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青
在我前半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过，后半生会与回族同胞发生这样密切的关系。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有十年是在回族同胞中过来的。这期间跨越了“****”十年的大部分。说来也是有缘分。
最高指示谁敢违告别津门别有因
1969年6月26日，“最高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也就是所谓的6.26指示）全国医务界闻风而动，纷纷报名上山下乡。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的老伴刘敦容自然不能例外，也递上了申请书。可是上级有个规定：这次必须是全家一块走。一个医务人员一经批准，家属另一方不管是干什么的都得随行。但有一条，凡本人或者家人中有是“阶级敌人”的，则不能“享受”这一光荣任务。作为家属的我是“****分子”，从1958年起就下放天津南郊农村“监督劳动”，身份是农村“五类分子”。因此，她没有资格“光荣”，也就是说，名正言顺可以不申请。这对有些人来说，还真是求之不得的事。那她为什么还要申请，并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直到被批准了为止呢？
当时，我们家的情况糟极了。我所在的天津小站，别看它是农村，有那么一帮人还真有点野心，想在阶级斗争中表现积极，从而在运动中弄点什么。这些人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人，斗起人来太狠，打人也凶，我是三天两头挨斗挨整。就是说，我每日除了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精神和肉体上还要承受更大的折磨；而她呢，因为我的事，怎么小心干也不行，“夹着尾巴”过日子，滋味只有自己最明白。本来就不大的小家，给抄了好几次……还有我们的独生子江友于，15岁了，初中快毕业，等着他的肯定没有个好，不是上山就是下乡。
我俩合计来合计去，终于决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远走高飞，兴许在那边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活路。我们明白，那里肯定是穷乡僻壤，但就是吃糠喝汤，只要一家三口能团聚在一起，我愿足矣！走，全家到宁夏去！所以我承认，我们来宁夏，和别的人不大一样。记得，天津赴宁医务人员大队人马离开天津时，在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但仍然是哭声一片。唯有我们三口悄悄坐在车厢一角，心中虽有一丝丝的凄楚，那是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座城市的依恋，对一些亲朋好友的依依不舍，但更大的却是对未来的一线希望，也可说是喜悦：终于有机会离开对我们不那么好的一些人和事了。要生存下去的本能，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我们是怀着解脱，怀着能活下去的渴望，离开天津的。能说这不有点悲壮之慨吗？
在车站，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几个亲人送行。我们则有点个别。儿子幼小时的老保姆，有一个儿子是三轮车工人，是他蹬了车子，送我们三口到的车站。送我们的仅他而已。
就这样，1969年冬，我们全家三口，随着天津支援宁夏的近千名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来到了宁夏。我们分配去了西吉县白崖公社安家落户。刘敦容在公社医院当医生，我则在公社所在的白崖大队“监督劳动”。
穷山沟安家落户送医送药受欢迎
白崖公社是一个纯回民聚居区，山大沟深，交通十分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无霜期全年才百来天。一亩地一般只打几十斤粮食。新中国成立二十年了，群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缺医少药更是不在话下。天津的几个医生、护士一去，由于他们的业务水平高，加上干劲足，和当地的同行一起，很快做出了成绩。
老伴是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妇产科医生，又有多年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经验，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自然大受欢迎。她一到，就开始了各种妇产科手术，割瘤子，剖腹产……都一一开展起来。另外还协助同时从天津一块来的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在这极为封闭的山区真是成了新闻。一时间，白崖公社医院远近闻名，门庭若市。
有些女社员，结婚多年不生娃，这在回民地区可是一件大事。对这种病，过去是用民间土方，或者干脆用封建迷信的办法胡整。弄得不好，不单病没治好，还落下一身毛病。她去了以后，用科学的检查方法，查出病因，对症下药，让一些人家得贵子。这一招特别让老回回佩服。
她不单看门诊，管病房，遇到难产孕妇，动弹不了的病人，即使深更半夜，刮风下雪，也要出诊。这出诊可不能跟大城市比，自然没车可坐，一动就是几十里山路，只能靠两条腿。有时老乡带了毛驴、骡子什么的，就骑牲口。几年间，她走遍了公社的所有山山水水，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回族妇女朋友。老乡生活尽管是苦，总是要拿出仅有的一点好东西来招待她。她也懂得了许多回民的风俗、习惯。许多老乡的经名，她都能随口叫出来。
几年后，她调到县上妇幼保健站去了。于是她在更大的范围内，为西吉县的老乡们看病治病，在更大的范围内出诊，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又是几年下来，她几乎走遍了全县二十几个公社的山山沟沟。一直到1979年，整整为西吉老乡服务十年后，她被调到银川，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当然还是为宁夏人民服务。1991年她在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的位置上离休后，直到目前每星期还看两个上午的专家门诊。她有多种慢性病，有的显然是在山区没日没夜的工作，吃不好，喝不好，过度劳累落下的。
不要紧好好呆着老回回自有主意
到西吉县白崖公社后，公社照顾我们一家，让我就在公社跟前的白崖大队“落户”。队长安排我在菜园子干活。让我有些吃惊。一般来说，在农村，务菜园子的，大多数是上了岁数的老头。当年我43岁，是正当年，何况还有帽子在头上顶着。“五类分子”岂能轮到这种美差。在天津南郊小站农村十多年，无论在哪里，我都是干的最重最累的活。我想，这肯定是对支宁来的天津医务人员家属的照顾。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到菜园子干活没几天，大队支书问我：
“老江，你究竟是个啥问题啊？”
“****。”我觉得有点滑稽，作为支书，会不知道我的身份？有关部门没有向他交代？也许他真的不知道；也许他是明知故问，只是让气氛轻松点。但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下面的一句话：
“不要紧！在我们这里好好呆着。俺爷就是****！”
以后我问了别人才知道，当地老回回大都属于以马振武为首的一个教派。他们尊称马振武为“爷”。马振武在1957年任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州长时，亦被错划为****。
在菜园子，除我外，还有一个80岁的王老汉。他对我说，这菜园子也不好管，来买菜的都是本乡本土的熟人，还有公社及下属机关的干部。一年下来，收不上什么钱，我就和他商量，以后由我来卖菜、收钱，他记账。我是外地人，又有“帽子”顶着，我好对人说：不好不秉公办事啊！即使得罪了人，就让我一个人去承担算了。就这样，在我们两个务园子的几年中，每年都收入两三千元以上，还管了平时本队社员的部分吃菜问题。在一个只有两亩多一点的山沟沟的菜园子，能有如此的收入，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成绩。这种情况，在我去之前没有过，我离开后，听从那里来的人说，以后也不行了。
回民养猪怪主意临危受命管钥匙
两年后，上头来了指示，回民地区也要养猪，说是既能积肥，增加生产，还可移风易俗。对此，广大回民群众抵触情绪之大，不言而喻。但是在那阶级斗争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谁人敢吭个声。于是在纯回民地区的白崖公社下属的所有生产队，每个队都派下了任务：每队养两头猪。但是找饲养员却成了问题，让谁谁不干。扣工分，扣口粮也没用。白崖公社，一万多人，好几千户，只有两个汉民户，其中一人就是我。队长在左右为难中，自然马上就想到了我。他对我说：“你就当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把这两个猪娃给养着，也不要求养肥了卖钱，只要不死，能向上级交代过去就行。菜园子，有空就去去。”于是我就在回民地区当上了猪倌。
有的社员把******有关不能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养猪的语录故意贴在大门上，让下乡的干部们看。你猜那些干部们怎么说：“那不是指你们回民！”这真是一笔糊涂账。我当时就百思而不得其解（当然不敢说），让回民养猪的主意究竟是哪里来的？后来我还打听过其政策的来源，却也是不得要领。和许多事情一样，一笔糊涂账。但有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有人因为主张回民养猪，并且自己身体力行，而入了党，当了官的。老回回真正恨的是这种人。跟我种园子的那个老汉问了一句：“为什么没有给他们也落实一下政策！”
后来还有一件事让我既害怕又受宠若惊的事：队长把队里粮食仓库的钥匙交给了我，让我保管。对这件事，我可坚决不敢接受。我在天津农村呆了十多年，深知我头上那顶帽子的厉害，那是孙悟空脑壳上的金箍咒，一旦须要，即或是鸡毛蒜皮，念将起来，就会要我的小命。队里仓库这样的重地，像我这种人，平时就是走路也要离得越远越好，深怕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现在要让我管仓库钥匙，岂不是要把我放在火上去烤？因此我坚决不干。后来队长才说出了他的一大堆苦衷：“大家都缺粮，队里有人愿意干的，但都不被人信任。你是外来户，这两年来，你的为人，都在大家眼里。这是公推的，以后上头问下来，我负责！”我真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啊！
有一次公社开斗争会，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都要去陪斗。公社让我也去。队长对来人说：“母猪养猪娃子了，离不开人！”
我明白队长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其潜台词是：我身为一队之长，对上级下达的重要任务：养猪，是多么重视！贯彻执行得多好！猪，不但养得好，母猪还在生娃了！这么重要的工作，给耽误了，有谁能担待得起？
这话还真灵。来人一听，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也不知道来人是和队长心照不宣呢，还是真的认为养猪这个“政治任务”，此时此刻，的确比“让阶级敌人受教育”的另一个“政治任务”还重要。反正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是躲过了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也许还少受了一次皮肉之苦……在那些年，多少事，不就是这样微妙而不可捉摸，而又是那样生动而有趣地永存在彼此的记忆中吗？以后有机会能见到这位聪明的队长，我们一定会哈哈大笑一场！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总理委托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中央严肃批评了宁夏违反民族政策，纠正了强迫回族群众养猪的错误。落实政策，回民可以不养猪了，白崖、沙沟等回民地区真是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把猪处理了。
说实话，在老回回堆里生活的那些日日夜夜，他们还真没把我当外人，更不用说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欺侮了。每逢节日什么的，他们不但不背我，有好吃的如油香之类，还有人送给我。****事件发生后，各地各级分期分批传达。五类分子自然不能听。可是大队刚传达完，就有人跑到我的小屋，向我一五一十来了个“竹筒子倒豆子”，一点也没剩。
有个情况，让人既费解也不难理解：和当地老回回比，有些外地来宁夏的人，倒是“左”得出奇。有一个年轻医生，为了表现其进步（后来才知道她父亲也是****，所以才这样干），拿我们的处境做垫脚石，和一个从北京来的先是小学教师后来造反当上了公社副书记的人相配合，打算整我们夫妇。后来公社书记（本地人）出来加以制止，我们才幸免于难。这也可以算是我们在宁夏唯一的一次有惊无险吧。
有幸是没留天津要不然壮烈牺牲
几年后，我回天津探亲访友有一个老战友对我说：“你呀，幸好去了宁夏，要是留在天津，不死也得掉层皮。”
在天津，和我“问题”差不多，甚至差得多的人，许多不是“壮烈牺牲”，就是“缺胳臂少了腿”。这样说来，当年我们决定到宁夏安家落户，还真是英明之举。这自然应该感谢宁夏的老回回了。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老回回对你这样“阶级阵线”模糊，就没把你当敌人整？和我一块务园子的老汉一句大实话道出了缘由来：“你们汉民闹事，叫‘造反’，是革命；一样的事，我们就叫‘叛乱’。”
70年代初，说西吉“回民造反”，县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一个人身居回民聚居之乡，却一点动静也没觉出来。老回回跟平时一样种地，过日子，和我交往如故。当时我心想，这岂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吗？极左把人都搞成傻子、疯子了。
在一切法律、社会公道都荡然无存的“****”年代，我所在的回民地区自然也出了一些宵小之徒，趁火打劫，干了一些坏事，但和大城市，甚至和外地农村比，毕竟都是小打小闹。一般说来，社会秩序未曾大乱，他们对于极左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抵制。我曾深深思考过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是否应该归功于那里淳朴的民风，归攻于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规范，此外还要加上重要的一条，回民本身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回民特殊的行为准则。
在回民地区生活多年后，我才发现，在这里，回汉两个民族间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忌讳，大大低于我以前生活过的重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白崖，有时我和老回回间还能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在别的地方可绝对是不行的。也有可能是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久了，彼此信任了。从我在宁夏生活的近三十年间看，宁夏回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在全国范围的各民族关系说来，绝对是最好的。
我毫不隐讳我的看法，西吉回民的确贫穷、落后，有时甚至是愚昧、无知。但是你只要不心存偏见、感情用事，理智地思考这一问题，就不难结论：这绝对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这一问题的产生，乃由许多因素，比如自然条件的恶劣，交通的闭塞，教育的落后，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响所造成。
有一例子很能说明点问题：一般人都承认，上海人就够聪明能干了吧。五六十年代，从上海移民了一些所谓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其实相当一部分是很能干，有一技之长者）到了西海固地区，当然到西吉的也不少。后来落实政策，其中大部分都回上海了，但有一些大龄子女，由于已婚或其他原因却留在了当地农村。这些上海人的后裔，多年后，许多人也就跟当地人差不多了。所以我说，环境的因素太重要了。
胡青天访贫问苦革委会拒落政策
1973－1974年间，从中央下放来一个“大干部”胡启立当县委副书记。这个同志水平不比寻常，一来西吉，就上山下乡，访贫问苦，真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给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一时间，淳朴的西吉老百姓就传开了，他是中央派来的“青天”，是某某人的儿子……找他的人不绝如缕。他的家属没有来宁夏，一个人单身住在县委。宿舍兼办公室则门庭若市。不管白天黑夜，他是来者不拒，一律接待，尽量解决问题。这就引起一些人的嫉恨。给他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作怪。这里暂不去说它。
就是这个副书记在他下乡时，特别到菜园子找我。可惜那天我不在。我意识到，好人来了。于是我去找他，向他报告了我的一切。不久，一件事发生了，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全体社员捺手印（因为许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自己的图章），向上头打报告，请求为我摘帽子。又不久，在他主持下，县委开会为我先摘了帽子，然后再操持我的工作问题。可是一查我的档案，才发现我已经没有了“工作关系”。他也觉得莫名其妙。根据政策，****，是要“给出路”的呀！他说，这里有问题，便派了两个人专门去天津了解。派去的人回来说，天津革委会认为是老市委办的案子，他们不管；再者，既然“转业”了，也就没有了公职。这两位年青同志愤愤不平地说，想不到大城市的政策水平还不如我们这个偏僻地区，比小地方更“左”。那位好心的副书记也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想为你重新安排一个工作吧，即使有指标，可你的年龄也过限了。等一等再说吧！”
他是在向我暗示：全国快有大的变化了，等等吧，没有关系的。
1978年，全国形势有了松动的迹象。宁夏大学的雷文高同志突然来访。相谈后才知道，原来是学校为了加强教师力量，遍查区内“有问题的人”的档案，在固原地区找到了几位，其中就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他们认为，如果我同意，可以到宁夏大学工作。至于做什么，可以商量。
我对他们的知遇之恩，真是感激涕零，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几乎同时，担任《天津日报》总编的石坚同志，给我发来一封长达数页电报纸的电报，简述了当前形势，主要是让我耐心等待，一切都在安排中……
《天津日报》派了我过去的好友、时任报社总编室主任（后来是报社总编）的鲁思同志，抱病千里迢迢来了宁夏，和我商量以后的何去何从。
形势的确发展很快，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改正****问题的工作。我也回天津去办理手续。石坚（后任天津人大副主任）对我说：“回来吧！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还没结婚的儿子也能一起回来。这也是政策规定了的……如果你愿意去天津别的单位……回老家重庆、北京等其他地方，我们也都可以为你安排……”
这时，刘敦容的原单位———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准备调她回去了。
老战友关怀备至报告文学述冤情
我对他说：“谢谢你们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但有些事，我得回宁夏去解决了才能决定。”
第一，我得回去与敦容商量；第二，我就把上面那一段宁夏大学去找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说既然答应过人家，就要守信用。人家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我的。不能我现在好了，就忘了人家，一拍屁股走人。为人得有点仗义劲。
我回宁夏后，一家人商量的结果，不回天津了，就在宁夏，这个地方对我们一家人不错，何况还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为什么要走呢？但是我们非常感激报社的老同志、老战友们。
好一个石坚！他居然想得起，在当时来说也是有胆量，让我为报社写一篇关于我老伴的报告文学。他说：“我们都认识你们一家，也认识敦容。你这二十年过来不易，她更不易。没有她，你们家就完了。你就写，随便怎么写都可以。”
于是我就写了那篇题为《我的爱人———爱我的人！》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79年3月13日的《天津日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当然这篇报告文学，绝对不是单纯写我的老伴和我们一家，在长达二十多年中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正如文章的副标题所云，是“谨将这封信献给那些为了真理、正义、爱情而献身的母亲和妻子们！”
这是在拨乱反正那个特定时期，关于****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因而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出，当时《天津日报》领导的良苦用心，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
在我离开天津回宁夏时，还是这个总编对我说：“你随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只要我们还在这儿。党委通过的决议永远有效。过去报社是对不起你。”
他们所能做的，都做了，我还要什么？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就是那么一口气？现在报社当权的人，反右时并不在台上。他们居然承担了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让我在报纸上畅述情怀，这种平反方式，可不是任何一个受过委屈的人能够得到的。
好几个月后，我已经在宁夏大学上班，我的档案才从《天津日报》转来，这证明天津的老同志、老战友希望我回去的确是真心实意的。
后来，正如大家见到的，我们一家就是没有离开宁夏。我从天津回来后，就去宁夏大学报到，领导让我办学报。在学报同仁和我的共同努力下，没多久，《宁夏大学学报》于1979年创刊了。它是宁夏第一个纯学术刊物，一直出版到现在。
1999年1月，《天津日报》邀请我们夫妇，去参加天津解放五十周年，也是《天津日报》社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在诸多嘉宾中，我这天津“嫁出去的女儿”是来自最远的一位。老战友相隔多年后聚首，那份亲热劲自不待说。
顺便说一件事，直到今天，我每天都要收到一份《天津日报》。多年了，报社的老人们，都已退下来了，可是报纸还是每天照寄不误。人家都说，现在的人情味不如过去，但这件事却不是如此。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夫妇都已离休多年。只是敦容觉得，自己学了一辈子的医，身体又还可以，应该发挥点余热，因此每星期还看两个上午的专家门诊，直到新年伊始，她已古稀之年，她已不再看门诊，彻底休息了。已是中年的儿子江友于在宁夏大学物理系教书。儿媳妇岳西玲开了一家小照相馆。（不幸的是，儿媳于1998年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她是甘肃人，长大在宁夏，由于有了她，我们家才与西北结下了血缘关系。孙娃的血管中还流有她的一半血液啊！）孙娃江夏已成长为一个棒小伙子，今年要考大学了。我们全家硬是在宁夏安家落户了。
有不少人问起我过去的经历，听说我在西吉，更是在白崖这个纯回民区呆过多年，无不发生极大的兴趣。深谈之下，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必要的误解。有的人还在惊叹之余，好像觉得我们曾经到“战地”冒过一次险似的。我多半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开导”他们：我的经历就证明，如果再有一次“**********”的话，你最好跑到那里去，保你没事！
（选自《蓝盾》2000年08期，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