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穿越镀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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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宏观(2)

这种三位一体的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强力刺激总产出的大推动策略,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的作用,被索罗斯等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名号,因此不少人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新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某种意义上说,它抓住了一些现象和特征,但其实似是而非。无论怎么称呼,它同国际资本主义(以美式大财团和跨国公司为代表)不仅仅是发展时间、发展阶段、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方面的差异,而是发展内涵和成果归属的问题,而这才是试金石。我们明确反对那些力图肢解中国国有经济的各种企图,当然也没人会否认其中改进的空间确实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全球化环境下的GDP锦标赛。这个判断里面有四重涵义:1)中国用的是市场化的方法;2)全球化是主要推动力,为什么不说市场化而说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包含了前者,是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市场化;3)竞赛首先是国家间的,是“赶英超美”和“民族复兴”,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就生活在某种紧急动员状态下,这是一场各大国之间的竞争;4)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间的竞争也是整体竞赛的基础所在。因此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个迎合了全球化再分工、供应链再造和产业转移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全球各国之间和国内地方政府之间的GDP锦标赛机制得到了加速。

整个改革开放历程,大致可以总结为市场化确定了激励机制和信号系统,这极大激发了(文革后)亿万民众的创富意识。半市场化要素垄断定价加速了资本积累和促进了国际竞争。聪明的政治家所做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凝聚改革共识,发挥群众原创性,不阻碍试验,技巧更高的就是善于连打带消(加入WTO、分税制)和在关键时刻啃下硬骨头(国企改制)。在国家竞争的大背景下,相比其他西方经济体更加注重短期利益的政客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安排更着眼于整体经济的长期成长,这究竟是决策者的高瞻远瞩,还是技术官僚的悉心安排,可能已经无从分解,但它们确实通过市场和政府混合形式上演了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无需讳言,速度优先的大推进策略在实现国家原始积累的这一阶段性目标方面功不可没,但后遗症也可谓众多,对内这可能是最大的挖掘了中国的潜力,甚至在有些方面是破坏性的挖掘,来自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和腐败垄断方面的证据比比皆是。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相对乐观地预期在内外压力倒逼下,转型和变革会必然发生,但这个过程最好按照中国自己的脚本来进行,即有序、可控(ctrl)、升级(shift)和消解式(del)变迁,热重启系统。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能够提供的坐标系,基本上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结束了,直接拿来搞不好会陷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便自宫,未必成功”的尴尬境地。其实他们习惯的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是最近历史过程中从金本位破产以来最具生产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么完全适合一个大型的、竞争性的、转型的、最古老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道路,尽管关于其具体内容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镀金时代后遗症

很多人在争论过去的10年是最好的十年、最快的十年,还是最差的十年、失去的十年。其实拉长看市场化改革30多年到现在,曲曲折折,断断续续,时快时慢,很难断然分割,也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昨日成功之因,可能结成他日失败之果。

那是一个“镀金时代”——成长是真实的,泡沫也是真实的,雾霾和漂流猪也是。过去几十年,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满足了人们的物质享受同时,它的黑暗面也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也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市场商品和生产要素,这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留下了无数后遗症。

后遗症之一: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

这个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缺少约束。在进行生产和经营决策时,企业通常只考虑自己的私人生产成本,而不考虑因此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和巨大的社会成本,这就立刻导致了环境危机。与原来的小手工业相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及其伴随的城市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例如工业生产和城市供热系统每天都要燃烧大量的煤,由于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处理它们的生产所产生的煤烟和灰尘,这就对空气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再如在一些毗邻矿山的地方,矿物燃烧后形成的有毒气体直接排放进大气。同时无论是工厂生产形成的工业污水还是家庭生活形成的生活污水,都直接排放进湖泊与河流,这些污染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居民的健康。典型的案例是:在最大的铜矿坐落的A市,采铜和炼铜排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都被直接排放进大气。该铜厂每天排放的有毒物质平均高达26000公斤。过去的某个月中,铜矿排出的有毒气体完全笼罩该市28次,最高一个月曾经一度高达40次。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患上并死于各种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同时由于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也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以牛奶为例,作为家庭最基本的食品,它的安全影响着无数家庭和个人,特别是儿童的健康。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由患有结核病的奶牛产出的奶,或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在脏牛奶上覆盖一层好牛奶,用没有消毒的、敞开的容器运送牛奶等。据信这些不清洁的牛奶可能是造成城市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令人发指!

后遗症之二:贫富两极分化

经济增长与繁荣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后果。一方面,财富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富有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及金融有产阶层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层。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最高峰时,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拥有国家财富的87%,而在另一个极端,占人口总数的1/8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有学者评论道:“可以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这里那么大。”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由的工人”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没有自由,而是已经成为工资奴隶。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在过去的15年间,在B市的某钢铁厂中就有2300多例工人死于事故,平均每年死亡130多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和保障。而女工的待遇则更加糟糕——尽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但她们的工资却比男性工人低。某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中部C市的“血汗工厂”中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滥用童工的问题也很普遍。同样地,市场变革开始将广大的农民置于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环境中,任何市场价格的波动都可以让农民失去他们在农业社会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在那些代表着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企业面前,农民经常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力,成为被这些大企业剥夺的对象。因此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冲突,这尤其令社会各阶层不安。这危险万分!

后遗症之三:政治腐败

有政论家这样评价当时的政治:“无论是什么党派,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想法,都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不同的信条……除了对官职的渴望,一切都丧失了”。在每一级政府,民众都发现存在着相当多的腐败。从中央到地方,概莫能外,据说坊间流传有一张标明各地区的腐败情况的地图。在全部行政区中,只有14%是“没有腐败”的,56%是“全部腐败”,还有30%是“特别腐败”的。其主要特征是“商业腐败政治”,最常见的腐败形式就是权钱交易。

一位记者连续发表了9篇报道,揭露一批国家高级官员的腐败,并公开谴责他们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只为这些集团服务。另外一位记者发表了7篇揭露城市腐败的文章,文章中他描述了D市的政党领袖拥有的一家公司,如何获得了该市路面铺设几乎所有的合同,而且是以成本高估的方式获得。而另一报道则揭露出E市市长在就职后,如何下岗掉了市公安局近一半的警察,并和一些留下来的警员谋划了一次偷窃。这简直匪夷所思!

最后这条,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这么火爆的消息为什么没有被微博爆料呢?尽管上述事实听上去确实令人发憷,但必须提醒大家——这并非是对现今中国的描述!强调一下,别下意识地对号入座,上述没有一条是说中国的。上面三点其实说的全部是美国,对的!您没有看错,就是作为多数人的偶像的美利坚共和国。这三大后遗症就是1890到1920年间的美国的真实写照(素材均来自于马骏、刘亚平:《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0)。这个时代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年代,是不是觉得历史常常会押韵呢?

对症下药

奇怪的是,这些后遗症的产生主要来自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的政府的不作为,这居然同中国一直以来大政府治下的市场环境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这里面隐含的东西是不是更加值得深思呢?这难道是初涉市场经济和资本积累的转型经济体的通病吗?

其实不难知道,不少问题是市场经济自身所携带的病毒基因,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原型中也有众多的遗留问题。确实现今中国的问题,有些缺陷是市场所固有的,例如外部性,除了上面提到的环境安全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市场在处理货币金融相关问题方面也特别容易失效,因为这里面夹杂了太多的群众癫狂等非理性的行为和心理因素(其最新版本在2008大危机后也正在被人们深刻反省);有些是计划原体制所固有的,有些是转型过程所特有的。这种区分十分必要但又非常微妙,必须看到,所谓良治的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本身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其中最难的还是理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现实中的对立面争吵往往各执一端,左边的赖市场,右边的骂政府。不得不承认这里面夹带了太多的私货和个人经历的印记,难言客观,而真相往往可能是在两者之间。

这种情形下,中国改革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简单化的思想解放,或者非黑即白选边站队。而在于能否找准问题、逐一掰开,仔细研究、客观分析,再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实现路径以致进一步给出更加高明的制度设计或者安排,并辅助以充分的公众讨论和协商,以形成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共识,因而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实践抓手,并最终推动立法及司法,上升到国家意志和行为。

有趣的是,不妨看看当时美国重获新生的涅槃过程,也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面上是以自下而上为主,当时美国在1920—1930经历一个被称为“扒粪年代”的过程,各种媒体喋喋不休的,有时候甚至是以夸张的形式报道各地各级的商业腐败、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面。然后呢?据说老罗斯福总统在吃饭时看到欣克莱的小说《屠宰场》——员工们将那沾满血的肉放在水里一搅,就扔进了机器;将过了期的肉切成块制作成火腿肠;将洗脸洗手的水用作调味品……他大叫一声,把正吃着的香肠从窗户扔了出去。这以后,政府开始大力作为,包括建立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维护劳工权益,抑制垄断,保护环境……

再回到北京的雾霾,空气是大家都得呼吸的吧,无人能够逃脱。据分析,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成分跟1952—1953年的死掉12000人的伦敦大雾是一样的,连污染都山寨版啊,总体落后只怕超过60年,貌似发展阶段一时无法超越。别误会,描述这段历史,并非是找理由容忍落后。正好相反,主要建议是——仍然可以有甄别地吸取“偶像”的精髓部分,抓紧时间,借助民间力量加速推动制度改革和社会进步,让我们尽快从镀金时代、扒粪年代过渡到进步时代,食品安全罪至死刑和40城市房地产联网这两项将成为中国进入进步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位于什么发展阶段

中国现象让人眼花缭乱,百思不得其解,前工业化时代、现代、后现代特征和问题一并涌出,应接不暇,颇有三生烟火换一世迷离之眩晕感。中国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