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积累和激化——来自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竞争
在美国金融霸权的进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竞争者——欧洲（1960—1990），日本（1965—1985）和中国（1980—2008），一开始依靠美国的资助，当然还有自己的传统工业基础，欧洲和日本开始从战争中逐渐恢复过来，他们成为美国价值生产供应链上的生产商。一开始他们循规蹈矩地进行原始积累、产业升级和优化，由于有基础，他们可以更多投入于科学研发。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使之不敢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更多的要求，因此主攻经济。由于岛国特点，加上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产业的精耕细作极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产率水平，仅仅是汽车、电子设备的精密制造，就使得日本制造对美国的产品形成了替代，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出现，贸易摩擦不断。欧洲也是如此，德国的制造优势和产业基础也是咄咄逼人。特别是德国、法国的历史性和解奠定了欧洲的统一和前途，统一市场快速形成，充分的要素流动也扩张了产能和国民福利水平，欧元的出现更是提供了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储备选择（欧洲比较自律，不会任意贬值），逐渐地，他们开始有自己更为明确的利益主张，同美国的利益冲突也日益明显（英国是一个例外，一直作为美国欧洲桥头堡和跳板存在）。一开始，欧洲会加入联合国军共同攻打朝鲜，而后来发展到退出伊拉克战争联军。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产业上，日欧的出口与美国竞争激烈，在金融上，他们提供货币储备选择，这对美元也形成了挤压。各种贸易理论，不管是比较优势、资源禀赋，还是世界分工都无法解释美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的没落——钢铁、船舶、汽车、精密制造逐一被欧洲和日本分割，原创都在美国，但发扬光大都在欧日，美国制造业承受巨大压力，要么逐渐萎缩，要么就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亚太地区。得以保留的是少量军工、软件、电子产业，产业一定程度的空心化，这又强迫美国必须将产业升级到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逐渐地以资本投资和金融管理为核心的（生产）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新支柱。
尽管西方国家内部利益冲突日益显著，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不敢也不愿与美国激化矛盾，这既有历史的依赖，也有相互投资形成的资本交错和防卫需要。但总的来说，欧洲和日本的发展目标基本都是提升自己小圈子的生活水平，换取资源的方式是出口和有节制的货币输出，考虑到他们获得资源的能力和手段有限，他们的技术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从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体会到欧洲和日本的总体风格是精耕细作，美国则是大大咧咧的世界领袖派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的消除，美日欧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美国在货币发行和军备扩张上有些自制力，但美国并不喜欢被这些小兄弟们制约，这时情况还在可以“控制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都被摁住了。例如美国强硬地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而日本由于汇率大幅度升值，出口迅速下降，而政府为了缓和升值，采用了低利率政策，又导致了泡沫经济，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破发点，而泡沫崩溃后就是长期的停顿。而日本出口的世界市场份额迅速被亚洲四小龙替代和瓜分，可以这么说，日元的升值牺牲了日本的贸易，而日本的牺牲成就了东南亚经济奇迹。
但是美国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来自中国崛起的威胁。中国的出现多少有些偶然性，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最初尝试。尽管中国是比四小龙还晚出现的后来者，廉价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迅速被西方资本利用，FDI进入中国，实体产业逐渐向中国转移，西方一开始试图把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消费品，另一方面提供销售市场和投资利润。中国在代工的微薄利润中开始了默默地和平原始积累过程。从OEM到ODM再到出口全面替代的过程很简单，中国贸易走的是绝对优势路线，在积累初期，一般加工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的附加值非常低，如果说中国通过贸易赚到一块钱，西方的投资者或者销售商至少要赚到10块甚至更多，因此在中国积累财富的同时，西方在积累更多的财富和资本。经过5—10年的代工学习，中国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也就是民族产业先后毕业，开始进口替代并模仿生产（山寨版）再出口替代，最终有自己的品牌，有些领域据说已经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同国外产品全面展开竞争，低端产品中国制造一度几乎全胜。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特别明显，尤其是在1994年，在中国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出口飞速增长。
中国崛起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97年亚洲危机。这次危机，其实是一场被西方对冲基金利用了的发展中国家的窝里斗，亚洲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在本地区迅速崛起的准备。面对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出口竞争，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没有及时做出政策反应。尤其是在其外贸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汇率明显被高估的情形下，许多国家仍坚守固定汇率制度。再加上他们不合时宜地放松了资本账户管制，使得大量投机资本进入原本脆弱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过度自信和过早打开资本大门就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而中国则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挺过了那场危机并真正成为亚洲的火车头。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从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成功，就如同战后日本和德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崛起类似，并不是那么特殊，不过是起点更低、投入更大，所以增长最快。
中国如此高速的原始积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模式有两个明显的影响：一是产品和产能过剩（这点也会体现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上）。中国制造极大满足了西方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中国以自己国民的福利和环境牺牲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以低廉的价格补贴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使其一般国民都有了体面的生活，西方对中国制造形成了越来越强的依赖性。而中国为此准备的巨大产能也是居民不断把节衣缩食的储蓄积累转换为投资的结果（这些产能随时为西方的需要而待命），中国民众的储蓄通过银行变为外向型企业的投资，生产出来的东西卖成美元，形成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中国执行结售汇制度，企业把外汇卖给国家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国家小心翼翼地管理这些外储，资金基本都投资回流到了美国市场变为美国国债或者其他高等级的美元票据。而通过销售国债，获得资金的美国政府，又可以为类似两房的机构提供廉价资金，为美国国民的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提供融资便利，而这些福利保障又使得美国的消费者觉得更加富裕，更多地去消费进口商品，而这又刺激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的产品和产能以及储蓄的进一步增长，而美国从政府到个人的过度举债，也可以靠新兴经济体的资金继续维持。
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美国的过高负债模式与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投资—出口模式，正是多年来全球失衡的两极。美国人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高储蓄率造成了国际经济失衡，但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国过度负债拉动内需，增加进口；而中国则能够维持出口高速增长，形成大量外汇储备。中国人担心美国人不买我们的商品就赚不到钱，就无法进行原始积累，而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将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换为其他类型的货币，而这就势必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全面混乱。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元债务的悬河产生并逐渐积累，最终形成中美之间的金融核恐怖均衡（实际上所有对美贸易盈余国家，例如日本和沙特都对此有贡献，中国贡献最大而已）。这就使得在最近的20年中，全球经济发动机的美国端的出口和消费，都以极不正常债务融资的饮鸩止渴的方式得到了维持，并向极限推进。
二是资本过剩。中国的积累加快了西方的资本积累速度，特别是体现在中国为世界代工（OEM）的前半段时间，同时也加速降低了全球资本再投资的利润率，尤其在中国制造大量出口替代的时间段。那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已经颇具规模，利润率加速下降，使得全球资本相对过剩成为一种常态。这些资本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地域上的选择无非是新兴国家或者发达国家，这亦导致发展中国家强劲的投资热潮。发展中国家的FDI与其他民间投资急剧增加，一部分资金进入了产业，而另一部分资金则进入了股票和地产市场。据有关资料的统计，200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非官方资本仅约2000亿美元，而自2002年起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但其实过剩资本更喜欢的还是发达经济体，在那里它们没有束缚，自由来去，如果说这些资本的冰山一角是在新兴国家，则90%回流并沉没在发达经济体中。
尽管上述两种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但中国的加入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这个进程，因此简单地说，中国的出现以及中国制造虽然满足了世界对于一般产品的需求，但却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西方资本对高利润的需求，资本开始大规模过剩，这些资本或者已经通过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回到了母国的金融体系，或者还潜伏在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它们已经兑换成了人民币）或者其他贸易国的盈余中，不管你叫它们热钱还是FDI，追逐高利润是它们的本性，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不过是它们的代理人而已。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动起来，也就变得更加危险，这些流动性旺盛的资本进入任何一个地域或者领域都会带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巨大波动。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中国的强力驱动下，全球性资本的相对过剩逐渐兑现，总危机也慢慢靠近。但马克思猜到了开始，却猜不到结局——危机最后竟然会通过金融创新的形式爆发出来。
危机总动员——膨胀的虚拟经济、过度金融创新和监管缺位
尽管有自己的麻烦，但来自中国产业的挤压使得欧日美一般产业趋于萎缩。在资本相对过剩的环境下，为了谋求更高利润率，资本开始自我升级，实际上产业升级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中国的加入加速了这个进程，产业升级方向最初有两个（一共是四个，余下两个后文中会涉及）：一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科技领域——包括网络、生物技术、新材料、软件、音像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密集型，而且需要版权保护，知识经济这个产业原本很有前途，但是由于新兴国家不约而同都有严重的盗版问题，所以西方知识产品的出口不足以弥补其贸易赤字（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每台电脑的windows和office系统全部按照美国价格来购买的话，美国得赚多少）。千万不可以小看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所有差异的根源，新兴经济是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和学习的成本当然要低很多，而发达国家的原创又来自于他们较早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尽管这种原始积累也许是通过掠夺的方式实现（历史不可以追溯），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西方）版权是一个分享和传播动态过程，不可过分强调，但也要适当保护。
二是向服务业升级，特别是生产服务业，例如研发、设计、金融、咨询、法律、会计等，尤其是金融（冰岛就是一个试图直接从农业升级到金融业的极端例子）。因此在资本过剩环境下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总趋势使得全球资本主义也在经历一个快速的变化，这使得资本主义进化到它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上，典型的如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实体规模的500倍。一段时间以来，世界的平均实际GDP增长不过3%，传统基础金融产品（股票、债券和外汇）增长速度快于实体经济差不多一倍速度，但是更为醒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和迅速风靡。尽管衍生产品并不是真正全新的东西，四大发明（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的现代历史也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不过基于金融变量的衍生品确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副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通过金融市场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通过金融市场交易获利的手段。虽然它们发明的初衷是用于金融风险管理，但因为滥用，又最终成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