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
“解题”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年轻时习法家之学，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后迁中大夫。景帝即位后，历任内史、御史大夫等职。他多次上书主张重农贵粟，削减诸侯封地，加强中央集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景帝无奈将晁错处死。
本文是晁错给汉文帝的奏书。文帝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百姓被迫流亡，致使大量的土地得不到耕种，民不得其食，危及封建帝国的安全。针对这一问题，晁错写了这篇奏疏，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奖励粮食生产的办法。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文帝和景帝两朝的推行，汉初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文章条理明晰，说理透辟。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栗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车骑马：指装备齐全有战车和鞍辔的马。
仞：长度单位，八尺为一仞。
五大夫：爵位名，汉承秦制，设爵位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级爵位。
“译文”
圣明的君王在位的时候，百姓不至于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出粮食给他们吃，织出布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给人民开辟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尽管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时也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却没有弃家讨生、面黄肌瘦的人，这就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早做好了准备啊。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然而积蓄却比不上汤禹之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老百姓还有余力，能生长庄稼的土地还没完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没完全开发出来，游手好闲的人还没全部回乡耕种。百姓穷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穷产生于物资不充足，不充足是由于不耕种，不耕种就不能定居于一个地方，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就会轻易地离开家乡。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也不能禁止他们出走。人冷了不会等到有了轻暖的衣服才去穿，饥饿了也不会等着有了美味才去吃，人在饥寒交迫时也就不顾什么廉耻了。人的情况是，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饭吃，身上冷了得不到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他的儿女，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老百姓耕种生产，采桑养蚕，减轻他们的赋税，积蓄粮食，充实仓库，以防备水旱灾年，因此也就能拥有百姓了。
当老百姓的，在于帝王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要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什么东西南北。珍珠、宝玉、黄金、白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可是人们还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皇上看重它们的缘故啊。珠玉金银这些物品，分量轻，容易收藏，拿在手中走遍全国也不会挨饿。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使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使得盗贼受到鼓励，使得犯法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好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从地里生长出来，在一定的季节里长成，收获储藏也需要一定的人力，不是短时间里可以办到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挑不动它，坏人不会贪图它的。但是这些东西，只要一天缺少了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英明的君主贵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如今农夫一个五口之家，家里能劳动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会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的房屋，应付各种官差。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冻，一年四季中没有一天休息。亲戚朋友间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探望病人，扶养孤老，养育幼儿，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这当中。农民们辛苦到这种地步，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急征暴敛，收税不按季节，早晨发出的命令，晚上就改变了，使农民苦上加苦。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农夫按半价卖掉粮食来交税；没有粮食的农夫就得出加倍的利息借债交纳。这样就出现了卖地卖屋、卖儿卖女来还债的人了。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就囤积粮食，追求加倍的利息；小的开店贩卖，投机取巧，每天都在集市上转来转去，利用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便成倍地抬高价格。所以商人家里男的不必耕地锄田，女的不必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绫罗绸缎，吃的是上等白米和鱼肉。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却坐享田地的收获。凭借着雄厚的财富，与王侯结交，势力超过官吏。他们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他们游玩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穿着丝靴，披着绸袍。这就是商人并吞农民，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法律上虽然轻视商人，但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上重视农民，农民实际上已经贫贱了。因此，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国君所轻贱的商人；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尊重的和轻贱的颠倒，却想要使国家富强，法制生效，是办不到的。
当前的事情，再没有比引导人民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务农，关键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的办法，在于让老百姓用粮食作为受赏或免罚的手段。现在应号召全国的老百姓给朝廷上交粮食，交粮可以得到封爵，也能用来赎罪。这样，富人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能得以流通。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粮多的富人。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以供应政府需要，那么贫苦农民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减少有余的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老百姓就能得到实利。它符合百姓的心愿，有三种好处：一是国君的财政费用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照现行的法令：“老百姓出驾战车的马一匹，就可以免除他家三个人的兵役。”因为驾战车的马是国家战备所必需的，所以给他免除兵役。神农氏的书上说：“即使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沸水护城河，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可是如果没有粮食，那也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物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让老百姓纳粮买爵，封到第九级的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兵役，这同出战马相比好处差得太远了。爵位，是皇帝专有的，只要皇帝开口封就无穷无尽；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从地里长出而不会缺乏。得高爵和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情。如果允许全国的人献粮给边境，并以此来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境的粮食就一定很充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