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快速成长让人瞠目结舌，有秘笈吗？有后遗症吗？有可持续性吗？如何推动进一步的升级，如何进行城市化，如何提升消费水平，如何参与货币竞争？能否顺利完成改革和转型？能否逃逸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会出现重大危机？
中国秘笈：摸石头、山寨机和锦标赛
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快速增长有没有秘笈，什么是中国秘笈，这都是无比繁复的问题，如果可以解答，相信有机会问鼎诺贝尔。本文尝试搭建了一个容易理解的分析框架，为你娓娓道来……
现在可以定定心心地说，市场体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了，当时确有无数人为之销魂。虽然这被称为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但最终应验的仍旧是凯恩斯的老话，思想无所谓谁战胜谁，不过是新一代熟悉新分析技术和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最终成长了起来。
产权与价格
市场并不神秘，也非万能。它其实就是一个价格发现机制，通过竞争把稀缺物质配置到可能创造最佳效益的环节中去。但市场并非是机械的按照瓦尔拉的方式存在于真空中，它需要政府、法律、社会形态以及道德准则这些非市场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而契约、产权和货币则是其更具体的制度载体和构造元素，因此应当把中国改革视为一个整体的，为实现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全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变迁过程。它需要改造整个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甚至人的心理和伦理，这是一场波兰尼意义上的“巨变”。但必须承认，一开始改革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线路图，这是一个典型的——“摸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过程（直到1992的十四大，才有顶层设计出现），最多也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反向工程“回到过去”。
这里主要描述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产权和价格。突破最先从最贫穷落后、人最多的中国农村开始。联产承包只是外形，包产到户表面是分配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其实内核是产权界定和随之而来的产权改变，准确地说是部分改变，即土地短期使用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分离和赋予私人。小岗村是产权和所有制变革的开端，而产权的明确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它是利益计算的边界，明确的边界能够刺激各种市场主体自发的获利动机。然后就是1980年代个体户、私营企业的涌现和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的繁荣。同时，对国有经济的平行改造也从未间断过，特别是1995年以后的“抓大放小”。尽管受到各种诟病，期间也经历了停滞和争论。总体上看，这些所有制改革措施开启了产权多元化的时代，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在多元的利益诉求下，一个准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和行业格局被创造了出来。
价格则是另一个关键，它承载了各种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信息。正常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根据由竞争形成的各种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行正确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市场机制就如同精确制导的热敏导弹，价格就是热度和热源，它引导产出和资源迅速向它飞行，因此与产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的就是校正市场的信号系统，这通过价格自由化来实现。从价格全面管制到价格双轨制，中国历经了六次大调整，三次大放开，最终在1992年价格闯关成功。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是远远没有完成的任务。改革非常不彻底，不论是价格还是产权都是这样。两者仍然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双轨制”。首先价格方面的市场化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几乎全部放开，但要素市场——资金、土地、资源、劳动力的扭曲却依然十分普遍而且严重，这包括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妨碍，对利率、汇率的政府管制和对能源价格的人为限定等等。例如劳动力方面，户籍户口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这极大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再如对自然资源的低成本定价，导致了能源以及环境的过度利用和严重污染。产权方面则主要是土地，目前土地剥离了一部分长期使用权给农民，但抵押权、转让权仍然缺乏明确的法理支持。让土地改变用途从而产生级差地租的定价权和收益权仍旧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土地成为驱动非农产业发展的手段和推进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池。一方面，各要素成本定价过低，特别是劳动力定价过低，就潜移默化地实施了国家级的总成本领先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双轨制提供的巨大利益空间，催生了政府部门（土地收入）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的超额利润增长，进而加速非居民部门的储蓄积累，再转化为高额投资（基础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半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为国家尽快完成经济起飞所需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充分条件，预留下很大的操作空间。
参与全球化
但问题是——要素禀赋始终放在那里，各个国家也都不缺，1978年前的中国也有这些条件，为什么中国可以在过去的30年间脱颖而出呢？换句话说，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答案的线索来自外部世界。迄今为止，全球有13个经济体在连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率，所有这些成功的案例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绝非偶然。它们成功的核心部分就是利用了全球经济提供的需求、资本、知识和技术。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中国并不那么特殊。中国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这种规模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科斯热情洋溢地断言道“中国的奋斗也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尤其是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失去贵金属约束的美元本位时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更强力地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从实体和金融两个维度加速了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各主要经济体要么作为生产者——日本、德国，然后是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要么作为消费者——美国、南欧、英国，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石油国、俄罗斯、巴西，都生存在这个食物链中，这便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全球经济格局——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其实所谓全球化红利的本质就是，美国主导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国的分工，连接他们的就是储备货币的循环投放，加入WTO加速了这一过程，而且WTO的规则相对更多地涉及产品销售而不是要素供给，这对中国的总成本领先策略而言是相当有帮助的。
全球化首先提供了巨大的终端需求，为什么出口导向会赢，并非是所谓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是中国幸运地、及时地以举国之力加入了这个美元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开足马力为全世界市场进行生产。同时资本，包括FDI和热钱也滚滚而来，它们都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引导出更多的货币和信贷的投放。此外，全球化还提供了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正的外部性特别的明显。中国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主导的产品内分工，通过外包获得样品，然后反向工程，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少都体现在这上面了。所以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与积累知识——即山寨机（看看航母的走你style，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模仿巨头）。同时软性的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引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远远超过了比较优势所能覆盖的范畴。例如，一开始通过吸收国有企业人才和技术壮大起来，并改变了行业内的竞争格局的乡镇企业，很快开始自行升级，聘请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把他们在MBA课程里学到的东西，无非就是治理去家族化，生产福特化和注重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营销和品牌建设，一股脑进行了试验并获得了一些成功。这也正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来源。更巧妙的是，中国本身市场也很巨大，这不仅仅是有利于进口替代，很快更物美价廉的商品变为了出口导向，再辅助于国内市场消化了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看看淘宝尾单和A货），中国制造才获得了一个足够的成长空间。而这才是东亚胜出而拉丁失败的关键。最后，全球化还提供了规则和制度，市场主义的最大边界当然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任何希望从中获益的经济体都必须服从全球市场的“规则”，“与国际接轨”进而改造自己市场、政府、社会以至思想。对于原来计划主导的存量部分，这就形成了平行世界，通过竞争机制的鲶鱼效应来做增量改造，直到引发原来主流部分的体系性变化。总体上看，外来的竞争优化了市场结构，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参数和环境，连同技术扩散一道，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大推进战略
就算是中国幸运跟从了全球化潮流，那为什么中国增长如此之快呢？这是因为基于全球竞争环境和中国自身的禀赋基础，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追求GDP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大推进”（bigpush）战略。这其实是和平时期进行原始积累的不多的可选项之一，是一个贯彻国家意志的上下结合的过程，三种力量在其中各自扮演合适自己的角色，共同推动神速增长。中国的特殊性其实在于其规模和速度，其量级将最终倾覆它正在依附着的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首先是中央政府，这是战略层次，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综合展现。现代国家能力也是一个马斯洛体系，从最基本的安全到最高级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一个上升的阶梯式结构。除了一般的维持法律秩序、政治稳定和地缘安全以外，同大推动策略最相关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港口、能源、通信等硬件，此外还包括在普及教育方面的软件投入。
切勿妖魔化这些巨额投资，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到发达国家1/10的落后情况下，应当说这些投资都是发展制造业和快速城市化所必需的（对比印度），尽管有贪腐造成的众多漏损，它们降低了中国制造的物流和交易成本；二是货币和资本，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在市场化初期也是自律的产物，一旦被操控，它既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膨胀，也可以作为资本要素膨胀。而现代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符合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和信用投放。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动投放，他们都做得过于成功了，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负的实际利率存在多年，这压低了资金成本。而对汇率的压制则形成了总成本领先的最后一道打折工序，这也是最受到竞争对手诟病的一环。尤其是在1994年，在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特别明显，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
战术层次上，地方政府是大推进战略具体的实施者。首先多数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大胆试验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本质上说地方政府是通过GDP锦标赛和争宠机制参与到增长竞赛过程中去的，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的1994分税制彻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导致政府行为企业化，一个地方政府相当于一个企业，一把手就是CEO，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工业园开发和招商引资。地方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进行资本争夺，村村冒烟地形成了7000多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更加高级的形态是形成产业集群，大量的重复和冗余投资在提升总供给能力同时也形成了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就是唯一出路，土地出让金其实是未来70年地租的一次性缴纳，目的是尽快获取现金流来经营城市。想象力更加丰富的产物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它们从土地资本化延伸而来，是包装资产注入平台，作为资本金和抵押物，来套取几倍以上银行信贷即更大的杠杆来撬动增长。
增长意图的大部分是通过央企、国企和准国企例如融资平台来实现的。国有资本在七大战略部门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有绝对控制力。金融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国资控制领域，它是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通过垄断利差保护，商业银行积累利润和资本，再为国有企业解困和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特别是2009年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大部分都在体内循环。好处是显然的，但代价就是一些项目的经济效率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国家队选手本来是通过举国体制打造出来，准备同“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跨国企业，一决雌雄的，这本无可厚非。但无奈结果往往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