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教育
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到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备的时期。封建统治者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文教政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在“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封建教育制度在这个时期也从建立走向完备，建立了官学、私学并举的封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道德教育论、人才观、师道观及家庭教育等方面都不乏新知卓见。选士制度方面，至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的创立，标志着封建时代选士制度的完善。
本编学习要理清中国古代教育制度逐步发展、完善的清晰脉络；探析察举制、科举制等选士考试制度的异同及发展变化的原因；掌握各个时期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比较他们思想的异同，并能做出评价。学习方法上要注意：在学习各朝代教育制度和学校发展思想时，要坚持用动态、发展思维。掌握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学校发展的逐步完善、进步的清晰脉络。在学习察举制、科举制等选士考试制度时，也要坚持以上原则和方法。在学习教育思想家的主要教育观点时，要注意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渊源，由此把握其思想基本特点。
学习本专题要了解掌握书同文、行同伦、言同一，独尊儒术，经学教育以及察举制等秦朝至汉初封建教育思想体系确立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了解掌握太学、宫邸学、鸿都门学、郡国学和私学等汉代封建学校教育制度；评析贾谊、董仲舒和王充的教育思想。学习中要用发展的眼光掌握秦汉文教政策逐步形成、进步的方面。在学习秦朝的书同文、行同伦、言同一，汉代的太学、宫邸学、鸿都门学、郡国学的发展等文教思想及察举制时，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借鉴其创新精神。学习贾谊、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时，要注意其对后世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一讲秦朝至汉初封建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探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儒家从惨遭焚坑厄运，到被定为一尊。历史经历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封建统治者终于找到了适应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要求的文教政策。
一、书同文、行同伦和言同一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的所有措施，莫不与巩固统一有关，而其指导思想，显然都来自法家的“一统”理论。在文化教育方面，是将法家的“一教”发挥、推广到极端的地位。《中国教育简史》。“一教”的基本含义就是用法令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共趋农、战之途并遵法守纪。它主要表现在书同文、行同伦和言同一三个方面。
（一）书同文
秦统一六国，就开始统一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的工作，这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统治集团的迫切需要和通盘考虑。在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下，不统一的现状比比皆是：“田畸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在统一的形势下，尤以文字的异形带来的问题最大，因为统一法令和量度都必须借助文字载具，文字不统一势必连带造成法度的错杂。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政策。丞相李斯建议秦始皇进行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以“小篆”为文字形体的标准。为了推动“书同文”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秦在统一文字后，就迅速组织了蒙学识字课本的编写，由丞相李斯编的《仓颉》，中书令赵高编的《爰历》，太史令胡毋敬编的《博学》，都是用法定的小篆字体编写的字书。
由秦代统一的字体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本格局，汉代程邈据此简化而为“隶书”，遂成为现今通行的楷书的雏形。文字的真正完全统一，还要在汉隶的广泛推行之后。但秦代毕竟为文字的统一做了开创性的奠基工作，此后两千余年，汉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决定性力量。
（二）行同伦
“行同伦”，《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匡正异风异俗，使原六国旧的风尚习俗均合乎秦朝的法度。这是秦朝为统一思想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战国时期，与语言文字一样，各诸侯国的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也有差异，这对于秦巩固统一大业无疑是重大的隐患。这一政策的实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巡行显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连续五次巡行六国旧地。一方面是向天下显示皇帝的权威，震慑吏民，另一方面则要宣扬法度，匡正异俗，树立规范，并垂范后世。巡行途中的一大举措就是立碑刻石；多处的石刻内容均为颂扬秦皇功绩，要求百姓遵守法纪，安于本乡，勤于事务，端庄朴实。刻石的目的一在广行晓喻，使天下人知而遵循；一在垂之久远，使后世人莫不奉尊。刻石作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也始奠于秦代。自汉以后，书经刻石成为历代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秦代的巡视显威，在政治、思想、风俗等方面，体现出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了中央政权的统一性，对于巩固新建立的集权统治和促进全国范围的“行同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2.以法为教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就是“以法为教”。秦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法律定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定一尊于法治。李斯继承商鞅、韩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将之用于制定秦代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他向秦始皇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这一建议，并随之推行史师制度，以强化法制教育。这样，商鞅、韩非的合法律、教师、官吏为一体的政教主张，经过李斯之手，在秦国统一六国后就得到了广泛的贯彻执行。秦代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间，都奉行“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言同一
秦朝统一六国，李斯认为必须由政治上的统一再推进到学术的统一，否则异说横行，会危及并瓦解政治的统一。他认为秦始皇已兼有天下，定于一尊，但各私学学派仍以自己的学说相传授，致使朝廷颁布的法令往往受到非议，造成“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不良局面，对这种现象必须禁绝。《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李斯主张“颁挟书令”、“禁游宦”、“禁私学”，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并颁布法令，公告天下。这就演出了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焚书”悲剧。当时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及秦代历史书籍不在禁焚之列，其他文史书籍都难逃厄运。至于坚持传授讲论《诗》、《书》或以古非今的人，都要遭杀头之祸。
秦始皇派遣“神仙家”谋求长生之药，内有方士侯生、卢生，他们访药未得，就散布对秦始皇的不满言论后逃逸，秦始皇遂迁怒咸阳城内士人，牵连罪名者达四百六十多人（内含儒士），“皆坑之咸阳”以警后人。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秦朝推行“言同一”政策，意在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想把文字和政治（法律）的统一进一步贯彻到学术的统一，使天下百姓的思想都范于一型，以便从根本上保障封建****统治的长期稳固。但秦统治者的这一措施所收到的效果仅仅是表面的，私家传授和书籍流播依然在暗中顽强进行。秦皇朝的极端文化****主义，并没有成为政治统一的稳固剂，反而成为这种统治的分化剂。
二、汉初各家并存，推重“黄老之术”
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道家思想的精髓是“无为”，任其自然，认为“无为而无不为”，表现在统治政策上，就是尽量减少对百姓日常生活、生产事务的干预，任其发展，停止不必要的土木工程和军事活动。这种政策，顺应了汉初急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人民渴望从频繁的战乱中摆脱出来过稳定生活的客观要求。
汉初兴盛的“黄老之学”，依托传说中的黄帝，而本于老子，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它与原始道家已有明显区别，在汉初实际流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道家学说，称为“黄老之学”。它将老子玄远的“道”发挥、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教各方面。它虽然主张“无为而治”，但已不赞成完全的消极遁世，将其发展成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循理而举事”，使当政者行仁、惠民、廉政、节用，以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恢复。这表明，汉初道学继承战国末期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的学术思想，兼采儒、法、名、阴阳等诸家学说，改铸融会，使其适应新统一的封建帝国之需要，从而为汉初的政教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黄帝
三、独尊儒术
汉初在文化教育上所采取的宽松政策，虽然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是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这已被封建统治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所察觉，董仲舒是其中较杰出的一员，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确保儒学的“独尊”，采取了若干措施。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这里的“博士”就是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将原先各家学说和各类技艺均设有的博士缩小至只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范围，每经置一博士，故称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由官方为博士配置弟子，变私家养士为国家养士，专授经学。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选官常制开始后，察举科目和取士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主要以儒术取士，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优待，儒术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与此同时，以“经术饰吏事”，逐渐成为汉代的政治风尚。凡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引经义以为依据。”《经学历史》。这一切自然就决定了儒学无可争辩地取得了独尊地位。
四、经学教育
随着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儒家经学也在教育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经学也由此蓬勃发展。经学的研究和传授的主要形式是“章句”。所谓“章句”，即对先秦儒家经典分章节、断句读，并加以解释。这种依经籍篇章结构来阐明经义的说经方式，是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形式，之所以能在学校教育中成为主导形式，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因为上古传下的经典无段落标点，这就使分章断句成为理解经义的必要前提。可见，章句实际就是用于传授经籍的讲义，经师依原经句、段逐一解说，渐形成稳定的解说形式和内容，由于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叙说畅达，方便了经师的教学和弟子的理解，也有助于记忆和传播。
章句学一方面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内容繁琐和叙说刻板的弊病。经师依据原本经书逐字、逐句、逐段、逐篇地讲析综述，加上广征博引、详密考证、阐发心得，致使章句内容量日趋庞大繁杂，竟有释经文一二字而达数十万言者。
如果说章句之学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那么守师法、家法又是汉儒经学的基本原则。所谓“师法”就是宗师的经文（或经说），为后代弟子所共同尊奉。师法是传授、运用经籍的最原始、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它也就成为衡量正确与否的基本尺度。博士既为经学的官方权威，其师法更为重要。五经博士初立，就择师承最严、影响最大的经师和学派而设。这类博士的师承渊源有的可上溯至孔子的嫡传弟子（如《诗》、《公羊春秋》为子夏，《易》为商翟），可见其权威程度。
师法虽要求谨守成说，但在长久的传经过程中先师经说总会被后代弟子加以充实、发展和完善，到一定阶段遂形成一家之说，且得到学界和朝廷认可，这便形成了“家法”。所以有学者称：“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经学历史》。可见“家法”是对原有“师法”的创新和突破，但这一突破仍被局限于同门师传的系统和框架内，况且家法一旦形成，又必定为后代弟子所遵循。这说明师法、家法都具有拘于成见、思想僵化的弊端。
占据博士职位的今文学派，利用师法、家法排斥异己，唯我独尊，这造成非博士师传系统的古文学派不满，起而谋取正宗地位，遂演变为今、古文经学之争。《中国教育简史》。汉初无古文经学，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毁孔子旧宅盖宫殿，发现壁中藏有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又有河间献王刘德也向朝廷献其所得古文经传。古文经为古代篆文所写，今文经为汉代隶书所抄。两种经书不仅书写字体不同，字句、篇章、解释及所记古代制度、人物评价也多有异处。汉武帝立大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所授经书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主张“微言大义”，旨在维护封建大一统。由于为朝廷所尚，盛行于世。西汉中叶后，因其拘于师法、家法，流于繁琐诞妄，影响渐衰。古文经传藏于汉代秘府，不立官学，仅于民间私家传授。西汉末年，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古文经，遭今文经博士反对。汉章帝时，贾逵作《长义》为古文经张目，汉章帝接受贾逵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师从贾逵，学习《春秋左氏传》、《春秋榖梁传》、《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古文经学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偏重名物考证，致力于考古学和文字学。服虔、马融等经学大师都推尚古文，马融以古文经学授郑玄。郑玄倾心于古文经学，又博采今、古文各家经说的精华，溶以己意，构造出新的经学体系，最终消除了今、古文之争。
五、察举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一）察举制的产生与发展
察举制是汉代的选士制度，汉代的选士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养士制度的发展，也是科举制的前身。可以说，在历史上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察举制是由地方官根据朝廷所定科目和标准选拔士人，向朝廷推荐，经皇帝亲自策问，按成绩高下授以不同官职，对教育产生较大影响。
汉初选官制存在着人才匮乏的严重弊端，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下诏求贤，以“贤士大夫”为国尊，表达了求才选士的意愿，并制定登记品行、年龄、上报等方法，要求郡守亲自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年纪、仪容以待随时选用；若郡守选材不力则被免官。汉高祖正式拉开了推行察举的序幕。
汉文帝开察举制的先声，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令“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以“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汉书·晁错传》。为策问内容，诏举贤良者直言极谏，以便及时了解政治弊端和社会动向。察举的基本程序为：官员举贤，皇帝策问，评定高下，量才授官，也为后代所承袭。不过，此时察举的内容尚缺乏稳定性，也没有制度化。
汉武帝时曾一再诏举“贤良方正”，“贤良”之举成为汉代选士的一种重要制度。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接受董仲舒建议，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汉举“孝廉”之始，并将之制度化。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这样就形成了郡举“孝廉”，州举“秀才”的制度，为历代所承袭，察举制得以最终确立。东汉还有“察举”的专管机关，在郡国属功曹，在中央属吏曹尚书，也称“选部”。
（二）察举制的内容
汉代察举的科目包括：孝廉、贤良、茂材、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岳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科目。其中，孝廉之科，重行谊，择德行，为孝子廉吏的简称，故对文墨技艺不太重视。“孝以选民，廉以察吏”，东汉合二为一逐渐成为常年设立的科目。孝廉原为每郡岁举1至2人，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人口多少都不同，东汉和帝时遂改为按人口为标准（约20万人岁举1人），对少数民族杂居的边远地区，还给予优宽照顾。贤良之科其称谓在史书中很不一致。有“贤良”、“方正”、“文学”或“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其中“贤良”称呼最多。贤良属特科。“茂才”原名“秀才”，东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或“茂材”，史籍或称“茂材异”。西汉“茂才”属特科，东汉时改为常科。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岳法、阴阳灾异等科又合称“异科”，用来选拔各种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常科科目如孝廉每年举行，特科科目则以需要而定。从以上科目可知，儒术、德行是主要部分，但也涉及其他方面，反映出选拔人才的实际需求。
汉武帝后，大致确立了察举的四条基本标准，即：“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汉官仪》。第一项为德行，第二项为经术，第三、四项为执法和行政人员之才能，同一科目自然难以兼备四项，可各自按本科目特点侧重某一二项而衡量之，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要求，就是“孝弟廉公”。这样就解决了因察举科目繁多，缺乏统一要求和明确标准，而执行不便的问题。
汉代选拔人才主要通过察举，但也辅之以考试。诏令特举的贤良和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都需经过朝廷复试。东汉时，考试成分则有加强之势。举士考试的方法主要是对策。
察举制对当时统治人才的选拔、任用以及社会安定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1.孺子可教
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张良，年少时有一天散步到一座桥上，遇见一位老者。那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看到张良走来，便叫道：“喂！小伙子！你替我去把鞋拣起来！”张良心中很不痛快，但他看到对方年纪很老，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那老人见了，又对张良说：“来，给我穿上！”张良很不高兴，但转念想到鞋都拾起来，又何必计较，便恭敬地替老人穿上鞋。老人站起身，转身走了。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果然，那老人走了里把路，返身回来，说：“你这小伙子很有出息，值得我指教。五天后的早上，请到桥上来见我。”张良听了，连忙答应。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先到了，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又过了五天，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你又比我晚到，过五天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天蒙蒙亮时，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赶忙上前搀扶。老人这才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做才对！”老人说着，拿出一部《太公兵法》交给张良，说：“你要下苦功钻研这部书。钻研透了，以后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后人用“孺子可教”指年轻人有出息，可以培养。
2.经学会议
儒学繁琐化、宗派化、谶纬迷信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各家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统一。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儒学，其内部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影响政治思想的稳定，因此，两汉皇帝往往召集一些著名学者对儒学进行讨论，借此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的石渠阁会议；第二次是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第二次会议的讨论结果编成了《白虎通义》（也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部书企图用官方裁定的方式统一经学，使代表封建道德的“三纲六纪”法典化。它是属于今文经学的著作，但却由古文经学家班固记录整理而成。
3.石经
儒学的宗派化不仅表现在对经文的不同解释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本经文字的争议上。本经文字的不同，可能为不同派别的人所利用。为了统一经学教材，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在蔡邕等人的倡议下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共达46枚的石经上镌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规范的经学教科书。
4.郑玄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出生于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郑玄的杰出贡献本身就是他博通今古文经学的结果。郑玄年轻时就因好学受到北海太守的赏识，选送到洛阳太学学习。后来又拜师一代名儒马融。郑玄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学习、教授、注书，弟子尝达数千人。他的经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上。他遍注群经，至今保存完好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四部书。此外如《周礼》、《尚书》、《论语》、《孝经》等，也有他的注释，但已亡佚，现在只能见到后人的辑本。郑玄的经注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不拘门户之见，广采众家之言。第二，简洁明了，力求用最少的文字解释最多的内容。由于郑玄经注简明扼要，因此经注问世以后，很快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推崇。“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足以说明郑玄在两汉经学教育中具有转变学风的作用。
察举制的得与失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因而要想被察举做官，有“声望”能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东汉后期，乐安郡有民赵宣，为父母守丧达二十多年，乡里称孝。太守亲自访察，才知道他已增添了5个子女（按规定守丧期间是不能有同房生活的），他其实是搬到父母墓旁“安居乐业”。《抱朴子·审举》记载汉时民谣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讥讽。秀才竟然不知书，孝廉竟然与父母分居，可见察举之不实。也有人攀附权贵，贿赂请托。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情况最糟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探索了新路。
1.秦兵马俑秦兵马俑位于陕西，学界多认为它是始皇陵的从葬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千米处。
2.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陕西，是已发现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陵园。
3.阿房宫西安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遗址在今西安西郊的阿房村一带。
4.汉长安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城西北约5千米。
5.南阳医圣祠医圣祠坐落于南阳市中心城区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时伟大医学家张仲景所建祠堂。
第二讲汉代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
汉代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由九卿之一的太常领导管理。在东汉还曾设有鸿都门学、宫邸学等特殊的官学。地方官学主要是郡国学。私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一、太学
（一）太学的建立与发展
为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为博士置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这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在此以前汉政府并未直接设置学校，知识的传授和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私学中自发进行。汉初，有些博士官虽然也招收弟子进行教学活动，但这只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非是朝廷赋予的职责，未曾制度化，因此本质上仍属私学性质。
太学的招生数额、校舍设置、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到东汉则盛极一时。汉武帝初建太学时仅有太学生（博士弟子）50人，以后西汉历代帝王对太学都有所扩充，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增到200人，元帝时则扩为1000人，成帝时扩充到3000人。百余年间，太学生数额竟增加了60倍之多。以后，太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帝王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时有兴衰。东汉初，光武、明、宣诸帝都重学，太学也更见发达。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太学生曾增加到三万多人。这时期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子入学。尽管太学生人数空前，但这并不标志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但“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太学名不副实，教学质量下降。这一盛一衰，正表现了汉代学校教育的矛盾。
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后各朝各代都依例设立。
（二）太学的教官和学生
博士是汉朝太学的正式教官。博士本是对博识多能者的通称。博士之官始于战国，秦朝博士官的职责为管理书籍、提供咨询。汉朝太学设立后，博士转化为太学的教官，基本职责是从事太学的教学工作，但部分地保存了原来官职的功能，参与讨论国家的政治、学术等活动。
汉代太学教学人员通称“博士”。随着太学的发展，博士的选拔任用趋向于严格和制度化。在西汉，太学博士或由皇帝征召，或由公卿荐举社会学术名流充当，人数有严格的限制。经朝廷批准，五经只设14位博士。到了东汉，则以考试和荐举结合的方式选取博士。荐举博士需呈送《保举状》，要求博士应具有封建道德风范，比如，行为正直、德操坚贞等；在学识方面，要求精擅儒学，对其中一经有精深的造诣，博通百家，明于史识；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足以胜任博士之职；年龄在50岁以上；严格遵守师法与家法；身体健康。博士并不是很高的官职，但任职的标准高，人数较少，一般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朝廷的礼遇。博士通常推一德高望重、明达渊博者为首领。博士首领在西汉称“博士仆射”，东汉则改为“博士祭酒”。首领负责掌管太学教官和博士弟子的教学和行政诸事务。
太学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也称“诸生”或“太学生”等。太学刚建立时，博士弟子的名额较少，因此选拔也较为严格。他们入学的资格和年龄，据《史记》等史书记载：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君、国、县）选择，标准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选送京郊太学，“得受业如弟子”，是一种非正式的特别生。正式生不仅可以免其赋役，而且还享受一定的俸禄，特别生则待遇稍差。后来，太学生的来源越来越广，入学条件的审查也变得越来越不如以前严格。到了东汉，政府开始规定一定等级的官僚子弟享有进入太学接受教育的特权，与太学初创时相比，入学条件的等级性有所增强。但毕竟有一大批出身寒微且有志于学习者被送入太学读书，因此，在太学曾经出现如倪宽、翟方进等一面做工、一面读书的勤工助学的学生。
博士的任选、考试及博士弟子的选拔等事项，都由太常负责。
（三）太学的教材和教学形式
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儒家经典。太学教学所用教材是当时采用流行的隶书所记载的六经典籍。随着儒家经典古文藏本的发现以及今古文学派之争的纷起，经学本身趋于多元，漫说无准，这既不利于教学的常规，也有碍政治思想的稳定。汉朝统治者多次召集儒家学者开会讨论经学文本，著名的有“石渠阁议经”和“白虎观议经”，就是想使官方的教材获得统一。为了避免因本经文字的不同而造成争端，为人所用，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奉命镌刻石经，在46块石碑上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文字，作为大学的规范经学教材，史称“熹平石经”。
两汉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有14家，它们是“鲁诗”、“齐诗”、“韩诗”、“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大戴礼”、“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梁邱易”、“京氏易”、“严氏公羊”、“颜氏公羊”，都属于今文经学。
太学的教学形式因不同时间的不同条件而有发展。太学初建时，学生的名额较少，每位博士只有十名左右的学生，采取个别或小组教学。后来太学发展，学生的名额多以千万计，而博士最多时只有15名（大多数时间是14名或更少），出现了师少徒众的现象，个别教学的形式已不能适应太学的发展，太学教学形式就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为“都授”，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这是一种集体上课形式。二是遣高徒代讲，这种代讲的高徒称为“都讲生”；三是聘请兼职教师，其中有社会上的知名儒生，也不乏朝内的通经郎官。以上诸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师资缺乏与学生众多的矛盾。
太学生听博士说经以外，有充裕的课外自学时间，为同学之间相互讨论、学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太学生在太学学习的同时，还可以向校外的大师求教。
（四）太学的考试及视学
以考试取吏，源于秦代；《中国教育简史》。以考试作为教学管理手段，则起自太学。由于太学里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文化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的试题，“射”是以射箭的过程来形象比喻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科”即是教师（主考）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有时也细分为甲、乙、丙三科或上第、中第、下第等）。学生所取得的实际等级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上第）为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
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的标准并不固定，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上两年一试。设科标准最后则完全以通经多少为依据。学生通过考试取得一定的科品，获得相应的官职后，仍可以参加下届考试以获得更高的等级和官品，太学以此鼓励士人博通儒家的《五经》。
当时读书人还可以通过荐举、征召或选举的方法进入仕途，但参加太学的考试却是进入仕途的唯一稳妥的途径，因此，终生乐此不疲者比比皆是。但不是人人都能由此得志，有的人终生努力以求，也难以实现愿望，“结童入学，白首空归”。《后汉书·献帝记》。为了仕途，大半辈子在太学里以经书章句充塞自己的头脑。
太学是最高学府，汉朝各代帝王都很重视，特别是东汉时光武帝曾亲到太学奖励，后来的帝王在一定时期也亲往太学省视一次，即为“视学”。视学时召集太学博士，讲论经义、考察学生成绩，最后还要与师生开会聚乐。为了推广儒学，宣传帝意，每次视学还要公开宣讲，宣讲时社会人士观听者众多。
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步骤。太学设立后，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朝廷把握教育大权，利用教育这一有力手段控制着学术的发展方向，这是地主阶级在统治策略上走向成熟的表现。
二、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一）宫邸学
宫邸学也是中央官学，由朝廷直接管辖。汉朝的宫邸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族学校，一是宫廷学校。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后汉书·明帝纪》。称“四姓小侯学”。所谓四姓即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因非列侯，故称小侯。学校拥有比太学优越的设备和师资条件，后来招生对象有所扩大，不限于此四氏子弟，甚至接受匈奴子弟为留学生。安帝邓太后临朝施政时，又于元初六年（119年）设立了另一所贵族学校，诏征“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邸第，教学经书，躬身监试”。《后汉书·邓太后纪》。贵族学校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使贵族子弟自小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懂得君臣的礼节名分，以免“失俗”，有损“圣道”，借以约束其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享有教育特权的反映。
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宫廷学校是宫邸学的另一种类型。宫邸学属于太学的附属、预备学校。宫廷中早已存在廷师施教的事实。邓太后入宫后尝从曹大家受经书、天文、算学，她临政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洛阳宫的殿名）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使东观这一校书场所同时具有宫廷学校的职能。
（二）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与太学、宫邸学性质不同的中央官学，它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5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到千人以上。鸿都门学的创办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教育上的反映，同时也与汉灵帝的个人爱好有密切关系。由于汉末宦官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太学生站在官僚集团一边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宦官集团便投汉灵帝所好，怂恿灵帝办鸿都门学，利用教育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鸿都门学的学生由地方长官或朝中三公举荐，大多在政治和爱好上与汉灵帝相投合，学校专以尺牍、辞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鸿都门学的学生在政治上代表宦官集团的利益。这就使鸿都门学与学习儒经为主的太学一开始就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鸿都门学历时很短，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当代及后代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的开设极大地冲击了原定的人才选拔制度，“鸿都门学是后世教育制度、选拔制度大变动的先兆”。《中国教育简史》。其次，它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的一大变革。再次，鸿都门学是一种专门学校，作为一种办学的新形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三、郡国学
郡国学是汉代设立的地方官学。“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但是汉朝又保留了西周分封制的残余，封皇子以王位和土地。被分封给皇子的郡就称国。郡国是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地方官学又称为郡国学。汉代地方官学由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首创，文翁到达成都后，深感蜀地地方偏僻，文化落后，“有蛮夷之风”，便选择属下聪颖吏员十余人，到京师向博士学习，学成以后回到蜀郡，根据学绩情况给予不同的官职。与此同时，他在成都设立学官，在属县中抽调一批年轻人作为学官弟子，跟随学官学习，毕业后委以一定的官职。儒家思想很快在蜀地发展起来，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便是教育史上所称颂的“文翁兴学”。这一做法深得统治者赞赏，汉武帝要求“今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儒林传》。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发布的建立地方官学的命令。以后的汉元帝、汉平帝也分别下诏兴建地方官学。
汉代郡国学的广泛建立，适应“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扩大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基础，为封建地方政权培养了一支以“儒术饰吏事”的基层官吏队伍。同时，它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开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
四、私学
两汉私学兴盛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中国教育史》。第一，汉初缺乏官学设置，私人讲学承担了传播文化、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责任，对两汉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第二，汉自武帝以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士人必读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才有出路，才能有出仕做官的机会，而太学路途遥远，进入地方官学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得不求助于私人传授。第三，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但仕途不得志，或罢官在家的儒家学者，在地方上聚徒讲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四，西汉末年产生今古文经学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派采取冷淡的态度。古文经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不得不到民间传授，当时也确实拥有一大批不求功名、坚持自己学术信仰的弟子。私学教育机构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大类。
（一）书馆
书馆，又称书舍。由于官学中只有宫廷学校教育皇亲贵戚子弟，普遍缺乏初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阶段的教育多依靠私学。书馆前期主要是从事识字和书法教育，后期则开始接触儒学基础内容。
书馆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读字书，学习识字，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字书是蒙学的识字课本，有三字、四字、七字为句，主要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保存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书，由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编，由章句组成，其文三言、四言、七言都有韵，共2144个单字（据前人考订，其中218字为东汉人后来所加）。写法是领述五句之后便是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应用字。这种用韵语把日常生活常用的字汇编在一起的办法，既便于记忆，又切合实用。所谓“急就”，有速成和急用备查的意思，必要时该书可作为字典使用。《急就篇》从汉代至唐宋一直盛行不衰。书馆教育中，体罚的现象比较严重，如王充八岁入书馆读书，“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书馆教育的第一阶段，儿童将松花很多时间练习书法，这和当时在录用官吏的选举考试中重视书法有关。
书馆教育的第二阶段主要学习《孝经》、《论语》，为进入经馆做好了准备。这一阶段学习，就不仅仅是识字，而是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处身立世，就是说，主要转到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上。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后学生可在社会上谋职业，其中少部分人可进入地方官学乃至太学或更高一级的私学——经馆从事专经学习，但鉴于书馆本身的局限，大部分人则从此中断学业，从事农工商活动。
（二）经馆
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汉朝的经馆与后代书院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它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学术氛围可与太学相比。汉朝的经馆出现较早，在汉武帝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东汉时这种私人讲学的风气更甚。董仲舒、王充、郑玄等都是两汉著名的私学大师。
私学规模渐大，学生不断增多，弟子分化为两种。一种是“著录弟子”，即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其名，不必亲来受业，老师承认他为弟子，以后可在需要的时候来请教。所以一位名儒的著录弟子能多至万人，这就是后世“拜门”的开始。这样的学生往往跟随多名经师学习，他们有希望成为打破学派藩篱，贯通各家的“通人”。另一种是“及门弟子”或称为“授业弟子”，多是私学大师的高足，直接从师受教，甚至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商讨学术，往往有数百千人。
私学中最常采用的教育方法是采用“次相传授”，即先生直接对高业弟子传授知识，再由这类弟子转相传授给初学弟子。如董仲舒讲学时使弟子“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如郑玄拜马融为师，虽在门下，至三年未见师面，最后出师时才得一见。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
1.黄香温席
黄香，汉朝江夏人。在其九岁的时候，就知事亲之理，每当夏日炎热之时，黄香就扇父母帷帐，使枕清凉，蚊虫远避，以待父母安心熟睡；到了冬日严寒，黄香则以身体暖父母的床被，以使父母就寝时身感暖意。于是声名远扬，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2.孔融让梨
孔融，东汉人。一天，他的父亲拿一些梨给孩子们吃，让孔融先挑，孔融却挑了一个最小的。父亲问他为什么拿最小的，孔融回答，自己最小，所以应该吃小的，大的给哥哥吃。这故事被用作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成为千古美谈，它美就美在孔融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谦让风格。
3.文翁兴学
文翁，名党，字仲翁，西汉官史，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县，据传舒城县春秋乡枫香树村）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兴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留有文翁兴学之典故。
4.马融阔达任性
马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他一生注书甚多，注有《孝经》、《论语》、《诗》、《周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书，皆已散佚。马融俊才善文，达生任性，不太注重儒者节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气。其学生多达四百余人，升堂入室者有五十余人，其中郑玄、卢植是佼佼者。
1.汉代太学学风与当今大学教学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学生间、师生间相互质疑、辩论、问难，自由研讨，太学生还可以向校外的大师求教，使汉代太学造就了大批思路开阔，学问渊博的人才。而当今大学教育课程繁多，课时有限，教师上课照本宣科者众多，学生忙于记笔记应付期末考试，教师根本无暇安排学生自由研讨。由于中小学“应试”教育的惯性，大学生也习惯大学这种缺乏生气的教学氛围，遑论与教师质疑、辩论、问难了。在当今大学教学中提倡自由研讨、质疑、辩难精神，对于活跃大学教学气氛、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2.鸿都门学对后世的影响
鸿都门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校，专以尺牍、辞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作为一种新型办学形式，对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鸿都门学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学、艺术专长的人士。第二，它的开设极大地冲击了原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传统。第三，开我国专科文学艺术教育尤其是唐代书学，宋代画学之先河。第四，鸿都门学作为文艺专科学校，它的产生远远早于西方，为世界文艺专科院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马融
2.书画辞赋，才之小者……通经释义，其事优大。——蔡邕
第三讲汉代教育思想
汉代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本讲主要介绍贾谊、董仲舒、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贾谊的教育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贾谊少年俊才，号称“洛阳才子”，“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为当时的河南太守吴公所赏识，将贾谊召为门客。后来吴公被文帝征为廷尉，吴公就举荐贾谊，文帝拜贾谊为博士，在博士中，贾谊以年少才高著称，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但是不久，即因一批朝臣元老的嫉妒和排挤，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被排挤出朝廷之外，放逐而出任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转任文帝的小儿子梁王揖的太傅。
贾谊担任太傅长达八年之久，因此对于教育有切身的体会，虽然他主要针对太子进行教育，但其以教育者身份提出的某些教育思想具有教育的普适性。在其短短的33年的人生中，留下《新书》58篇，是研究他教育思想的重要依据。
（一）教育的政治作用
贾谊认为施仁义、行博爱才是治国之本，统治者应该用贤爱民、重本抑末、慎用刑罚才会天下大治。他基本上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和礼治思想，认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国家的安危和君主的荣辱，全在于统治者是否能够正确处理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否能够与民相安无事：“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贾谊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而强调礼治和教化的。他并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但认为严刑峻法容易造成人民与统治集团的对立。“刑法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汉书·贾谊传》。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因为教化不如刑罚那样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而被大多数君主所忽视。教化的作用在于“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汉书·贾谊传》。“绝恶于未萌”，断绝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根源。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书·大政下》。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不是生而俱有，而是“教习然也”，是由后天环境影响和学习所造成的，因此主张通过以礼为主的后天教育，来使人性向好的方向发展，才有利于国家的兴盛。因此，贾谊还主张朝廷应通过精选一批能够“为民之师帅”的官吏作为推行教化的骨干。
（二）胎教思想
贾谊认为胎儿是人生之本，是生命的起点。胎儿发育是否良好，素质如何，将决定他未来的发展前途，因而要对胎儿实施一定的教育。他的胎教思想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慎择配偶
贾谊认为胎教的第一步就是择偶。他说“：《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意思是说，养育好孩子的第一步就是要谨慎择偶。贾谊认为，慎择配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父母的身体状况；二是关注父母的品德。配偶的身体状况、成长环境、受教育情况、道德品行都将影响到孩子的成长。贾谊认为，先辈的遗传与品德可以对子女产生直接影响。“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所以子女的婚娶对象应选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新书·胎教》。母亲必须是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怀有仁义之心，这样孩子从受孕到出生、成长都处在母亲仁德的教育影响之下。
2.孕妇要注意调养身心
他指出怀孕的妇女应“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新书·胎教》。旨在提示孕妇努力保持心灵的静温和身体的自然姿势。另外，母体周围的环境也间接地对胎儿的发育产生影响。因此他主张给孕妇提供特殊的居室，“七月而就蒌室”，就是要为孕妇提供适宜居住的环境，避免不良影响。孕妇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安定，避免接受感情和精神刺激，要与外界嘈杂的生活相隔绝，不听怪诞的音乐，不吃过于刺激的食品。这一切不仅要靠孕妇的主观自觉，而且也要靠他人的积极配合。
（三）早期教育思想
贾谊认为婴幼儿处于一尘不染的状态，没有杂乱事务的影响，此时对其进行教育容易收其心性。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贾谊集·保傅》。就是说，儿童在幼年时思想单纯、专一，可塑性强，长大以后思虑往往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分散，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所以，教育要及早开始，不可错过最佳时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品行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和人的天性融为一体。在这一方面，他继承了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思想。但是，他更强调将儿童心智发展的水平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儿童有什么样的接受能力，就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教育，这就是所谓“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新书·保傅》。
早期教育的成功与否，还决定了教育者是否能够根据儿童不同的年龄特征恰当地转换教育方法。幼儿身体羸弱，必须养护结合，待儿童少长，在学业和品德上就不可有丝毫的迁就，随时严格检查他的学业和品行状况，对学业不工和品行不端者，应不惜“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既冠成人”之后，身心已经长大成熟，左右和克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业已具备，严格的管教已失去作用，应当免去“保傅之严”，代之以善意的劝勉，有时只需作适当的提示。
（四）德教思想
贾谊在个体品德修养方法上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品善之体。所谓品善之“体”，是指具体的道德概念。要使人向善，就必须有善的标准，要使人避恶，也必须有恶的标准。不明白孰是孰非，行动就会无所适从，因此，他十分注意对道德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防微杜渐。“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新书·审微》。品行的发展从萌芽状态开始，由小而大，对于品德中极细微的闪光点，应及时地引导其发扬光大，行为中的小疵则应及时克服制止。“焰焰不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新书·审微》。对于品德中的不良现象，初露端倪的时候不予过问，必然要发展到欲加制止而无能为力的地步。最后，重视环境的影响。贾谊认为：中人之性“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新书·连语》。他在谈论太子培养问题时，论述了环境的教育作用。负责太子教育的三公和与太子朝夕相处的三少要“明孝仁礼义”，服侍保护太子生活的宿卫应该是“孝悌博闻有道术者”，原因是：“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新书·保傅》。贾谊还认为环境中不仅有人的因素，而且也有物的因素。环境的布置应富于教育意义，在特定的场合使环境构成特定的教育情景，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五）师道思想
贾谊十分注重教师的选择，尊重教师的地位。他说：“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王曰侍御，六曰厮役。”谊把王者之“官人”分为六等，而教师放在首位，排在第一等。看来，在贾谊的心目中教师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对称之为“太傅”的人也提出相应的要求，他说：“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谓之师。”《新书·官人》。在贾谊看来，能被称之为“师”的人，应是知识的源泉，行为的表率；有问则答，有求则应；为国、为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与师为国者帝”，就是说要当皇帝的话，更要尊重老师。“取师之礼，黜位而朝之”，为了迎接老师，如果需要皇帝应该罢朝，以平常人的身份亲迎。
既然教师的地位是如此崇高，其职责也就十分重大了。贾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太子教师的职责和任务。教师要教谕太子懂得圣人之德，礼义之道，治国保民，威仪天下；要教太子“大行、大礼、大义、大道”。这样能够使太子“恩于亲戚”、“惠于庶民”、“哀于丧”、“敬于祭”、“诚于赏罚”、“厚于德”等。
二、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高深，赢得了当时读书人的尊敬，纷纷拜他为师。他中年收徒讲学。汉景帝时提任博士官。汉武帝时举贤良对策，受到赏识，开始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在政治上终不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仍派人征询其意见。
（一）三大对策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即三大对策）。他想以政治的手段，借助国家的力量，推行其教育主张。董仲舒正是通过贤良对策，形成汉代三大文教政策而垂名后世的。这里所谓对策即应荐者答复皇帝所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的策问。
1.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强调，道统受天意制约，政统受道统制约，所以思想学术的统一是政令法制统一的必要前提。他将汉初儒者以儒学为“守天下”法宝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不仅要立儒家学说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其他学说都在扫荡禁灭之列。他在对策中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由来，被列为三大文教政策之首。这一对策被汉代统治者吸纳为国策，渗透、影响于社会各方面。作为汉代文教政策，它不仅指导着汉代教育，而且开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先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影响深远。
2.立太学与推行察举制
实行有为政治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人才。汉武帝在策问中抱怨他昼夜勤劳，“尽思极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功效。董仲舒认为这是得不到贤才辅助的缘故，而得不到贤才，原因之一是汉初不养士，不办教育，原因之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当。汉初官吏基本上来源于官僚子孙袭荫，富人捐资得官，通过察举被选入仕。官吏的升攫也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针对第一个原因，董仲舒提出设立太学的主张。他不仅把太学看做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针对第二个原因，董仲舒建议推行“察举”，要求诸列侯和郡守在各自管辖区内每年向朝廷贡举贤士二人。举贤者予奖，进劣者处罚。这样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地发掘、举荐人才，于是天下人才不至于被埋没，能为君上所用，施展治国安民的本领。这样，在官吏的提拔任用过程中克服了论资排辈现象，实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的“立太学”与“察举”的建议，是“三大文教政策”的另两条内容，也被汉武帝所接纳。
董仲舒的三大对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它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文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文教政策。
（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论立场出发，构造出一套人性说。董仲舒认为：“人之情性，又由天者。《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统治集团对人民实施教化，取决于“天意”，而“人性”也来自“天意”。董仲舒吸收了先秦至汉已普遍流行的人性差异论的观点，提出了“性三品”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他把人性分为三品：上品之性即圣人之性，中品之性即中民之性，下品之性即斗筲之性。他认为，上品之性和下品之性都不能称其为性，只有中品之性即中民之性才能称其为性。因为上品之性即圣人之性是不教而善的性，而下品之性则是教而不能善的性，只有中民之性才是教而后善的性，才能够称其为性的“性”。
在这里，董仲舒明确地将人性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等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教育对于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圣人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注定要向善的方向发展；斗筲之人的感情欲望强烈而很难进行自我节制，注定要向恶的方向发展，只有用刑罚制止他们作恶。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中民之性”才可能通过教化把善质变成善，因而他们才是教化的对象。他的“性三品”在实际上是说，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具有较好的德性修养，具有较强的自省和自律精神，他们无需教化就能够向善；有的人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变善的，本性难改；有的人则是经过教化可以变成善的。再进一步则是，社会上总会有道德修养好的，总会有道德修养差而且怎么也改变不了的，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则是可以教育好的，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教化不能因为有些人无需教化而放弃，也不能因为有些人教化无效就放弃教化。教化还是对多数的中民有效的。
（三）论道德教育
董仲舒认为，德教是立政之本。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强调以教化作为实现仁政德治手段是儒家学说的传统。董仲舒所强调的道德教育内容则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董仲舒认为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及相应的忠、孝、仁、义等都出于“天意”，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董仲舒还论述了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第一，“正谊（义）明道”。董仲舒特别强调“义”。他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个人如果有“义”，“虽贫能自安”，如果不“义”，“虽富莫能自存”。第二，“正我”。董仲舒强调“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认为道德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第三，“强勉行进”。他说：“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第四，“必仁且智”。他提出：“莫近乎仁，莫急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德育必须德智相辅，通过智育进行德育，道德认识与道施行为相辅相成。
（四）论教学观
董仲舒教育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教学观。他认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德性。董仲舒主张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学内容，培养儒学人才。之所以主张以六艺培养人才，是因为他认为：“《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治于人。”
在教学方法方面，董仲舒主张：第一，“节博合宜”。他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对于学生学习知识的范围，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应该循序渐进、节博结合。第二，“圣化”。“圣化”就是教师在教学艺术的修养上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董仲舒认为，教学应该适时、适量、适度，监督而不使之紧张，考查而不使之烦苦，要了解学生的水平而帮助他完成更高层次的进步，使学生能够轻松前进而取得巨大成就，即“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第三，“强勉学问”。他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前进，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所谓：“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第四，“专心致志”。他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董仲舒认为要真正深入悟解，体会精微，必须虑静。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
三、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27-约100年），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王充出身于农人兼小商贩家庭。他六岁开始识字，八岁入书馆学习。后离开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后来又进入太学学习。他不满于太学学风，厌弃章句之学，不肯严守师法家法。他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离开太学后，王充曾出任过小官，都因为人耿直，又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遂辞职还家，著书、教授终身。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教书、思考、写作中度过，生活始终清贫。王充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是王充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流传于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学知”与“知为力”
王充反对“生而知之”。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论衡·实知》。王充认为那种前知千年，后知万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一切智能之士的知识都来源于学习。针对“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观点，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他列举多种事实，证明孔子并非“先知”，亦非“神”人。
王充还重视知识的力量，“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举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富国强兵的事例来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知为力”这种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见闻为”与“开心意”
王充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论衡·程材》。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到知识。所谓“见闻为”就是要依靠耳、目、口、手去直接接触客观世界。“圣人不能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就是说，要依靠自己耳闻、眼见等手段去获取感性知识，在此前提下才能“手狎”。
王充认为，学习知识不能仅停留在“见闻为”感性认识阶段。因为耳目所获得的感觉有虚实之分，书本知识有真伪之别，如果只凭耳目，就不能得到全面、完整以及正确的知识。必须通过“开心意”这一理性思维过程，才能揭示想象背后的规律与本质，将平常的生活经验上升为哲理。所以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方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论衡·实知》。
（三）“距师”与“问难”
由于“师”乃载道之具，“信师”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尊古”，加上当时“师法”、“家法”已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论衡·问孔》。因此他反对迷信古人和书本，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
王充还主张“问难”，强调敢于问难求解。“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在《问孔》篇中，王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指出孔子言论中诸多矛盾之处。在《刺孟》篇中，列举八方面的问题，一一质问，以孔、孟的“失言”和“失实”来证明“贤圣所言皆无非”观点的荒谬。
（四）“文人”与“鸿儒”
王充把培养“文人”与“鸿儒”当做理想的培养目标。他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约略分为四种：“能说一经”的“儒生”、“博览古今”的“能人”、“上书奏记”的“文人”、“精思著义”的“鸿儒”。王充理想的教育目标是“文儒”，即“文人”与“鸿儒”。这里的“文人”知识渊博，能将知识融会贯通，能利用自己的知识“上书奏记”，对实际政治进行评论和提出建议。这里的“鸿儒”是知识分子中最高级一层。他们能够“精思著义，连结篇章”，“兴论立说”，《论衡·超奇》。他们不为前人理论所束缚，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是难得的学术理论人才。《书解》篇说：“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可见他对“文人”与“鸿儒”评价甚高。
王充学说被埋没近一个世纪才得以重见天日。在后世的儒学正统派看来，他仍然是“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由于“文人无行”是历代儒生抨击的对象，这就使王充的“文人”与“鸿儒”目标在儒家教育传统中难以寻到其价值坐标。王充的教育价值观与汉代的文教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这是他终生郁郁不得志的重要原因。
1.买臣负薪
朱买臣，字翁子，汉朝吴人。家虽穷，但他喜欢读书，依靠砍柴维持生计。朱买臣经常担着柴，边走边读书，他的妻子也担着柴跟随着。他的妻子屡次阻止朱买臣在途中唱读，买臣不改，读书如旧，其妻便请求离他而去。朱买臣笑着说：“我五十岁一定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辛苦的日子很久了，等我富贵之后再报答你。”妻子愤怒地说：“像你这种人，终究要饿死在沟壑中，怎能富贵？”朱买臣不能挽留他，只好任凭她离去。之后，朱买臣一个人在道路上依旧负薪读书，学业日增。后来他的同县人严助受皇帝宠幸，严助向皇帝推荐了朱买臣。召见之后，他被授予会稽太守。朱买臣于是乘坐驿站的车马赴任。会稽的官员听说太守将到，征召百姓修整道路，县府官员都来迎送，车辆有一百多乘。到了吴界，朱买臣看见他的前妻及丈夫在修路，就停下车，叫后面的车子载上他们到太守府并安置在园中，供给食物。过了一个月，他的前妻因羞愧上吊而死。朱买臣给她丈夫银两，让他安葬，从而留下了一段佳话。
2.《论衡》
《论衡》是东汉思想家王充所作，全书共85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84篇），20余万字。写作历30多年。全书广泛论述了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阐述了“气”是万物本原的学说；解释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论衡》因敢于“非圣无法”而遭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攻击，但它的价值并未因此而泯灭，不少有识之士对它及其作者十分赞赏。
王充的“距师”与“问难”精神对当今教育的启示王充在当时能够提出“距师”与“问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目的是培养以广博知识为基础，具有创新思想、学为世用的人才，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启示。王充认为要获得真实的知识，必须打破“唯师是从”心理，应该就学习中疑惑不解的地方和教师辩难。我国传统教育强调教师和教材的权威，学生学习以记忆、模仿为主，对学习的内容有时不假思索，被动接受，更别说提出异议了，缺乏求实求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与我们培养创造性、个性化人才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的。因此，当今教育必须塑造学生勤思考，敢怀疑，勇于探索进取，在实际问题中解决疑难的勇于挑战的精神，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
贾谊
1.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
2.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3.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
4.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
5.焰焰不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6.（人之性）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
7.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
董仲舒
8.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9.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0.《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智。
11.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12.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
13.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
王充
14.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
15.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
书林苑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3.于琨奇.秦始皇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祝中熹.早期秦史——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5.钱穆.秦汉史——钱穆作品系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韩星.中国古代思想简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许殿才.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慎思苑
1.试析“书同文”、“行同伦”的历史作用。
2.评述汉朝经学教育的基本特点。
3.概述汉朝学校教育制度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评价。
4.董仲舒德育思想包括哪些？
5.评析王充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