要宋人知晓晋军起兵救宋的命令，没有服从楚王贿赂他要他说的话。楚王要将他杀了，解杨对他说：“君主能够下达命令，这是义；臣子能够接受命令，这是信；信能够载着义行动，这是利。行义就不能有两种信用，讲信用就不能听从两种命令。你贿赂我是不知晓命。我答应了你，是为了完成晋君给我的命令，就算死了我已经完成任务，是我尽了责任。我的君主有讲信用的大臣，我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要求呢？”楚国人从而放他回到了晋国。
重诚信历来受人的称赞，也是人立于世间的资本。但这世界上行骗之人、行骗之事还是经常发生。一是这些人口是心非，利用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二是许多人贪图眼前利益、背信弃义。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
真正有修养的人是反对任何欺骗行为的。他们认为这是耻辱，不行虚假。《鲁论》记载孔子的话：“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这是说孔子有病，子路让门人作为孔子家人办事。孔子病好后责怪子路说：“我本来不应有家臣，你却让我有家臣。这是以行骗来欺骗上天。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故而在《诗大雅抑之篇》中有：“就算在你自己的家里，也不能做亏心事。”所以《尚书周官》也讲：“作有德之事，心情飘逸，日日无劳烦；作虚伪之事，心情劳累，每日都苦闷。”
唐朝人裴延龄，唐德宗时为度支判官。他曾经上书皇帝，说自己检查左藏库，在粪土中发现13万两银与其它许多值100多万两的东西，请示将这些东西归入杂库，以供别处开销。唐代陆宣公《论裴延龄奸蠹书》曾说：“裴延龄公然欺骗皇上说：在马粪里得银13万两、布匹杂物价值百万，这些全都是没记帐目上，已经丢弃了的东西。如今找回来，便成了盈余的财物。”又说：“赵高指鹿为马，欺骗皇上的事历代流传，大家都恨他。鹿和马，毕竟还是同一类的东西。哪像裴延龄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怎能不叫后人憎恨讥讽他而过于赵高呢！”裴延龄死后，举国上下同贺。
赵宋人胡宿说：“我终生以我的忠诚为君王做事，到如今已经老了。我从不愿欺骗君王，哪怕在极小的事上，因为这样会有负平生的气节。”
鲁宗道，字贯夫，真宗时做太子的教师。真宗有一次派宫中的宦官召宗道，宗道同客正在酒店喝酒，过了不久。宦官要先进宫，他对鲁宗道说：“皇上怪你来晚了，你寻找什么借口呢？希望先约好，以免我们说的不同。”鲁宗道说：“饮酒是人之常情。欺君，是臣子的大罪。”中使进去，皇上真的问为何来晚，中使照鲁宗道的话回皇上。皇上又问：“你为什么私自去酒店喝酒？”鲁宗道说：“我家里穷，没有酒具。酒店里什么都有，知逢有亲戚从远处来，所以一同去喝酒而已。”皇上笑了，十分欣赏鲁公的忠实，认为能重用，就亲笔在墙上写到：“鲁公的职位可以到参政。”
孟子指出：“偏激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胡言乱语，我知道它的所指；奸邪的话我明白它的恶意所在；吞吞吐吐之言，我知道它所回避的是什么。”这是当公孙丑问什么叫知言时，孟子的回答。就是说，人有偏激、淫荡、奸邪、躲躲闪闪四种本性，因此说话有片面、失误、歪邪、理屈四种相关的过失。因为人的言语，是出自于人的思想，从他言语的错误，可知道他思想的错误。且心地真诚与虚伪，尚不能蒙蔽于人，更何况昧着无理欺骗上天呢？
人在世间，诚信很重要。欺诈之徒，时间久了，人们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就会鄙视他、蔑视他、远离他。一个人要讲信用，国家的统治者要对人民讲信用，没有信用就办不成事。古来成大事者，大多是讲诚信，有法度的大智大仁者。
在战场上，做事也要讲信用，古人也很注意这一点，这样会使军队的战斗力增强。
三国时，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用木牛运输军粮，再出兵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堡）第四次攻魏。魏明帝曹轈亲自来到长安指挥战斗，命令司马懿统帅费曜、戴陵、郭淮诸将领，征发雍、凉二州精兵30余万迎战蜀军。司马懿调齐军马，留费曜、戴陵二将屯扎，自己率大军来到祁山。诸葛亮见魏军兵多将广，来势凶猛，不敢轻敌，命令部队占领山险要塞，严阵以待。魏蜀两军，旌旗在望，鼓角相闻，战斗随时都会发生。在这紧要时刻，蜀军中有8万人服役期满，已由新兵接替，正整装待返故乡。魏军有30余万，兵力很多，连营数里。蜀军中这8万老兵一离开，就显得十分单薄了。众将领都为此担心。这些整装待归的战士也在担心，生怕盼望已久的回乡愿望不能马上实现，估计要到这场战争结束方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