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世界又怎知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地缘政治演进有什么规律可循吗？经济发展水平真的会趋同吗？有天下大同这回事吗？还是形成中心—外围—边缘—蛮荒地带，这样的生态圈呢？谁雄踞食物链的顶端，谁主宰蛋糕的分配？世界格局会变化吗？后发国家有机会赶超吗？采用什么策略，付出多少代价呢？
美元、黄金和白银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历史学家早就告诉我们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并不是源自学者们虚构出来的瓦尔拉拍卖商那种兵不血刃的反复试错，而是源自马克沁机枪的枪管、半月弯刀的刀口或者游牧骑兵的暴行。
在近代三种代表性货币本位体系下，全球经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失衡。它们各有各的背景，但某种程度上都有一致的逻辑：都以贸易开始，主权债务如影随形，大都以战争形式结束，权力交接不可避免。贸易的失衡带来货币竞争，各个国家都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途径来进行内外均衡的调整，但再平衡的稳态往往是要求各方同时平衡，关键是谁来肩负买单成本和责任，历史证据显示，综合实力上的弱势国家往往成为牺牲品。这些失衡要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战争，要么严重地打击了实体经济，并且每次失衡的背后都伴随着全球权力的交接和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构。
中英失衡
第一次失衡发生在中英之间。银本位下，中国长期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白银吸收者。19世纪以来，新兴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难以忍受为了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而导致的白银流出，为扭转这种趋势更绞尽脑汁。而中国只需要更多的白银，且多用于窖藏和土地兼并，传导到欧洲则是贸易逆差带来的货币紧缩，这使得英国无法获取所渴望的扩大再生产用的货币和资本。进入19世纪，走私鸦片成为中英实现白银平衡的公开途径。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中国的国际收支很快被逆转，盈余变为赤字，且每年须以大量白银支付贸易上的差额，20年代中期后，鸦片贸易愈演愈烈，白银外流成了经常现象，而且数字越来越大。鸦片流毒中国，吸食者日众，使广大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由于把大量金钱消耗在鸦片上，人民日益贫困，社会购买力萎缩。当时中国农民出卖农产品得来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必须用银，银贵钱贱的现象日趋严重，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刺激了物价上涨，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在对白银流失的担忧下开始禁烟，中英就贵金属的争夺和贸易失衡带来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虎门销烟过后，鸦片战争成为了中英贸易失衡的最终解决方式，这是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全球势力的重心从东方移向西方。农业文明的代表——中国在工业化国家的枪炮下被迫打开了国门，被殖民体系渗透；中国在亚洲维系了两千多年的朝贡体系也逐渐分崩离析；银本位终被金本位打败。
欧美失衡
第二次失衡发生在金本位复辟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失衡的特点是贸易保护和战争债务的积累与崩溃。一战结束时，英国的海外资产的名义价值大体上没有改变，而德国的海外资产则被没收用于战争赔偿，法国的海外资产因通货膨胀和俄罗斯违约损失了2/3。剔除德国的债务后，一战后清算下来的总债务在280亿美元左右，其中美国有120亿的净债权，这120亿中有47亿是英国欠下的。英国对其他盟国还有110亿的债权。麻烦的是，这其中有很多是俄国欠下的。“十月革命”后，债务链崩溃，英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被反转，手上的债权成了烂账。于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协约国一起，逼迫德国还债。美国的战争债权中虽然包括商品，但美国却仍然要求盟国以美元或等价的美国政府有价证券偿还——实际上这些债务的总面值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美元平价下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价值。
协约国欠美国的很多债务实际上都是为了战争和战后修复服务的，支撑这种连环债务链的资产、产能和消费都不存在。其后，美国为了吸收黄金，实施贸易保护，控制美元输出和私人对欧洲借贷，又使债务偿还唯一的可能通道关闭了。美国以战争债务的方式勒索同盟国，由此产生的债务链在当时已经不合时宜的金本位制度下，创造了一个贸易保护、资本控制的割裂世界。由于已有全球最大产能、潜在消费和黄金储备的美元拒绝上位，同时罗斯福更为了对付大萧条导致的通货紧缩而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场美国最早的“量化宽松”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欧洲逼向了绝路，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后，金本位崩溃，美国通过两次战争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代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从这次失衡中的美国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影子：产能、储备、潜在消费，又可以发现目前美国政策的逻辑：贪婪、自利、以邻为壑。
中美失衡
第三次美元本位下的失衡要复杂得多，其实自从美元取代了黄金以来，失衡就成为了国际经济的常态。二战以后美国显然吸取了教训，在社会主义阵营崛起的背景下，积极布局并谋求上位。美元虽然不是天生的国际货币，但怀特在布雷顿森林PK掉凯恩斯后，国际货币就注定是美元了。经济上，美国一方面发动两个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和日本复兴输出过剩产品和产能；同时创立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T之后的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之成为维护美式国际经济秩序和输出过剩资本及货币的三驾马车。但是，美元本位下，全球经济的失衡变成了常态，按照制度背景不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分水岭，这些失衡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失衡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与全球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然而该体系以“特里芬两难”为代表的矛盾却被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全球经济和贸易大扩张激化，最终导致了金本位的彻底终结。而在第二个阶段，失去贵金属约束的货币体系导致的失衡逻辑则与之前所有的失衡完全不同，从外围到核心，危机连续不断，失衡愈演愈烈，而流动性这个幽灵如影随形。而这就是2008全球金融大危机的总根源。很多研究者把最近一次的中美贸易失衡定罪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凶手名单上，但这不过是种表象，就如同以前日美贸易失衡一样。但这次的结局是什么？会不会有战乱？权力会不会交接以及如何交接？这都是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旧秩序：美元驱动的三个世界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的国际货币环境下，形成了第一次全球大分工的格局：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这三个大集团的雏形也基本形成了。美国、美军和美元成为王中之王。
二战结束以后，得益于稳定的货币环境，欧洲一体化起步，东亚模式崛起，殖民地纷纷独立，各国都在各自的路径上打造现代性。稳定的石油价格正符合欧美日的利益，而实现了主权的殖民地们也继续廉价地输出自己的资源来换取国家发展的初始资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比较优势”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加入国际竞争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很不一致，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成了构成相对优势的最大要素。信息和技术的优势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但它们容易被复制和传播，它们的进步使得企业有可能将制造商品的各个环节分解开来，分布到全世界，从生产要素而不是成品上寻求相对优势。跨越国境的不只是商品，还包括商品的生产流程。各国选取的发展路径、美苏冷战的布局加上“比较优势”的差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的国际货币环境下，形成了第一次全球大分工的格局：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这三个大集团的雏形也基本形成了。
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们的狂欢。
生产国不一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就是发达生产国的代表，而南美和东欧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常常背负着经常账户赤字。但是，消费国的集中度则比生产国高得多，他们的领导者就是居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其他主要则是引发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最后，与生产国绑在一起的资源输出国经常账户也是长期顺差，且其幅度变动与生产国往往一致。资源国的出口与生产国绑在一起，既受到消费国的制约，又被拴在美元驱动的价值链上。美元供给的每次扩展都直接导致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这增加了生产国的成本，削减了他们的储备，并造成了输入型通胀。随后到来的美元贬值更直接降低了生产国和资源国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这种国际经济中的三元结构在美元霸权的驱动下，导致了一个世界扩张的成本最终由其他两个世界承担：最被动的是资源国，最痛苦的是生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型生产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而消费国则凭借国际铸币权，始终位于食物链的上端。就如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些明丽奇幻画面背后隐含着的阴暗人性一样，三个世界貌似和平、繁荣的自由贸易背后，是一条全球经济残酷剥削的食物链。
消费国：铸币者的狂欢
美国是消费国的绝对代表，而其他长期保持外部赤字的国家也都与美国类似，印刷货币，累积债务，输出资本，在刀刃上寻求平衡。对外方面，美国的战略还有一个重要拼图，那就是“战争出口”，以及附带的民主价值观和美式和平。从冷战、朝鲜战争、越战、中东战争，再到海湾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不仅可以通过局部战争实现制约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还可以控制远离美洲大陆的石油命脉。凭战争输出和军备竞赛，美国为全球创造了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凭印刷美元和国债发行，美国又为全球创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当需求不足时就进行星球大战般的财政刺激，当货币趋紧时就进行格林斯潘式的货币扩张。Don’tWorry，BeHappy！山姆大叔会为大家解决所有问题。
美国人不是天生爱消费的，但尼克松对美元货币纪律“善意的忽视”以后，美国人就有了一张永远不会透支的信用卡，任何赤字都可以由国外那些“不成熟的债权人”埋单。于是美国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美国不需要外汇储备，也不需要储蓄，甚至不需要财政纪律，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貌似独立的美元霸权守护者——美联储。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赤字和债务并不起源于无节制的消费，而是起源于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需要，借债最初是为了印钱。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国际货币，在美元本位制下，发行货币的担保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而不是黄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相抵对冲，美国政府必须向国外借债以保证美元的信用。国外企业通过贸易得到美元，在本国不能消费，于是通过央行再贷给美国。美国政府将这笔美元反过来用到国内。于是，美国每发行1美元，在世界上实际上创造出2美元的信用。1美元变为国外政府持有的债务，1美元返回美国消费。在这个循环里，不是消费导致债务，而是债务促进消费。这就像银行中，是贷款生成存款，而不是存款生成贷款。国际上有对美元的需要，美国政府就得印钱，这些钱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输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又通过购买美国的债务回流。于是，美国在纸本位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内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通过经常账户透支，对外支付美元，也就是向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另一件事是通过财政赤字衍生债务，再让部分流动性回流到国内，而这些赤字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消费，对应的是美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是对外战争。但是，美国低估了游离在离岸市场的资金实力，更小看了投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力量。
当然，为了保证这套体系的持续性，美国也不会做得太露骨。当其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是上策，二是中策，三是下策。历史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屡试不爽。1971—1973年的“尼克松震荡”让布雷顿森林体系积累的矛盾爆发出来，主要国际货币纷纷对美元贬值。1977—1978年卡特总统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盈余国家刺激国内需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冷战背景下出于对美国的依赖，西德和日本在波恩首脑峰会上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要求，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让这种调整以危机的方式完成了。1985年后针对日本和西德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更是美国联合其他消费国对生产型国家汇率直接干预的最好例证。对于自己后院的拉美国家，美国提出了“华盛顿共识”，主张新自由主义；对应的措施则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实施，以确保他们成为美元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