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走向没落的时期。本专题学习注重了解明清的文教政策以及官学的发展状况；了解国学的发展、监生历事制；了解科举体制的完善；了解这一时期蒙学的发展状况和主要蒙学教材；了解明清书院教育的发展及教学管理情况；理解书院的官学化、书院的讲会制度。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当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西学东渐”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禁锢人心，实行了极端的思想文化****。所以，了解明清教育的发展和特色，要注意其极端的封建****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讲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教育制度
明清教育（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封建教育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重要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一时期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及社学都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并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实行思想文化****，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色彩。
一、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之服务的文教政策则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浓厚的文化****主义的色彩。
（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
明清两代都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学者要以朱子之学为宗，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濂、洛、关、闽之学：指宋代理学的四个派别，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讲，令辑录《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行天下。为进一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还多次表彰程朱后裔及其门人。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了统御数十倍于己的汉人，他们在尽力维护本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学习中原文化，政治上沿袭明朝制度，对儒学也采取尊崇的态度。早在清军入关以前，他们就曾派遣官员祭奠孔子，翻译儒家经典。刚入关后的顺治元年（1644年），即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直为“衍圣公”。第二年，又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庙大成殿，康熙帝并于次年亲自到曲阜祭孔。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召集理学大臣编纂《朱子全书》。他们尊孔崇儒，缓和了民族的矛盾，也加强了清王朝在思想上的统治。
（二）网罗士人，禁锢思想
明朝建立以后，很重视人才的选拔。科举的地位更加提高，重臣大吏几乎全都出身于科举。明代官学生员，特别是国子监生，享有的优待之高是前代比不了的。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从清军入关起，科举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屡开特科，网罗士人。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儒科，录取50人，授予翰林院官职。这些笼络政策的确很有效果，士人以学有专长受到朝廷重用为荣。
统治者一方面加强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加强思想禁锢，实行文化****。明清的八股文取士，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从内容到格式都是高度标准化的。国子学和地方官学都制定了严密的学规，对师生的言行严加管制，学校兼有刑罚惩治的功能。明太祖朱元璋曾因《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和对君主不恭的言论，令人编修《孟子节文》，将原书中不利于君主****的言辞统统删去。对儒家“亚圣”尚且如此，一般儒者就更不用说了。
明清统治者还多次大兴文字狱，实施恐怖手段，使知识分子不敢有任何越轨的思想。
二、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到了明清时期，地位空前提高，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明朝一代宰相170多人，由翰林出者十分之九，还规定科举考生必须由学校出身，这意味着不入官学的生员（俗称“秀才”）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科举已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于是，科举正途成为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科举制度也更加健全。
（一）考试制度
明清时期科举常科只有进士一科，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考场称为贡院，乡试由各省提学使（学政）主持。考生为府、州、县学生员，取中（及第）者统称“举人”。考中举人，就意味着已跳过“龙门”，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了，相当荣耀。举人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以获得进一步的功名，也可以就任小京官、州县属官或教官。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考中者称为“贡士”。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在会试一个月以后，由会试取中的贡士参加，一般只考一场对策。殿试一般没有淘汰，只是通过考试把应试者（即贡士）排出名次。名次分为三甲（即三等）：一甲只有三名，由皇帝确定，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占1/3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占2/3左右，赐“同进士出身”。不过所有取中者都通称进士。殿试放榜后，皇帝赐诸进士“恩荣宴”，全体进士的姓名都集中刻在国学的进士题名碑上，以流芳千古，原籍地还要给考中的进士种种表彰。一甲进士放榜后通常立即授予官职。
（二）考试文体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八股文俗称时文，它的正式称谓是制义或制艺，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经义。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的文字，是阐述命题义理的作文。八股文的写作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即必须以圣人的口气训释，而不得以作者的身份去发挥。八股文有极其严格的文体要求，文章从破题、承题、起讲开始，正文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两两对偶，构成八股，最后以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明史·选举志》。
八股文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既能考察士人的儒家经学理论造诣，又能考察其思维能力和文笔水平，它的标准化程度也完全适应考试和客观评定等次的操作需要，这是八股文能够占据科举考场六百多年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到如此极端，加上它又是关系到士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作文，也就完全死板僵化了，特别是不准谈及个人的思想观点，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工具，也考察不出真才实学来。
程墨八股文取士对教育影响巨大。士人将主要精力用在作八股文上，学校也变成了八股文的训练基地。不要说其他各种学术、技能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儒家经典本身，都可以不必用功去学了，最便捷的手段是学历届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称为“程墨”、“房稿”。由于《四书》内容有限，能作为八股文命题的更有限，所以只要记熟相当数量的范文，就很有可能撞上考试题目，而照葫芦画瓢，求得侥幸取中。至于那些连应试本领都没有的人，还可以通过考场作弊来蒙混功名。私带“小抄”进考场的手段到明清也发展到十分“高超”的程度。而更有效、更“保险”的办法是串通考官舞弊。尽管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惩治严厉，但追求的利益太大，还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可见科举制度到明清时期已发展到顶峰，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八股文取士的挑选人才机制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三、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中央官学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时（1365年），即建国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为陪都，将故元大都国子监改成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依然存在，于是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
清代京师国子监沿袭明代北京国子监，校舍规制更加严整。原明南京国子监到清代改为江宁府学。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成宏大的辟雍，成为国子监的主建筑。
明清国子监沿袭前代，又称太学，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也是全国最高学府。明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清代成为朝廷独立设置的机构。明清国子监学生通称“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明代国子监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一是会试落榜的举人，称为举监。二是地方官学生员选拔入监的，称为贡监。明初规定府、州、县学每年贡举一名。嘉靖以后，改为府学每年举2人，州学每二年举3人，县学每年举1人。三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及功臣后代，称为荫监。四是缴纳钱物而买到的监生资格，称为例监。监生是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成为监生就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监生是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成为监生就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待遇相当优厚明代监生本人，连同家属二人都可免除徭役。监内实行会馔即会餐制度，伙食标准是相当高的，不会馔则发给相应的钱物，家属也有一份。另外，还发给冬夏服装，文具纸张及生活用品，有病由官府给予医治，待遇相当优厚。清代国子监的生源也是这四个途径，依据是否具有府、州、县学生员的身份，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前者的地位和待遇高于后者。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此外，明代学习《性理大全》，加读《说苑》、《大明律令》、《御制大诰》，还有习字、习射等。清代学习《圣谕广训》，以及诏、诰、表、判等公文及策论的写作。明代国子监教学沿袭元代，实行升堂积分制。明朝国子监分为六堂三级：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为初级；修道、诚心二堂为中级；率性一堂为高级。学生入学后入低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堂）学习，一年半以后，文理通者升中级班（修道、诚心堂）学习，再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高级班（率性堂）。监生升入率性堂，则采用“积分制”，按月考试，一年积满8分为及格，可以待补为官，不及格仍坐监学习。这是对元朝国子学积分法的继承和发展。清代国子监六堂改为两两分级（率性、修道为高级，诚心、正义为中级，崇志、广业为初级）。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创立监生历事制。历事即“历练政事”，是实习官吏的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他们“昼则趋事于各司，夕则归宿于斋舍”，称为“历事监生”。除中央政府各部门之外，历事监生也被分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等。监生历事的具体时间不同，有的三个月，半年，有的则长达一年，甚至更长。监生历事期满经考核，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送吏部挑选授官，中、下等者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监生通过历事，较广泛地接触实际，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康熙以后停止该制度。国子监给监生以优厚待遇的同时，对监生施以严格的管制。监内有繁苛的监规，并设有专门纠察和惩治学生过错的机构。一般学校最高惩罚不过开除学籍，而明代对监生还有服劳役、戴枷镣、充军乃至枭首示众等封建时代全套的惩治手段。统治者对监生恩威并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除了国子监之外，明代还有专为皇族后裔子弟而设的宗学和学习军事技能的武学。清代则有为拥有特权的基干统治队伍——八旗子弟设立的各类学校，如八旗官学、宗学和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卫营以及各地驻防旗营所设立的学校等。八旗学校的重点是学满文与骑射，是为了维护八旗子弟的固有传统，同时也兼习汉文和经史之学，以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
四、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地方官学
明清从京城到各地的府、州、县均有学校。乡村还有社学、义学。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
称“童生”而得名。童生通过童试后，就成为本府学或本州县学的生员了。生员俗称秀才，与一般老百姓相比，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优待。
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也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八股文训练是主要内容。生员以自学为主，一般并不需要在校学习。一年一度的岁试是考核生员的主要措施。明清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统治者对地方官学生员也是严加管制的。明太祖向全国各地学校颁布禁例十二条，刻在卧碑上，其要点是严禁师生议论国是、干预地方政务，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尊师重道，潜心治学，以求得到朝廷重用。清代又颁行了新卧碑，内容与明代大同小异，也主要是告诫训示读书人的，都是着眼于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控制知识分子，并非一般教学和管理意义上的具体学规。
五、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蒙学
明清蒙学教育机构的形式具有不同的众多称谓，如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但其性质相似。蒙学早在三代就已建立，但周秦至魏晋时期蒙学教育基本以识字为主，唐宋后则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进行识字、写字、读书、作对、习文和修身等多方面的教育，至清代，蒙学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备。
明清蒙学机构或由地方政府设置，或由地主、商人捐办，或由市民或农民集资兴建。学生大多为城市中平民或农村中农民的子弟，年龄以15岁以下居多。人数由数人到数十人，多寡不一。蒙学的教师大多由当地童生或秀才担任，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准和经济生活都处于较低的状态。蒙学的教学过程通常为：识字→读书→习字→作文。蒙学所用教材，比前代有所补充和发展，出版有各类改编和续编本。有前代流传下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到了明清，又有各种《蒙求》、《千家诗》、《神童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孝经》、《弟子规》及“四书”等。这些教材充分运用诗歌、韵语、格言、故事、掌故、俗谚等体裁，文字简约，通常为三言、四言或七言，形式整齐，大多通俗易懂，便于记诵传播。教材的内容除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还有文字、历史、常识及人生哲理、处世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流传甚广。
蒙学管理及规矩很严。教师除了课业，与学生不苟言笑，对学童多用体罚。清代崔学古写了一本《蒙学录》，主张教师对学生“除讲贯教训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为立教第一关”。
1.文字狱
旧时统治者往往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以镇压知识分子。明太祖因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而大发雷霆：“‘生’，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这是讥讽我当过和尚。”“‘则’字音近贼也，这是讥讽我当过盗贼”。于是将徐斩首。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达115案，清朝文字狱株连之广、处罚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廷任江西考官，用《大学》中“维民所止”四字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被认方“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遂被革职下狱，病死狱中后，还戮尸枭首，查氏子坐死，家属流放，查氏家乡浙江省停止乡试、会试六年。
2.礼部
官署名。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分礼部、祠部、主课、膳部四曹，掌礼仪祭享贡举等职。长官为礼部尚书，历代相沿至清末始废部，改设典礼院。
3.八旗
八旗是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建立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编制，按照军旗的颜色，分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八旗，两两相对，又分为左右翼各四旗。全体满族人被编入满洲八旗，早期归顺的蒙古族和汉族人分别被编入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享有国家发给钱粮等种种优待，也有习武作战、保卫大清江山的义务。
4.《千家诗》
该书是我国古代带有启蒙性质的格律诗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5.《神童诗》
旧传该书为宋代汪洙撰。后人以汪洙的部分诗为基础，再加进其他人的诗，而编成《神童诗》。全书辑诗34首，皆为五言绝句。内容主要是有关读书的好处和乐趣。
6.《唐诗三百首》
总集名。清乾隆间蘅塘进士（孙洙）编。六卷或作八卷。实选三百一十首，后又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分体编排，作为家塾课本。其中有一些是唐诗中的名篇。
7.《幼学琼林》
该书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做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后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出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
8.《龙文鞭影》
该书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代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龙文”是指古代良马，因见到鞭影就会疾驰，无须鞭打，其含义即是说，读这本书是能收到“逸而功倍”的效果的。作者的寓意是，看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
9.《声律启蒙》
该书由清代车万育撰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分为上下卷。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10.《增广贤文》
该书为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书载，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语句通顺，易懂。
11.《孝经》
《孝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全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出了系统的规定。
12.《弟子规》
该书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1662-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弟子规》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兄弟争孝二十四孝典故中载，清朝时，长江口外的崇明岛上，有吴氏四兄弟，小时候因家境贫困，父母不得已把他们卖给富家为童仆，以求一条生路。他们长大后，个个勤奋节俭，赎出卖身契，回到家乡，合力盖起房舍并各娶妻成家。这时，他们已理解当日父母之苦心，故争相供养父母，以示不忘养育之恩。开始认定每家供养一月。后来，贤惠孝顺的妯娌们认为隔三个月才能轮到供养，时间太长了，故改为每家供养一日。以后又改为自老大起每人供养一餐，依次排下。每隔五天，全家四房老少合聚一起，共烹佳肴，奉养父母。席上子孙、儿媳争相端菜敬酒，百般孝顺，真是合家欢乐。二位老人安享天年，福寿近百岁，无病而终。后人有诗云：父母育恩深似渊，不尤被鬻孝犹虔。弟兄争奉酒甘旨，纯孝妯娌浑归贤。
明代监生历事制的现代启示对于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将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事务结合的学习机会和制度保障，否则培养人才就会流于形式，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1.贤才，国之宝也。——朱元璋《明实录》
2.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朱元璋《明实录》
3.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
4.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
5.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孝经》
6.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
7.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
8.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弟子规》
9.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增广贤文》（原出处《乐府诗集·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0.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11.见者易，学者难。——《增广贤文》
12.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
第二讲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书院教育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书院教育发展道路极不平坦，两朝都经历了相同的初期沉寂和中叶以后的勃兴。明朝代表性的书院是东林书院，颇具特色，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朝注重对书院的控制，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清朝代表性的书院是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一、明朝的书院
明朝书院的发展历经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统治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明中叶后，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湛若水和王阳明。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提倡心学，在理学中别树一帜。他们的弟子后学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不相容，所以，从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复。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增城市新塘镇）人。明朝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这里原为宋代学者杨时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北宋学者，程颐的大弟子。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的顾宪成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明代名士。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东林书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讲会制度。书院讲会活动产生于南宋，至明朝逐渐制度化，东林书院的讲会是明朝书院讲会制度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在《东林会约》“会约仪式”中。
书院的讲会定期举行，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各三日，推选一人为主持讲会之日，必举行隆重的仪式。讲学内容主要为《四书》，讲授时，与会者“各虚怀以听”，讲授结束，相互讨论，会间还相互歌诗唱和。此外，关于讲会组织的其他一些方面，如通知、稽查、茶点、午餐等，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一切都表明，东林书院的讲会已经制度化了，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林书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密切关注社会时政，将讲学活动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正如顾宪成为书院题的对联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东林书院讲学的特征写照。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立志救世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在朝人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于是，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影响蔓延到全国。东林书院遂成为江南教育、学术和议政的中心，因而遭到当权者嫉恨，斥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尖锐对立，于是招致“尽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的迫害行动。由于当时东林书院社会影响很大，人们把书院都同东林联系在一起，所以，魏忠贤等在禁毁书院时，也就把天下的书院都疑为是东林，一律严令禁毁。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党300多人被逮捕、杀害。至崇祯帝即位，魏忠贤缢死，东林党人得以昭雪，东林书院也于崇祯六年（1633年）修复。东林书院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无论是在明朝，还是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都有其特殊的地位。
二、清朝的书院
清初，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但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设家塾，执教村馆，晚年主持漳南书院。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颙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将抑制书院的政策转为加以提倡和利用。通过赐匾额，赐书籍的方法，对书院加以褒扬。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例如在经费来源上，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的同时，也被朝廷掌握了经济命脉，因而不得不受制于政府。在书院建址上，将一些主要书院建在省城，以便控制，如粤秀书院设在广州，江汉书院设在武昌，关中书院设在西安等，这与传统书院多设于名胜佳境、深山密林的隐蔽僻静之地形成对照。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清政府对书院的严密控制，其结果便是导致书院的官学化愈来愈严重。
阮元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特别是向生员提供学习场所。这类的书院占到清代书院总数的90％以上。在教学内容上，以科举文字的训练为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清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也办有书院。尽管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但毕竟还是读书学习的场所。也有部分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一千四百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诂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三、明清书院教育的特点
明清书院教育保持了传统书院教育的基本特点。
在组织管理方面，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往往主持人又是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负责人称为山长，此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理其事，学生也参与管理；学规严密，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有奖惩制度。对学生的考查，德才兼顾，注意平时考核；经费多由主持人自筹，或通过捐款及官方赐田等。
在教学方面，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注意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教学方式多采用问难辩论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提倡学生自学讨论；课程设置灵活，不同书院有不同的安排；学术上允许百家争鸣，入学“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另外，明清书院教育更加制度化（主要表现为书院讲会制度与教学组织管理制度的确立）和官学化，这是明清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
1.李颙
李颙（1627-1705年），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人，因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是明清之际很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之一，主要著作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
2.阮元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封疆大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主持文坛风会数十年，被海内外学者奉为泰斗，为一代儒臣、文献大家。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经室集》等。
1.书院讲会制度的教育意义
讲会制度提倡相互切磋、各抒己见的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并改善了教育环境；通过一定的仪式、活动程序，确立和端正学术交流与教育活动的态度，并形成制度规定；为保障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健康深入展开，建立、健全了文化教育交流的常规制度，对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2.书院讲会制度对当前教育文化发展的启示
应努力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建立、健全一定的文化思想教育交流的常规制度，保障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健康开展和深入；借助一定的仪式、活动程序，确立和端正学术交流与教育活动的态度，并形成制度规定；重视自发的学术沙龙、学术讨论等活动，并及时给以积极的引导，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优化教育环境。
1.东林书院，该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内原悬有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无锡顾宪成的故居，端居堂该地现为顾宪成纪念馆，在无锡张泾镇元吉弄内，是顾宪成、顾允成兄弟诞生地。
3.同人堂在无锡市锡山区张泾镇西，是顾宪成讲学之所。
4.小辨斋在东林书院北，为顾宪成之弟顾允成读书处。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
5.诂经精舍，清代嘉庆时期著名书院，地处杭州西湖中的孤山之阳，左三忠祠，右照胆台。清嘉庆六年（1801年）由阮元创建。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任浙江学政，他遴选浙江能够从事经学研究的人，构屋五十间，聚居于孤山之阳，编撰《经籍篡访》一书。次年八月书成。不久，升任浙江巡抚，于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在原来修书旧地，建为书院，取名“诂经精舍”。
1.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名联谈趣》
2.圣人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高攀龙《读书法示揭阳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