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习本专题要注重了解三国、两晋、十六国及南朝、北朝的教育制度的演变；了解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变化以及教育创新，如五经课试法、九品中正制、国子学、国子寺、北魏的地方学制等；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傅玄、嵇康、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学习本专题教育史要把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变化特点结合起来，搞清楚社会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本专题的难点，要放在当时时代政治背景下理解其内容。
第一讲魏晋南北朝封建教育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时间约370年，期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仍。政权不安定，江南经济大发展，各民族大融合，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学校教育时兴时废，以及学校体制多样化，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教育等方面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为减少，所以，这个时期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是依靠私学、家学。但这个时期又是教育发展动荡的时期，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学校类型都有重大变革，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一、魏晋学校教育制度的变化
（一）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三国时期，统治集团为稳定各自的政权，学校类型和教学管理上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这时期各国官学所教授的内容各有特点。魏国继续重视儒术，加封孔子后裔。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设太学于洛阳，置经学博士。官学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古文经学占据优势，今古文经学地位的倒置，是魏国太学的特色之一。魏国官学教育内容还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魏明帝时（227年）请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员。魏明帝建于青龙四年（236年）的崇文观，是一研究性的文学机构，又类似教学性质的专门学校，征召善文之士任职其中，可知讲论传授的是文学知识，实为后世文学专科学校的开端。魏国经学还开经学玄学化的先河，比如玄学派代表王弼注的《易》、何晏注的《论语》成为太学学习的主要内容。魏高官在太学中论经时，也常赋诗。这表明除玄学外，文学也是魏国官学的重要教育内容之一。由此可知，魏国官学教育内容实质上是经学、玄学、文学、律学四学并举。这种官学教育内容的变迁与当时社会思潮的趋向是相互作用而趋于一致的。
魏文帝为太学制定了“五经课试法”，使考试与选拔统一起来。其规定的主要内容为初入太学者称为门人，学满两年并经考试证明已通一经者称作“弟子”，考试不过关则罢遣。弟子再学两年，考试通二经者，就补文学掌故的官缺，考试未能通过者可随下一班补考，补考通二经者，仍可获文学掌故之职。文学掌故再学两年，并能通三经者，可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不得第者，也可听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仍可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又满两年，并通过四经考试，擢其高第为郎中，未及格者，亦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仍为郎中。郎中满两年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而随才叙用，不通过者亦听再试，通过后也可叙用。这项法令，规定了太学生的学习内容，定期的考试制度，安排了仕进的梯级，对于太学的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每隔两年考试检查的方法，与确定学籍、授任官职等奖励条例相结合，目的在保证教学质量和官吏水平，将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集为一身。这说明，三国时期魏国不仅以教育内容的丰富见长，而且在教育管理方法上也具有特色。
曹魏政权除注重中央官学外，对地方学校也很重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就于建安八年（203年）颁布了《修学令》，要求“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三国志·武帝纪》。曹魏政权建立后，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学掾，县设校官掾，以主持地方学校。
吴国孙权在即位之后，于黄龙二年（230年）诏立国学，设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设五经博士，加以宠禄。在地方学校建设方面，孙瑜领丹阳郡时，厚礼款待笃学之士马普，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其门下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三国志·孙瑜传》。说明还有一些热心者兴学。吴国经学教授的内容还承袭两汉余习，以今文经学为主。蜀国刘备在221年登帝位后，立太学，置博士学官。州设州学。蜀国官学教育内容也是儒家经典。
虽然三国学校教育内容都以儒家经典教育，但此时的儒经教育与两汉相比，规模明显缩小，已呈衰微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如学官遴选不精，生员择取不严，学官升迁及官员考试制度有弊以及战争因素和时代动荡干扰等，但更为主要和直接的，是“士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使同一官学教育系统中，经学也已很难超越玄学、文学而居统治地位了”。
（二）两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西晋太学继承了三国魏太学的建制。西晋初年，太学置博士19人。武帝泰始八年（272年）时增至7000余人，下诏将已试经的留下，其余遣回郡国，结果还有太学生3000人。学生中除正式学生（弟子）外，还有门生、散生、寄学、寄学陪位等多种称谓，表明学生身份的不同和来源的广泛。有的散生来自西域，可知当时招生范围扩展到西晋所属各州郡，甚至少数民族边远地区。
晋武帝咸宁二年（226年），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国子学生。创办国子学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它是旨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学校，和培养一般贵族子弟的太学，共同构成中央官学。国子学与太学入学子弟具有身份上的差异，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明确规定五品官以上的子弟入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的子弟求学之所，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另设国子学的开始。国子学的设立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南齐书·礼志》。的结果，是门阀世族享有各种特权在教育制度上的反映，这也反映了以士族豪强地主势力为政治基础的西晋政权性质，使中央官学的等级性更加明显。
西晋末期，出现了八王之争、永嘉之乱等一系列事件，政局动荡，统治者无心也无力兴办教育，导致太学和国子学元气大伤。永嘉三年（309年），太学和国子学被焚毁于纷争。东晋有100多年，较西晋50多年为长，统治者时有兴学之举。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于都城建康设立太学，后遭战火毁坏。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复立太学于秦淮水南，后因军兴废学。孝武帝时兴复太学、复置国子学，出现了国学建设的一个高潮。由此可知，东晋官学时建时断，规模也难及西晋。西晋太学设博士19人，东晋文帝时所设博士仅9人，最多时也未超过16人；西晋国子助教设15人，东晋仅为10人。西晋太学生多达几千人，东晋生员则仅为200多人。
两晋地方官学主要得力于热心创办的地方官员，虽然朝廷偶尔也有诸如每县千余户置一小学之类的诏令，但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而地方长官在兴学方面有影响的则不乏其人，有的地方官员出于培植私人势力的目的，提倡兴办学校，潘阳内史虞溥、凉州刺史张轨、豫章郡守范宁等地方官吏纷纷创办郡学或乡校。有的学校学生多达千人。这种自发式的办学虽也能兴盛一时，但终难成气候。由于这类学校没有一定制度的保障，随着创立者的或离或逝，也烟消云散。说明在中央官学都难以自举的年代，地方兴学更是形同空文。
两晋官学的教育内容，仍以儒家经学为主。两晋相比，西晋注重王肃所注经学，东晋时则郑玄的学说已占绝对优势。东晋时王弼等人玄学化的经学也开始正式列入官学教育内容。晋代官学教育突破儒经的另一表现是，书法也开始成为传授的内容。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这是中国古代书法专科学校的开端。
十六国政权除前凉、西凉、北燕外，均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立。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儒学的教育、熏陶，他们为巩固自身政权，控制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因此借助儒学，优待儒生，并乐于兴学。他们大多数沿袭魏晋的教育模式，并无太大独特性，并且由于战乱和佛教的兴盛也影响了学校教育。十六国官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学，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推进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发展，为北魏教育奠定了基础，在促进各民族大融合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南朝教育制度的发展
南朝历宋、齐、梁、陈，前后约170年，这时期教育制度总的特征和趋向是呈现出多样化。
南朝宋建国60年间注意恢复和发展官学教育。文帝继位后，兴办官学，使人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四馆并列，各依其专业（儒学、玄学、史学、文学）招收学生，传道授业。自汉以来经学教育独霸官学，而此时兴办的研究老庄学说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辞章的文学却与研究经术的儒学并列，这是学制上的一大改革，尤其是玄学、文学两馆的成立，正是对魏晋以来审美教育社会化的现状从学校教育制度上予以正式承认，从而突破了汉以来学校教育制度的单一化（经学化）模式，开启了学校教育制度多样化的新时代。
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又诏令“立国子学”，同时还下令兴办地方官学，要求“修复学舍，采召生徒”。国子学设国子祭酒1人，国子博士2人，国子助教10人。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还开设了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学专科学校的开始。
秦始六年（470年），宋明帝下令立总明观（又名东观），置祭酒，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每科置学士10人。总明观虽是由于国学的荒废而出现，但它并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机关，而且教学任务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从文帝时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四馆）发展为在综合性大学（总明馆）中实行分科（儒、道、文、史、阴阳）教授的制度。这一创新对后世影响较大。
南齐政权时，齐太祖萧道成于建元四年（482年）采纳属下建议，“诏立国学”。国子学成立仅一年就因齐太祖病故而停办。武帝萧颐继位，于永明三年（485年）下令兴复国子学。当时国子祭酒王俭扭转了沿袭已久的崇尚文采轻视经业的学风。王俭还在总明观停办后，在自宅设学士馆，将原藏于总明观内儒、道、文、史四部书移到俭宅，使之继续成为南朝学术研究机构。
502年，萧衍灭齐建梁，史称梁武帝的萧衍在位48年，社会政治安定，是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梁武帝在学校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中央官学有以下几所：①五馆，置五经博士各1人，总以五经教授，各主一馆。五馆招生只问程度，不限门第、员额，每馆学生都达数百人。五馆之间允许学生自由听讲，学生由国家供其膳宿等费用，并规定生徒射策通明者，即委派官职，一时间，好学之士云集京师。②雅集馆，用以“招远来学者”，以五经为讲授内容。③士林馆，即讲学与研究合一的机构。④国子学，按经分专业学习，除学官讲授外，学有专长的学生也得以登台开讲。此馆生源主要是士族子弟，这与前三馆生源主要为庶族子弟不同，反映了学校制度的等级差别。⑤律学，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设置胄子律博士，进行传授，传授对象主要为在职官吏。梁朝的五馆、集雅馆、士林馆都是以五经为讲授内容，但分设并立，以解决不同出身、不同程度者的学习需要，与刘宋的中央官学不同。
陈朝建国初，陈武帝忙于平乱，未及兴学。至文帝天嘉初年（560年），下令建国子学，教学内容深受清谈玄学影响，学生多为贵族子弟。除国子学外，太学及地方官学也有设置。陈沿梁朝制度置胄子律博士，属廷尉，从事法律方面的教学。
三、北朝教育制度的发展
北朝从北魏到北周约200年，文教政策是尊奉儒经，兴学崇教。这时期教育制度总的特征和趋向是呈现规范化。
北朝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达千余人。天兴三年（400年）又集博士儒生考论众经文字，义类相从，撰《众文经》，成为太学教材。明元帝时（409-423年）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中书学属中书省管辖，学内设中书博士以教授中书学生。中书学名称是北魏首创。献文帝时对太学博士、助教、学生都有资格规定，选择生员“先尽高门，次及中等”，反映了贵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献文帝时还开设乡学。孝文帝时强调皇族的教育，建起了皇宗学。皇宗学也为北魏首创。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又下令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北魏官学设置遂日臻完备。
北齐的官学设置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学生人数有数十到数百人不等。但实际上北齐唯置国子一学，学生数十人而已，而且学官徒有虚名，生徒学无成效。总之，北齐国学衰落。国子寺为北齐学制上的创设，其有国子博士5人，助教10人，学生72人。国子寺不同于前代的国子学，它具有多种功能：训教胄子、统理学官和生员，遂为隋唐教育制度所承袭。
北周在学制上除设太学外，还有其他教育机构。北周在教育机构上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在明帝时期设立了进行文学教育的麟趾学，麟趾学的设立与明帝本人雅好文史是分不开的。其二是于武帝天和二年（567年）设立了露门学（或称虎门学）。露门学是一种小学性质的学校。露门学中的教学内容并不以经术为限，北周统治者对它颇为重视。
北朝的中央官学中，还设有诸多专门学校。例如北魏、北齐、北周都置律学博士；北魏、北周设有书学；北周设立算学等，可见北朝教学内容的多样特征不仅表现于人文学科，还表现于自然学科方面。
总之，北朝学校教育制度虽经历代统治者恢复和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政局变动和战争影响，学校的始建忽废也是常见之事，这就使学校的教育效果受到了限制。
1.囊萤映雪
《三字经》中有“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晋朝人车胤，把萤火虫放在纱袋里来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他们两人家境贫苦，却能在艰苦条件下继续求学。
2.洛阳纸贵
晋代文学家左思，小时候顽皮，不爱读书，父亲经常为这事发脾气。有一天，左思的父亲与朋友们聊天，朋友们羡慕他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左思的父亲叹口气说：“快别提他了，小儿左思的学习，还不如我小时候，看来没有多大的出息了。”说着，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这一切都被小左思看到听到了，他非常难过，觉得自己不好好念书确实很没出息。于是，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左思渐渐长大了，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发愤读书，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章也写得非常好。他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为他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奠定了基础。这以后他又以三国时魏、蜀、吴都城的风土、人情、物产为内容，撰写《三都赋》。为了在内容、结构、语言诸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平，他潜心研究，精心撰写，废寝忘食，用了整整十年才写成。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喜爱《三都赋》的人只能争相抄阅，洛阳的纸张竟供不应求，一时间“洛阳纸贵”。
3.王羲之教子习书
法王献之是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绘画。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因聪明好学，经常受到众人夸奖。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献之的父母看此情景，若有所思……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其母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其母又摇摇头。献之急了，冲着母亲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他的背后在说。王献之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母亲认真地看了三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齐名，被人们称为“二王”。魏晋南北朝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的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长久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该时期学校教育也随着政局的动荡时兴时废、时断时续，难以保持较长时期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其次，该时期学制出现了多样化，文、书、画、算诸艺竞发，史学、律学交互而生，为这一阶段的教育增添了特色，所以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层次，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第三，该时期的教育思潮呈现多元化，有玄学、佛教、儒学、道教等，这些教育思潮一方面多元并存，相互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争鸣和碰撞，各学派间彼此沟通了解，吸收对方的长处和优点，补充、丰富自己的学说。这些教育思潮在分化的同时，也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促进了文化教育思想的繁荣与民族的融合。从这一点看出，必须允许不同教育思潮的存在与相互间的学术争鸣，教育才能有所发展。
第二讲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傅玄的道德教育思想、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为代表。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
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号鹑觚子，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魏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理论家。傅玄博通众学，善于文词，精通乐律。他性刚直，晋武帝时为谏议官，屡陈政见，要求重农轻商、尊儒尚学，以儒道为治国之本，深受统治者的重视。在西晋官至司隶校尉。傅玄极力反对慕虚无与贵刑名的风气，上疏力陈魏贵刑名、尚玄虚的危害，认为魏之风气无异于亡秦之病复发，要求西晋改弦更张，提倡尊儒重教。傅玄有关教育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论述，颇有精当之处。傅玄的主要著作《傅子》是研究傅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一）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在人性的问题上，傅玄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人性中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傅玄以水性比喻人性，认为：“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认为后天对人性的影响，犹如容器决定着水的形状。决定着人性向善抑或向恶的转化。后天的影响主要是指环境与教育两大因素的影响，对于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说：“习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他以猛虎、笨鹿等为例，说明人类是可以通过教育改恶迁善的。而且他还认为，教育的对人性的作用远大于环境的作用。傅玄认为，教育过程中还需要确立一定的法度，以防止教育过程发生偏差，就是说，要想达到理想的教育目的，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法度为辅。
从政治的角度，傅玄认为只有德威相济，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两者之间，又应以德治为主，必须弘扬德教，民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
（二）论学校教育
傅玄认为：“兴国家者，莫贵乎人。”他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一曰德才，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几；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人才就是傅玄主张的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傅玄认为，以上诸多人才，都必须以崇德修行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学校教育来达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学”。可见，学校在育人才、宣德教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革除汉魏以来有学校之名而无教学之实的弊端，傅玄认为应该以尊儒尚学为第一要务，脚踏实地地发展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他说：“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重儒者，以儒业为贵，严格选拔好儒之士入学受教，慎重聘用学官。他说：“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只有以“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为急务，才能振兴学校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傅玄指出：兴学不得妨碍农业生产，要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比如，他要求西晋统治者设立太学，并认为太学的招生对象应为士以上的百官子弟，设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候补的文武官吏。但社会对官吏的需求量又是有限的，因此，学校的发展规模应在考察、统计社会需求量的基础上拟定，学生的数量需加以控制，以使供需平衡，且以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以上观点实已涉足教育经济学领域。
（三）论道德教育
傅玄认为，德行修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加强德行修养，才能获得地位报酬；为稳定统治只有以德为上，申之以德教，则百姓“知耻”，才能“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
傅玄认为，成功的道德教育是以充分了解教育对象为前提的。对于沉默寡言者应观其行为，对于高谈阔论者应分析其旨义所在，对于入仕者应察其政绩，对于处家者应究其听学。了解对象的总原则是“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除了传统的纲常礼仪之外，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内容还应包括孝义之教。此外，仁、信、廉耻等也是道德教育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傅玄还提出了两条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其一，“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他认为修心是修养的关键，有正心必有正德，所以立德的根本在于正心。所谓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时刻存于心中。心正于内，外界如何变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失。其二，“因善恶以训诫”。傅玄认为，人性中有善恶两种因素，道德教育亦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扬其好善尚德之性，抑其贪荣重利之心，“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竹林七贤之一，一生处于纷争多变的政治风云之中，气节高尚。他极力反对儒家礼法。著作有《嵇康集》。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主张“返璞归真”，强调恢复人的本性。他认为若要使人重新回到“朴”和“真”的本原状态，“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嵇康集·幽愤诗》。因此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释私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完全出于自然，“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如“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皆是自然本能。因此，对人来说不应进行什么教育。他说，“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这就是说，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是值得向往的，人顺其自然就会发展得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仁义、礼乐、教化。因为仁义只会营造虚伪，廉让产生于争名夺利，并不是出自于人的天然本性，“仁义浇淳朴”。《嵇康集·五言诗三首》。因此，他认为礼乐教化是违反自然的。他说：“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鹜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嵇康集·难得自然好学论》。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和教育起源于“自然”破坏和“大道陵迟”，这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人类走向虚伪和堕落的表现。教育的作用是消极和有害的，因为它干扰了人类那原始完善的“大朴”之心，戕害了人的本性，产生了荣利之心，使一帮贪生求安之士，趋名若鹜，好逸恶劳，以明经代稼穑。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名教，社会才能返璞归真，人类才能复归自然本性。
（二）批判六经
嵇康反对礼教，对六经进行了猛烈抨击。张叔辽曾写《自然好学论》，把儒家的六经比作太阳，说不学则为长夜。嵇康认为，如果“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嵇康集·难得自然好学论》。他把“明堂”、“讽诵”、“六经”、“仁义”、“文籍”、“揖让”、“章服”、“礼典”之类的名教，一概斥之为腐臭的垃圾，应该“兼而弃之”。他还公开菲薄汤、武、周、孔，敢于怀疑曾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家先圣。嵇康认为时人受教育、学礼义是为了“学以至荣”。嵇康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烦琐的迷信的谶纬经学对世人的禁锢，对竞奔利禄而曲学阿世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判。
嵇康批判经学教育，主张思想解放，抛弃经学教育对人身心的束缚，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保全自然和实现自我生命、生活意义为目的，这种新的教育价值观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变幻莫测，社会混乱，整个社会处于政治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因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两汉以来作为统治思想的纲常名教受到冲击；而同时新的统治思想尚处在探讨、酝酿、形成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新观念体系才能作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时思想家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玄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人们冲破旧的传统观念体系，重新寻找、反思人自身的价值和文化价值。由于人们对两汉以来，在以功业、节操、学问为特征的价值观念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了对自己命运、生活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嵇康形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六经的思想，使之成为当时玄学家中反对儒家礼教的代表人物。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梁朝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祖籍琅邪临沂。颜之推出身于世代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博览群书，且善为辞章。北齐时曾待诏文林馆，并主持馆事。颜之推自20岁步入宦途，历官四朝。由于他身处社会动荡之时，并多次成为亡国之人，所以他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为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与地位，根据自己的体验，写出了《颜氏家训》，这部著作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也是了解颜之推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一）关于家庭教育
1.主张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
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从胎教开始，而出生后的教育也要及早进行。“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应及早从婴儿能认识外界的人和事的时候就开始“教诲”。因为人在幼年时单纯专一，容易接受教育，而长大以后思想复杂了，就不容易调教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早期教育的最佳时机。而早期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认真接受父母教育的习惯在内，能够“使为则为，使止则止”。
2.认为教育要严慈相济
家庭教育是由父母对子女实施的，因此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严与爱的关系。颜之推批评当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无教而有爱”，一味放纵：“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应呵反笑。”《颜氏家训·教子》。这样，子女就会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等到子女逐渐长大，不良行为也愈加明显，这时父母才觉察到，却又以粗暴的体罚手段治之，然终不能使儿童改邪归正，也不能使自己树立威信，反而导致子女的抵触对抗：“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颜氏家训·教子》。所以颜之推主张父母教子要严，勤于教诲，反对溺爱；要对子女爱得其所，爱得其法；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颜氏家训·教子》。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但不能过于严厉，要严慈有度。
3.注意环境的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他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他很注意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告诫子弟要“慎交游”，要求审慎地看待子女周围的人，以防导入歧途。教育子女应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从而实施有利的影响，是教育的重要一环。
4.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
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颜之推认为语言的学习应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颜氏家训·音辞》。对儿童进行的语言教育应注意规范，重视通用语言，而不应强调方言。他指出，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可轻视。
（二）主张“应世经务”的实学教育
针对当时许多士族子弟不学无术，知识浅薄，夸夸其谈，脱离实际，“难可以应世经务”的现状，颜之推主张“实学”教育。他认为上自明王圣帝，下至庶人凡子，均须勤奋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以利世”，因此要掌握“应世经务”的真实本领。因此，除必读儒家的《五经》之外，还应“涉百家之书”，他说：“夫学者，贵博闻也。”《颜氏家训·勉学》。而且要学习各种“杂艺”：琴、棋、书、画、数、医、射、卜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他还强调士大夫子弟还要熟悉农业生产知识，以“知稼穑之艰难”。他特别强调要掌握一技之长，以为立身之本，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三）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
1.虚心
当时玄学清谈之风日盛，士人竞以才学相标榜，以虚心求学为耻，以巧辩胜人为荣。颜之推说：“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颜氏家训·勉学》。他反对这种学风，主张虚心务实、博学广师，不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本在“求益”，若有了一点知识，读了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则对个人修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颜氏家训·勉学》。
2.勤学
颜之推认为学者自身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成绩如何主要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教师，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才能学有所得，任何学习者都应勤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颜氏家训·勉学》。他指出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钝学累功，不妨精熟”。他认为只有勤学才能“博学”，才能对知识“皆欲根寻，得其原本”。
3.切磋
颜之推推崇《尚书》“好问则裕”与《礼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方能互相启迪，较快地增进知识与避免错误。如果“闭门读书，师心自是”，则会使自己寡闻少见，闭塞思路，不知纠己谬误，以致贻笑大方。
4.眼学
颜之推认为学习上最重要的是亲眼直接观察，获得知识，即“眼学”。他说：“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颜氏家训·勉学》。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学”，包括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对于书本知识，必须阅读典籍，查考原文。如此方可信受，方可转述。对于实践经验的知识，也必须经自己亲自实践。他对当时士大夫们既不勤学典籍，又无法去实践经验，仅靠道听途说而获得的“学问”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学问”不仅会以讹传讹，错误百出，而且会引导人们“贵耳贱目”，所以应该克服这种倾向。
1.闻鸡起舞
晋代的祖逖，小时候不爱读书，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愤读起书来，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把刘琨叫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不这样认为，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2.王泰让枣
南朝时梁国有个人叫王泰，字仲通，从小聪明好学，举止稳重。他只有几岁时，一天祖母把孙子们召集在一起，享受热闹温馨的家庭气氛。为了使场面更热烈，祖母特意把一大堆枣子、栗子抛散在床上，让孩子们去抢。孩子们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去抢，只有王泰一个人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大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去抢，王泰从容地说：“我不去拿，祖母也会分给我的。”人们见他如此冷静，料定他将来一定有出息。王泰果然不负众望，长大后官至吏部尚书。
3.王祥卧冰
王祥，字休征，晋代琅邪临沂人，达官后人，王祥生性极其孝顺。早年，他失去了母亲，继母朱氏对他不好，经常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所以王祥也失去了父亲的抚爱。父母经常叫他打扫牛身下的脏物，王祥对父母却更加恭顺，干活更加勤谨。当父母生病时，王祥昼夜不息，衣不解带地去伺候。每次父母吃汤药前，王祥都要亲口尝一尝。有一次，继母想吃活鱼，当时乃隆冬天气，天寒地冻，王祥解开自己的衣服，卧到冰上，想用自己的体温暖化坚冰，捉到活鱼。突然，坚冰自行裂开了，从河里跳出一对鲤鱼。王祥拿着鲤鱼，回去孝敬继母。
4.《颜氏家训》
该书是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南北朝时期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颜之推撰，七卷，共二十篇。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颜之推的早教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中包含丰富的早教思想，对当今家庭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他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从十月怀胎就应开始，教育子女要严慈相济，注意环境、语言对子女的影响等，这一点为今天的早教树立了历史依据。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父母对早教愈加重视，以致当今胎教书籍光盘繁多，难辨真伪；社会上早教机构林立，良莠不齐。早教市场十分火爆。其实，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是提倡父母躬身而为，尽量花时间在家庭中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将大把的金钱付给市场，让外人来教育子女。看来，当今父母认识到了早教的重要性，却对怎么进行有效的早教缺乏透彻的理解。
颜之推
1.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训诲。
2.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3.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而生孝矣。
4.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傅玄
5.习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6.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
7.宣德教者，莫明乎学。
8.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
9.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
10.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
11.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
12.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